谭启晓

我问过很多人，你知道杭州有座大佛寺吗？十有八九的人都说只知新昌有座大佛寺、金华有座大佛寺，没听说过杭州也有一座大佛寺。其实你错了，杭州不仅有一座大佛寺，在明、清时期，西湖大佛寺的名声还挺大，并不在新昌大佛寺之下。

我知道杭州有座大佛寺，也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当时我在铁道部工作，1966年8月，毛主席号召横扫四旧（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当年10月，在北京扫“四旧”时，我在一堆要焚烧的旧书中发现了一本“西湖风景”图片集，好奇地拿起来一翻，竟是一本清宣统年间拍摄的杭州西湖相片。所有相片我还都是第一次看到，太珍贵了。趁人不防之机，我将这本画册“收藏”了起来。后来慢慢细看，在众多相片之中就有一张“大佛寺”相片。根据相片的构图，大佛寺就在保俶塔下。作为杭州人的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杭州有座大佛寺？后来在吴晗主编、何乐之编写的“西湖史话”书中，也看到了“在西湖宝石山麓的昭庆寺旁有大佛寺”。

1974年10月，我从北京调回杭州工作。真巧，我工作的单位就在宝石山下北山街旁。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看到了一座摩崖石刻———大佛头像。经考证，这就是赫赫有名的秦始皇缆船石。据司马迁的《史记·秦始皇本记》中记载：“三十七年（注：公元前210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于九疑山，浮江下……过丹阳至钱塘。临浙江，水波恶，乃西百二十里从狭中渡。上会稽，祭大禹。”唐朝陆羽在《武林山记》中说：“钱塘门至缆维石，俗呼西石头……”元朝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说：“父老相传云，此石乃秦始皇系缆石，盖是时浙江耳。初无西湖之名，始皇将登会稽，为风浪所阻，故泊舟此处。”明朝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中称：大石佛旧传为秦始皇缆船石。宋宣和年间和尚思净将此石镌成半身佛像，饰以黄金，构殿复之，名为大石佛院，寺畔有相严院，苏子瞻治郡时，常判事于此。

据史料记载，大石佛寺最早因大火毁于元至元（公元1264－1294年）年间，明永乐（公元1403－1424年）年间，僧志琳重建，明成祖敕赐寺额“大佛禅寺”。明正德（公元1506－1521年）年间又对大佛寺进行修葺，并改名为“古石佛院”，现在大佛寺遗址的石壁上还刻有“正德辛巳秋仲监察御史施儒书‘古石佛院’”遗迹。清顺治（公元1644－1661年）年间，寺又得以重修。清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寺院再次遭到火烧。以后，一些和尚虽进行了修葺，据说，辛亥革命之后，由于长期失修，主大殿倒坍后，一直无人修葺。现在大殿内还有石供桌、石香炉、石门槛、石柱础等寺院建筑残迹。

1981年初，杭州日报打算将“北宋大佛头古迹值得整修”课题用内参形式上报给省委常委会、市委常委会，让我对大佛寺再作一次详细的调查。趁这个机会我们将大佛头拍成相片。就在调查期间，我又意外地发掘了乾隆皇帝曾三次（1765年、1780年、1784年）游览大佛寺后留下的御笔石碑。

省、市有关领导在看了内参后立即作了重要批示，要求认真保护好大佛寺遗迹。

1983年5月16日，经国务院批准的“杭州市城市总体规划”中明确大佛寺（秦缆石）要修复待开放。

今年，北山街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工程启动，遵循“保护历史的真实性，保持风貌完整性、维护生活延续性”的原则，我给杭州市委书记王国平写了一封信，详细叙述在北山街保护工程中宜修复西湖大佛寺。我的建议立即受到了王国平书记及市园林文物部门的高度重视。王国平书记作了批示“谭启晓同志的提议值得重视”，指示有关部门加以研究。大石佛寺被明确列为本次规划的一级文保点。根据这次规划及北山街环境整治的要求，将搬迁住户，对大石佛寺的建筑、大殿遗址以及周围环境进行整治，力求再现历史上大石佛寺的整体风貌。

我们相信，用不了几年，杭州大佛寺将以新的面貌迎接国内外来宾和游客的参观、游览。这对恢复古迹、发展旅游、推进申遗均会带来不可估量的作用和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