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兆祥先生讲的故事引起的故事

毛昭晰

1947年一个秋天的夜晚，在学校的操场上，我和几个爱好音乐的同学坐在土木系朱兆祥先生（朱先生系中科院力学所研究员、宁波大学第一任校长。当时他是浙大土木系助教。我是浙大史地系三年级学生。———作者注）的周围，听他给我们讲音乐。虽然唱机和唱片都是旧的，但音乐却是那样美，它仿佛和洒落在我们周围的月光融合在一起了。

和音乐一样动人心弦的是朱先生讲的美国黑人女低音歌唱家玛丽安·安特生的故事。现在我已全然想不起朱先生当时怎么会讲起这个故事的，因为那天我们听的唱片中并没有玛丽安·安特生的歌。可是这个故事却一直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心里。我后来查阅了许多音乐词典，关于玛丽安·安特生的条目大多比较简单。有的书上只写了短短的一句话：“Marian Anderson（1902—  ），美国女低音歌唱家”。朱先生讲述的故事不知出自何处？我对他渊博的知识不禁由衷地感到钦佩。

玛丽安·安特生出生在美国一个贫穷的家庭，她的爸爸是卖棒冰的，妈妈是一个洗衣妇。玛丽安·安特生自小喜爱音乐，六岁那年，她参加了当地教会的唱诗班。由于她的歌喉非常优美，因而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和赞赏，有一位声乐教师自愿教她练唱而不收一分钱的学费。玛丽安·安特生是唱诗班中最热心的歌手，有时女高音部缺人，唱诗班的负责人就请她去唱女高音。有时女低音部缺人，又请她去唱女低音，这锻炼了她宽广的音域，为她日后的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个人的进步总是离不开许多好心人的帮助，玛丽安·安特生也是一样。在她读高中的时候，她的校长带她去找费拉台尔菲亚一位非常有名的声乐教授波盖蒂。这位教授工作了一天，感到十分疲倦，他本来没有兴致接待这个女孩，可是当他听了玛丽安·安特生唱的“Deep river”（深深的河）时，却感动得哭了。他愿意尽自己的力量培养这位黑人姑娘。

1925年美国举行一次全国性的声乐比赛，波盖蒂教授鼓励她去报名。在比赛开始的时候，教授对她说：“不管评判员脸上出现怎样的表情，你一定要把最后一个音唱完。”

当玛丽安·安特生上场时，评判员们见到出来的是一个黑种人，脸上不禁流露出不屑一顾的神情。接着他们听到她的歌声，开始感到惊讶，继而深受感动，最后他们竟然违反比赛的规定，热烈地鼓起掌来。玛丽安·安特生终于在三百名参赛者中夺得了第一名。然而声乐比赛的胜利并没有给她带来好运。在美国这个种族偏见很深的国家，一些音乐商并不愿意和她签订音乐会的合同，她只能在黑人主持的音乐会上演唱。于是她决心到欧洲去寻找出路。

在美国遭到冷遇的玛丽安·安特生，在欧洲却受到热烈的欢迎。她到苏联去演出，原来的计划只有三个星期，结果却被挽留了六个月。在挪威，她本来只打算演唱六场，结果却唱了七十几场。巴黎歌剧院，自创建以来，只有奥地利小提琴家克累斯勒（kreisler）和俄罗斯钢琴家拉赫玛尼诺夫（rachmaninoff）卖过满座。玛丽安·安特生是第三个卖满座的人，这是一个音乐家所能得到的最高的荣誉。在奥地利的萨尔斯堡，她的演唱受到杰出的意大利指挥家托斯卡尼尼的赞扬，他说：“我今天听到的歌唱，真是一百年里也难得听到的。”在芬兰，玛丽安·安特生到著名的作曲家西贝柳斯家去作客，西贝柳斯听了她的歌十分感动。在告别的时候，西贝柳斯说：“对于你来说，我的屋子实在是太低了。”

玛丽安·安特生在欧洲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她的名声也传到了自己的祖国。三十年代中期，她回到美国。这时有人主持为她在华盛顿的林肯纪念堂举办一次音乐会，可是林肯纪念堂的负责人却说什么也不愿意把纪念堂的大厅租给一个黑人歌唱家。这件事激起了群众的愤怒。音乐会的主持人决定在林肯纪念堂前的广场上举行演唱会。那天晚上，广场上聚集了七万五千听众。当穿着白色长袍的玛丽安·安特生安详地站在纪念堂的台阶上的时候，人人凝神屏息，倾听她的歌唱。她唱了古诺的“Ave Maria”（圣母颂），柴可夫斯基的“None but the lonely heart”（寂寞的心），美国黑人歌曲“Deep river”以及其他许多歌曲。那美妙深沉的歌声，送得很远很远，就是站在最远处的人也能听得清清楚楚，那情景是多么令人感动啊！

朱先生的故事好象到这里就结束了，至少在我的记忆中是结束了。人的记忆，据说有自动筛选的功能。究竟筛去了什么？我自然无法回答。但是自从在那个月夜听了朱先生讲述的故事之后，我便有了一个梦。我梦想有一天我也能听到玛丽安·安特生的歌唱。我羡慕林肯纪念堂前的那些听众，我知道我不可能有那样的幸运。但是我总是幻想着我能在卖唱片的旧货摊上找到一张玛丽安·安特生灌制的唱片。尽管当时我是一个靠公费和半工半读吃饭的穷学生，就是在解放初期当研究生时，每个月的待遇也只有二十六个“折实单位”，换成人民币是十一元零几角，差不多只够付饭费。但我仍然常常到迎紫路和浣纱路的唱片摊，用口袋里仅有的几个钱去买旧唱片。那时候，找一套托斯卡尼尼指挥的交响乐或是海菲斯演奏的小提琴曲并不太困难，我甚至买到过最著名的男高音歌唱家卡鲁索唱的“0solemi0”（我的太阳），据说卡鲁索是歌唱家中第一个灌制唱片的人。我还买到过杰利唱的“La Donna e mobile”（女人善变）和其他一些名家演唱或演奏的名曲。可是苦苦的寻觅，却怎么也找不到玛丽安·安特生灌的唱片。

1953年十月初，我在湖州的一条小街上闲逛。无意中看到一家旧货店。隔着厚厚的玻璃，我看到店里一张八仙桌上有两大叠旧唱片和其他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堆放在一起。虽然我知道在湖州这样的地方是不太可能有我喜爱的古典音乐唱片的，但不看一看总觉得放心不下。于是我走进店里，把那些积满了灰尘的唱片一张一张地翻了起来。那些唱片大多是戏曲，还有一些庸俗不堪的黄色歌曲，这些都不是我所要的。到第二叠唱片快翻完的时候，我已经感到失望了，这时突然发现一张Victor出品的唱片，拿起来一看，曲名是“Deep river”，歌唱者的名字是“Marian Anderson”。那时候，我的心是那样的激动，拿着唱片的手不禁微微的发抖，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可是那唱片中间紫红色的圆底上，清清楚楚地用金色的字母印着Marian Anderson的名字。寻觅了多少年的梦，真的变成了现实，而且这现实比我原来梦想的还要好，因为在这张唱片下面，也就是第二叠唱片的最底部，还有两张Victor出品的唱片，全都是Marian Anderson唱的歌，一张是黑人民歌Tramping（流浪）。另外一张，一面是巴哈的曲子，用德文写着Komme susse tod（来吧，甜蜜的死），另外一面是古诺的Ave maria（圣母颂），这正是Marian Anderson在林肯纪念堂的台阶上唱的歌。当我捧着这三张珍贵的唱片回杭州的时候，心里的喜悦，真是无论用什么语言都难以表述的。那时我忽然想起，有一位同学曾经笑我是一个“爱幻想的人”。可是幻想者的执着的追求，常常可以使幻想变成现实。湖州街头的意外收获，看起来似乎是偶然的。但这正是不肯放弃任何一次机会的结果。“众里寻她干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没有干百度的寻觅，怎么会有蓦然相见的—刻呢？十分奇妙的是，在湖州旧货店的那两大叠唱片中，按照现在的说法可以称得上是“高雅音乐”或“严肃音乐”的只有三张，而这三张唱片竟然都是玛丽安·安特生唱的歌。这好象是老天爷对我那一片苦心的报偿。我是多么幸福，我真的听到了玛丽安·安特生的歌唱。“深深的河”，那带着希望和梦想的黑人的歌，使我的眼泪不知不觉地顺着脸颊流淌。

朱兆祥先生说得一点也不错，玛丽安·安特生真是一位非凡的歌唱家。她的歌声是那样的感人，她的音域是那样的宽广。她唱的tramping，给人的感觉好象是一个男声在歌唱，粗犷、低沉、痛苦、彷徨，对命运的控诉和反抗，这世界上有谁能像她那样真切地用歌声来表达美国黑人内心深处的感情呢？而她唱的Ave Maria和Komme susse tod却是纯粹的女高音，优美、虔诚，纯净得像是山里的清泉。还有那首Deep river却是蕴藏着无限深情的女中音。玛丽安·安特生的歌，给人的不是感官上、生理上声音的刺激，而是比感官所接触的世界更高更深的一种内在的感情。当我倾听她的歌唱的时候，我觉得我是深深地进入这种感情之中了。

自从有了玛丽安·安特生的唱片之后，我在学校主持音乐欣赏晚会时就常常介绍她的歌，并且把从朱先生那儿听到的故事讲给大家听，使每—位听众都知道黑人中也有极其优秀的歌唱家，那种认为有色人种是劣种人的种族偏见是毫无根据的。

当然我并不是说只有玛丽安·安特生的歌才是最好的音乐。除了她的歌曲之外，我也非常喜欢别的许多优秀的乐曲。但是玛丽安·安特生的唱片，因为有朱先生讲的难忘的故事，再加上我多年苦苦的寻觅，所以就显得特别珍贵了。

人的一生难免会碰到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不过最教人意想不到的是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在那个年代，我化了许多心血搜集到的几百张音乐唱片，包括玛丽安·安特生的唱片，—夜之间全都完了。梦的破灭和梦的成为现实一样，都像是一场梦。一切都好像是一场梦，但又明明不是梦。因为我真的找到过玛丽安·安特生的歌：直到现在，我还能真切地感觉到她的歌唱，那是在我的心底，那是永远不会消失的歌。

我并不想怨天尤人，比起那些进“牛棚”的，比起那些家破人亡的，我实在是很幸运的了。也许我在学生中人缘还好，也许是我的书呆子气帮了我的忙。据一些学生后来告诉我，他们曾经讨论过要不要把我关进“牛棚”。最后大家认为我“这个人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读书”，因此“没有资格进牛棚”。“牛棚”虽然没有资格进，但唱片却全都毁了。每当想起心爱的唱片，特别是玛丽安·安特生的唱片，我总觉得无限的惋惜和惆怅。

于是一切又从头开始。“文革”之后不久，我开始搜集音乐磁带，后来又搜集CD。只是直到现在我还没有找到过玛丽安·安特生的歌。

去年在日本，听说东京神保町书店街可以买到旧的胶木唱片，大多是古典音乐。这提醒了我，使我把视线扩大到胶木唱片。就这样，我又开始了艰难的跋涉，又开始了苦苦的寻觅。我的愿望很小很小，只是想找到玛丽安·安特生的一支歌。可是这个愿望的实现却很难很难，茫茫人寰，何处才能找到我心爱的歌呢？

朱兆祥先生，您可曾想到，四十八年前你不经意中讲述的一个故事，却引起了当时只有十八岁的一个学生的一生的求索。您可曾想到，那个可能您自己已经忘了的故事，却给了他无尽的悲欢苦乐。您该不会笑他太认真、太执着、太痴情吧。

我不是一个学音乐专业的人，我有许多别的事情要做。尤其是年近古稀，时间显得越来越不够用，但是只要有一点点空隙，我总是忘不了去搜寻磁带、CD或是唱片。从杭州的浣纱路到湖州的旧货店，到东京的神保町，多少个日子在期望和幻灭中流逝，但我却从来没有后悔。哪怕我再也找不到玛丽安·安特生的歌，我也决不灰心丧气，因为我拥有一个美丽的梦。

愿我的梦能再度成为现实。

愿世上所有善良人的梦都能成为现实。

（注：本文原发表在老浙大合唱团团友所编的内部通讯《浙大合唱团通讯》（第4期，1996年）上，2000年《爱乐》杂志征得作者同意后正式发表，但未征得作者同意删去了原文中抒发感情的几句话。现本刊予以全文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