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明耀

       钱钟书是大家公认的文化名人，文学大师。我有幸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在上海暨南大学外文系读书时，当过他的学生。那时候，我们这批学生就十分崇拜他的学问。上他的《文艺批评》课，听他流利、典雅的英语，就是一种文化享受。可是真正要听懂他的课，委实不容易。当时他还在上海一家文艺杂志发表了长篇小说《围城》，更使我们崇敬不已。

       建国以来，特别是文革以后，他的名气越来越大。全国掀起了钱钟书热，研究钱钟书的人越来越多，现在有人把这一现象称为“钱学”。我有自知之明，自己是一个愚庸的人，在学术上没有什么建树，不敢轻易写信去打扰他。拨乱反正以后，杭州大学外语系英国文学专家蒋炳贤和我，打算合作翻译一部十九世纪英国文学名著，是勃特勒创作的长篇小说《The way of All Flesh》，中文译名《众生之道》。我先通过我的同学、钱先生的得意门生宁波师范学院中文系吴全韬教授写信和钱先生联系，请他论证一下这部小说是否值得翻译。以后我们师生才开始通信联系。钱先生生前和我通过5次信，至今我依然小心保存着这5封珍贵的书信。从他的书信中可以清楚看出他的道德文章。他的书法，行云流水，非常端秀，属于学者型的书法家。为了缅怀钱钟书先生生前对我的教诲，我愿把他的书信公之于众。岁月如流，如今我从一个青年学子转眼之间成了一位行动迟缓，两鬓染霜，身患多种疾病的耄耋老人了，自知已活在人生边上，来日无多。如今我将钱先生的书信公布出来，目的只有一个，让读者诸君共同来感受这位大学者的精神风貌、丰富学识和人文胸怀，同时也可以欣赏他精湛的书法艺术。

       有的字看不清楚，必有误读，敬请方家和读者朋友赐正。

        第一封信（1982年）

       明耀同志：

       来函奉悉，祗忝愧汗。据全韬①言，君成就卓著，足见豪杰之士，虽受我之不良教学而未中毒，自幸罪过稍轻矣。大文②极清楚平整。然未言所据为研究资料者是何版本。Butler书十余年前由美国人Daniel Haward 据原稿加注，有英国Methuen 印行，我曾见之，乃知历来通行本绝非本来面目，布局情节已由Jones 大刀阔斧删改；前有长序，分析作者原意，尤切。此书已成为学术界公认必据之本，而吾国似知者不多。尊文是否系据此本？“文革”中我藏书多遗失者，不妨向大图书馆一询，或贵校径向英国购置，否则总属隔膜。承垂询敬陈供参考。弟明晨有远行，倚装作信，恕草草即致

       敬礼

        钱钟书上

        十月八日

        ① 吴全韬，暨大外文系1947年毕业，在校时受钱师赏识。宁波师院外国文学教授，兼攻中外比较文学研究。

       ② 大文指拙译《如此人生》前言，由我和蒋炳贤教授合写的，我们将书名改成《如此人生》，出版前先在《杭州大学学报》1981年第2期发表。

       背景说明：

       这是钱师第一次给我的信，他特别提到了Butler原著的版本问题，十分重要。钱师在暨大外文系作教授时，只有三十多岁，风华正茂，风度翩翩。他在系里声望甚高，他却自谦为“不良教学”。我是一个平庸学生，他却称为“豪杰之士”，足见他的幽默风趣，使我汗颜。他的书信日期，往往只写一个日期不写年份。

       第二封信（1983年）

       明耀学兄：

       奉函及大译，谢谢！想必良工精琢之作，容当细读。（旁注：书名即译得极好①，具备“信雅达”矣！）适近发表拙文中道及勃特勒，寄呈粲政②。愚为俗务所困，朔方先生③惠过，未得畅聆教益为憾。去年戏集古语为一联云：“天容闲处老，朋误远方来”，博一笑，即颂

        教安

       钱钟书上

       十二日

          ① 勃特勒的名著《The Way of All Flesh》，众译为《众生之道》，含义不明。后经蒋炳贤教授提议，改译为《如此人生》比较切题。

       ② 钱师随信附来的近作：《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发表于《抖擞》杂志1982年1月。文章开头就提及勃特勒：“勃特勒”（Samuel Butler）记载他碰见一个意大利男孩子，那孩子问他：“你们英国人准把朗费罗（Long Fellow）的诗读得很多吧！”他答：“不，我们不怎么读他的诗。”那孩子诧异道：“那是什么原因呢？他是一个很漂亮的诗人（a Very Pretty poet）呀！”这位惯持异见的作家显然过低估计了他本国人的阅读范围——或者说，过高估计了他们的鉴别水平。

         ③ 朔方先生即徐朔方，真名徐步奎，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汤显祖研究专家，2007年病故，终年84岁。

       背景说明：

       钱师对拙译《如此人生》（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评价过高，使我们愧不敢当。他信中所讲的“为俗冗所困”确是事实。中外来访者甚多，确实影响了他的研究工作；中外来信太多，也占去了他不少宝贵的时间，真是“做名人难啊！”他附来的大文是一篇高质量的中外诗歌的比较论文，他在附注上说：“此乃初稿，增订本见《新华文摘》本年4月号。”

       这次他将“同志”改称为“学兄”岂不愧煞人也，老学者们对写信人的称谓，往往十分客气，这也是中国文人的谦逊美德。

       第三封信（1983年）

       明耀学弟教席①：

       前得书，想将北来再会，初意可晤面，遂未作答。孰知洵如少陵诗所谓“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大驾抵京时，愚适为俗务所困，竟尔相左，怅憾之至，昨日李家小妹以尊笺及佳茗送至，益增感愧②。君子之交淡如水，茶已过浓矣。一笑，草此道谢并叩。

       暑安

       钱钟书敬白

       二十二日晚

        ① 全信无标点符号，标点为后加。

       ② 这一年我赴北方参加学术会议。因感钱师太忙，未敢打扰，故而写信向他问候，并托在《文艺报》当编辑的李健吾小女儿李维永小姐将信连同二小罐新龙井茶送至钱师，以表敬意。

       背景说明：

       这次钱师将“学兄”改称“学弟”，依然使我不敢当，我哪有资格当他的学弟！

       钱师在信中谈及“君子之交淡如水”，确是他的一贯作风，他从不收礼，而且也反对别人送礼，这是我第一次给他送新茶，原也是平常事，以后我不再给他送任何礼品了。

       第四封信（1984年）

       明耀同志：

       奉到来信，知将莅京。或可晤面，甚为欣慰。弟即在京，而人事历六，望届时先来一电话（电话号码，略——作者）相约，以免失迎。但约法在先，切勿馈赠，倘有厚赐，弟必面还，反添一番唇舌。馀待面谈，即颂

       暑安！

钱钟书上

七月十四日夜

       背景说明：

       钱师怕别人打扰，从不将宅电号码告诉别人。尽管如此，有些人还是能知晓钱师家的电话号码。这年赴京，钱师却先将电话号码告我，这算是看在师生情面，给我打开了方便之门。平时钱师拒绝来访有他的道理，他和夫人杨绛先生名气太大，如果来者不拒的话，必然访客如云，他们如何能安心治学呢？据说中外旅游者，均以一访钱师为荣。有云外宾到京如能登上长城、参观故宫、访问钱先生，方算不虚此行，但第三项目往往做不到。据说有一位英国女士读了《围城》以后，非常佩服，希望登门拜访钱先生，以目睹钱先生的风采，钱钟书先生在电话中答道：“假如你吃了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这幽默回答立即打消了那位女士渴望一见钱先生的愿望，这类婉言拒绝来访的电话是常事。

       另外，在这封信中他再一次提醒我，切勿带礼物去访问他，并在这句话下面加了黑点，我当然遵命，以免讨个没趣，可见钱师是一位非常清高的人。

        第五封信（1985年）

       明耀学兄：

       承过访，甚感，前日得来信，我倒后悔这次会晤了。我常说：“一捧便俗”，“一吹便伪”，在这一点上，我们一对倔老夫妇和许多人（例如你所熟悉的李先生）的人生观根本不同。我们拒绝中外采访者（包括电视记者）的事例，也许你有所风闻。不轻见生客，你这次来，事先约定，还转了李小姐①那里的弯。蒙你过爱，要记录印象，但朋友间私人谈话，公诸于世，便不是以朋友身份过访，而是以记者身份采访，犯了禁了，以后难再见面了。何况有些失实不妥的地方（我已用铅笔批出），又违反了采访的真实原则，直率陈词，请你见谅，尊稿奉还，即颂

       近祉！

 钱钟书上

 杨绛同候

九日夜

         ① 李小姐即李维永，李健吾的小女儿。

        背景说明：

       这是钱师生前给我最后一封信，这封信对我进行了直率的批评，对我触动很大，使我终生受益。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85年我去北方参加一次学术会议，回来时路过北京，我决心去拜访钱师，我对钱先生历来有敬畏之心，我的毕业论文由他指导，第一次送上去，被他退回，第二次送上去，才勉强通过。钱先生平时不苟言笑，那天上午9时我进门以后向他鞠躬致敬，他对我表示欢迎。我将新近在杭大学报上发表的论文《博马舍和他的费加罗三部曲》呈上请他指正。他随后指着桌上一大堆中外信件说：“我来信太多，光看信回信就占去了我不少时间。”他又从书架上拿出一本研究博马舍的法文书，对我讲：“研究博马舍最好能参考这本书。”我回答说：“我不懂法文。”时间过得飞快，我们闲谈了一会儿，一看手表已快10时了。我忙提出要求：“可否见一下钱师母杨绛先生？”钱先生当即点头说：“好吧，我进去看她有没有空，得征求她一下意见。”过了一会儿，他将杨绛先生从内室领出来了。杨绛先生面目清秀，虽已年老，但风度儒雅，一派学者风范。她和我谈及刚从西班牙和西欧一些国家访问归来的事，谈了十分钟光景，杨绛先生说道：“我还有事，不多陪了，真对不起。”我知道她译事很忙，不能多花她的时间，连忙告别了。事后我写了一篇访问记，记述了这次难得的会见，写好以后，我寄呈钱先生审阅。我知道如未征得他的同意，擅自拿出去公开发表，必然会引起他的愤怒。知道钱先生的人，都知道他为了专心治学，采取了“三不主义”，一不接见访客，二不接见新闻媒体的采访，三不参加一切会议。我的信、稿发出去以后，很快得到了钱先生的回信，这就是他的回信原貌。那篇访问记开头我就写：“我最近访问了蜚声中外的钱钟书先生。”他在蜚声中外四字旁边划上了两条杠杠，并批了一句：“什么蜚声中外？”在其他地方也划有杠杠。我接信以后。立即写信向他谢罪道歉。这就是钱先生的个性。至今，我依然将“访问记”压在抽斗内。

        结语：思不尽的钱钟书

       钱先生于1998年12月19日静静地闭上了他的双眼西去了，终年88岁。许多名人、学者对他的辞世表示了深切的哀悼，著名老作家柯灵对他的评价十分中肯：“钱先生灵心慧眼，明辨深思，热爱人生而超然物外，洞察世情而不染一尘，水晶般的透明与坚实，形成他立身处世的独特品格。”著名学者王元化评价说：“钱钟书先生逝世，意味着本世纪初涌现的一代学人的终结。钱先生学贯中西，融汇古今，他的治学态度和学术成就堪称一代学人中的一个代表，他的人品也是后辈学人的楷模。”

       钱先生辞世已十周年了，他留给后人的思念是无穷无尽的。怀念钱先生的同时，我们也时时思念杨绛先生，她曾在《我们仨》一书中，详细记录了他们一家三口的亲密关系。钱和杨不仅是一对恩爱夫妻，也是一对模范夫妻。他们心灵相通，一心治学，为中国的精神文明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杨绛先生已是96岁的高龄，她先失去爱女钱瑗，接着又失去了终生相伴的老伴钱钟书。她平静如水，淡泊名利，如今仍然笔耕不断。钱先生写过《写在人生边上》，杨先生推出了《走在人生边上》。在书中，她畅谈了个人的感悟，也在追问人生的价值。有读者称，这是一本解答人生终极问题的书。你想问的所有问题，在这本书里都可以找到答案。她是克服了高龄给身体带来的种种障碍的情况下完成此书的。他们夫妻为人一直保持着低调，他们的生活作风是三个“怕”：怕麻烦人、怕劳累人、怕打扰人。1990年，钱先生80大寿，家中电话闹翻了天，各界人士纷纷来电要为他举行祝寿活动，或开什么纪念会等等，都被他拒绝了。他认为这类活动是“招些不三不四的文人，讲些不痛不痒的废话，花些不明不白的冤钱”。他的话至今仍有深刻的现实意义，目前各类纪念会、研讨会、颁奖会、庆祝会，以及各式各样的会议多如牛毛，有些名人——要人每日疲于奔命，飞来飞去忙于讲话，指示，他们住高级宾馆，吃美食，出席豪华的会议，会后搞参观旅游活动，每人拎一袋高档礼品回家，不知花费老百姓多少血汗钱，想想钱先生的高尚品格，能不汗颜么？钱先生已驾鹤西去，杨先生还活着，她的头脑清晰，这本新书还不是她的封笔之作，她还谦称：“希望我离开人世之前，对我的新著指出错误，还能使我有所补益。”

       杨绛先生创作于上世纪40年代的喜剧《弄假成真》去年又在上海重新上演了。此剧创作于1943年，当时上海正处于日伪统治时期，政治环境险恶，文艺创作受到空前限制。为了生计，她在李健吾、陈麟瑞鼓励下，开始戏剧创作，这部戏就是那个时期的作品。由黄佐临导演，演出引起了轰动。《弄假成真》和她另一喜剧《称心如意》被称为杨绛创作中的“喜剧双璧”。当时有人介绍钱钟书时，常常冠以“杨绛的先生”，可见当时杨绛的人气有多旺。更令人想不到的是，正是钱钟书看罢此剧走出戏院时，才萌生写小说的念头，最终成就了《围城》的问世。杨绛先生闻说上海在“2007年上海国际艺术节”期间，在上海话剧舞台中心演出《弄假成真》，专门写了《“杨绛”和“杨季康”》一文，回忆当时演出的情况，并表达了她的又惊又喜、又感激又惭愧之情。她衷心祝愿演出成功。书写至此，我不禁叹云：伟哉，钱先生！美哉，杨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