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建模
突发事件，其特点是：猝不及防、破坏性大，且发生面广。突发，在社会各个领域均有可能，如地震、矿难、严重疫情，及聚众闹事的群体性事件等等。本文着重阐述群体性事件——这已成为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一大难题。
据《瞭望》新闻周刊披露：“1993年我国发生社会群体性事件0.87万起，2005年上升为8.7万起，2006年超过9万起，并一直保持上升势头。”数量的急剧上升，表明了问题的普遍与严重：从发生地来看，多半在县市，山高皇帝远；从性质来看，绝大多数是申告类维权诉求；从发展趋势来看，渐向大中城市蔓延，且数量与规模有增无减。去年，中央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条款一一罗列，内容全面详尽。但浏览之后，窃以为此法只是应急之措施，而非能治得根本。应急诚然有其必要，但若不从源头探究，不从釜底抽薪，只是扬汤止沸，纵能止息一时，恐终将酿成更大的祸患。
可忧的是民怨
可畏的是民愤
一件事情，从个人的正当诉求，演变为街头暴力，自有它的成因与过程，所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这便是一个量聚到质变的必然。当社会久久浸淫于不公不均不正不法的邪风恶习；当民众因地方官吏的种种扰民损民，危及其身家时，第一是忍耐，第二是申告，第三是上访，最后，便无奈地加入到闹事队伍中来了。这可以解释很多的突发事件，从源头上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譬如，08年6月贵州瓮安县发生的恶性群体事件，从几十人的请愿开始，到上万人的围观参与，打砸焚烧，这些人里面有一般民众，有拆迁户，有库区移民，甚至还有学生。
一个少女溺水身亡的死因问题，竟然引发如此激烈的官民冲突，实在骇人听闻。据有关部门统计，此次事件中，直接参与打砸烧的人员超过300人，现场围观群众在2万人以上，持续时间长达7个小时。瓮安县县委、县政府、县公安局、县民政局、县财政局被烧毁办公室160多间，损毁警车等交通工具42辆，受伤150余人，直接经济损失达1600多万元。
无论从参与人数，持续时间，冲突剧烈程度以及对国内国际的影响来看，瓮安事件都堪称“典型”。无需讳言，事件之所以失控，或有少数不法分子乘机破坏，但更大程度上，是久蓄的民怨发泄，或者说，是长久压抑下的民愤爆发！佐证之一，是一篇报道的叙述：“从大堰桥头到瓮安县政府，
这，便是隐藏于突发事件背后的真实原因。它并不像有些官员所宣称的，这一切都仅仅是因为“黑势力”的破坏和群众的“不明真相”。瓮安当地一家茶叶店的老板说：“公安机关不作为，黑恶势力才能横行。要说黑恶势力能够煽动这么多‘不明真相的群众’围攻县政府，只怕三岁小孩也不相信。”以史为鉴，“载舟之水也覆舟”，故云：可忧的是民怨，可畏的是民愤！
正义缺失与社会失衡
民怨何生，民愤何来？简而言之，便是社会正义的缺失。“正义”一词很是抽象，它所维护的是政治民主，司法公正，分配公平，人身自由平等。但十分遗憾，现实中我们仍不时看到社会的一些“不正义”。就说现在最热门的“房地产”吧，原本是个“大庇天下寒士”的好事，何以弄得怨声载道？房价越炒越高，市民们望房兴叹，徒唤奈何。是谁在炒作？有开发商，有从中获利的中介机构，有支撑的银行财团，恐怕还有某些地方官员在背后操弄吧。各地从政绩与GDP考虑，其财政收入的近半数，来自于批售地块，房产契税，并从由此而带动的相关行业中获取好处——故也就乐此而不疲。这样做肥了谁，损了谁，自是不言而喻。新楼越盖越多，旧房也就越拆越多，拆迁又由开发商主导，于是，矛盾冲突一触即发。但老百姓们即使抱成了团，比起气势如牛的开发商和公检法警，也只是个弱势群体。
再来看外流人员与农民工。他们处于社会最底层，干的是脏活累活险活，而所得收入仅够糊口，自然心怀怨懑，通常为拖欠工资、劳资纠纷，或因司法不公而上街头铤而走险，对社会秩序造成不少危害。据中国新闻网报导，仅2001年，苏州就收容遣返外流人员39000人次（未能收容遣返的恐十倍于此）。他们无业无钱，居无定所，食不继顿，其中便有偷盗行凶之徒，是社会群体中的移动雷管。在突发的闹事人群中，外流人员也占有相当比例。
可见，说社会失衡，是因为政治改革的滞缓，而导致社会正义的缺失，即多方位监督体制的缺位，使渎职与不法行为屡禁不止；分配的不均，造成贫富差距的不断拉大；司法的不公，造成维权的无力；腐败的屡禁不止，使改革蒙羞或受阻；尤为严重的是，它导致了价值观的颠倒——或曰道德的扭曲。
道德扭曲与治吏治本
失衡了的社会，它结出的一大恶果，便是道德的扭曲。“存在决定意识”，有什么样的社会土壤，便会孳生出什么样的道德意识。中国的传统文化和道德源远流长，虽亦有封建糟粕，但瑕不掩瑜，不失其仁义孝悌的光彩。“文革”时，极左路线肆虐：批斗抄家，焚古书，毁寺庙，砸古碑，传统文化道德玉石俱毁。自上世纪80年代后，世风忽变，以钻营投机为致富捷径，人人追名逐利，“向钱看”，贪欲因之而萌生，罪恶由此而猖獗，腐败于是而泛滥。道德的扭曲，造成了人们的“无信仰，无人格，无原则，无仁义诚信”，从而更加剧了社会风气的败坏，激化各种矛盾，使突发群体事件有增而无减。
世界金融风暴已起，我国亦不能幸免。失业率的上升，收入的减少，各种社会矛盾也将因此更为突出。值此之际，中央的一个举措引起了我的关注：即全国县委书记赴中央党校轮训。一是学习中央有关文件，二是研讨如何应对突发性事件。此举为六十年来之首见，它抓准了牛鼻子——从探究“突发”入手，整治县政。农村工作的枢纽在县，承上启下的是县委一把手，而“县”又是矛盾冲突的高发区，故此举一竿子插到了症结所在。受训者经耳提面命，不打折扣地准确领会中央精神与意图，对提高一把手的思想工作水平必有助益。而这也传递着一个信号，表明了从吏治到“治吏”的开始，促使县委书记们去认真思考问题，去深入观察社情，并仔细倾听民意。轮训学习与政策实施交替进行，倘若引导约束得法，加强问责制度，上下合力监督，并持之以恒，“山高皇帝远”的地方主义将会被扼制，某些地方官吏不公不正不法之恶习也会有所收敛。而这，也未尝不是由治吏迈向治本的可喜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