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建利

老杜名句云：“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古柏行》），极言孔明庙前古柏的高大，以象征其人格和功勋。孰料沈括不懂艺术夸张，在《梦溪笔谈》里责难杜甫不懂科学，把古柏写得太细长了。为此，后入聚讼纷纷，“辩”“驳”不休。无独有偶，小杜名句“千里莺啼绿映红”，亦遭明代学者杨慎讥评：“千里莺啼，谁人听得？千里绿映红，谁人见得？”坚信“千里”乃传抄之误，应改为“十里”。（不过，十里就听得见吗？）显然，沈括和杨慎误将艺术等同于科学了，故出此腐见。“历史文化名人潘金莲第19代玄孙西门不二向社会各界郑重宣布，不日将面向海内外公开招标拍卖珍贵历史文物———潘金莲竹竿一截。”并筹建“潘金莲竹竿研究会”和“潘金莲纪念馆”。笔者虽未见其全文，但从上文的调侃语气（“西门不二”“竹竿研究会”云云明白无误地告诉你）看，此显系一篇寓庄于谐的戏说文字。换言之，这是文学而非新闻、广告。但不幸的是有人较真了。《潘金莲独白》（原载《文汇报·笔会》后入《杂文选刊》2003、8）端起学术架子纵论潘金莲与西门庆“都是大作家妙笔生花、精心虚构的人物典型”，且《金瓶梅》中他们“从未生育过一子半女，哪来子嗣后代呢？说白了，纯属子虚乌有的幻影把戏。”作者愤然道：将潘金莲称为历史文化名人，“岂不是糟蹋历史文化，开了历史的大玩笑！”“这样的‘史家考证’，岂不是‘无中生有’，闭着眼睛瞎说。至于奴家的竹竿打着西门庆头巾一事，更属小说家言，艺术虚构，哪来半截‘历史文物’的竹竿子？”

问得好，说得是，点得准。言之凿凿，笔扫时弊，矢矢中的。但要命的是，人家并非真的拍卖历史文物，压根儿是杂文，无非借潘之酒杯浇胸中块垒，泄其怨怒之气。正象习见的借《红楼》《西游》《水浒》里的人物和情节讽世的杂文一样，万不可坐实当真。思及此，《潘》文就立不住了，犹如沙基造塔，不推自倒。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我的疑问是:作者一时失察，“大战风车”自说自话尚情有可愿，那么我们的编辑先生（且是大报名刊）是怎样把关的呢？想想似无失察的理由。

编辑的职业令人肃然起敬。记得蒋子龙有一妙喻，大意是:编辑就象混凝土里的钢筋，不可或缺但又看不见，默默为他人作嫁衣。笔者操角觚为文，自然少不了编辑们的一路提携和关爱。譬如《演讲与口才》的毛可敏先生，我始终铭感不忘。但毋须讳言，有的编辑学识、素养令人不敢恭维（至于文格，《文学自由谈》2001、1王英琦的《呼吁文坛公道》曾重炮轰击，快人快语）。低级错误在他的红笔下也能一溜而过。有时文稿面世了，但笔者惨淡经营的某些“华彩”句段不见了，成了刀下之鬼。这类轻删擅改让作者尴尬、无奈，闹出诸多芥蒂来。难怪有的编辑部要求不愿删改者特别注明，自有其操作上的苦衷。众所周知，编辑最可贵的是独具慧眼。慧眼从何而来？得之于胆识和学养，立之于“杂家”的知识基座之上，眼力与腕力共生互渗。当然更须历练。二十年前，王蒙疾呼作家要学者化。相比之下，窃以为编辑学者化应是题中应有之义。饱学如周振甫、张中行辈，可与文化昆仑钱钟书对话，实属编坛造化。

早些年北大一著名诗评家在赏析徐志摩的短诗《沙扬娜拉———赠日本女郎》时，不慎将“沙扬娜拉”（日语“再见”）说作人名，令人匪夷所思。曾任《人民文学》主编的某著名作家竟将黄庭坚的名句“江湖夜雨十年灯”，误为自家梦中得句，徒留笑柄。还有学者将韩愈的寓言《毛颖传》当传记分析，殊不知这是韩夫子的障眼法，此“传主”毛颖乃毛笔化身……凡此种种，固然是为文者治学不严偶尔走眼，但是，设若把关编辑学养深厚，慧眼如炬，红笔轻轻一勾，那可杜绝多少笑柄啊。避免出乖露丑的作者尤其是教授名流该如何感恩戴德。准此，新近行销坊间、专挑余秋雨硬伤的《石破天惊逗秋雨》，恐怕就没那么厚了。甚至我这块“豆腐干”也泡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