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伟志

邓伟志：1938年生，安徽省萧县人。曾任民进中央副主席，现为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全国政协常委。出版有《我的社会观》、《我的家庭观》等二十余部著作。

    【内容提要】和谐社会与小康社会是“一鸟两翅”的关系，是从斗争哲学向和谐哲学转变的重要体现。和谐社会是包容共生、结构合理、规范有序、运筹得当的社会。中国提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有社会均衡论等多种理论支撑，又是对国外理论的突破和发展。建设和谐社会重要的是协调阶级、阶层关系、城乡关系，要建立社会指标体系。

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中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命题。“和谐社会”的提出，是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认识的新发展。它表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布局已经由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三位一体，提升为包括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内的四位一体。这不只是量的增加，更重要的是认识上的一大飞跃。

一、“和谐社会”

提出的意义

《左传·襄》写道“八年之中，九合诸侯，如乐之和，无所不谐。”千百年来，中国人一直在追求政治和谐、社会和谐。20世纪80年代，国家的国民经济计划改称为“经济社会发展计划”。2002年中国共产党发出“社会更加和谐”的号召，2003年又提出协调经济与社会的关系。如今倡导的“和谐社会”，其中的“和谐”二字不只是指社会的一种状态，更重要的是用“和谐”为“社会”作了定性。因此，“和谐社会”一问世，便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英国外交部的一本刋物《北京共识》立即赞誉“中国的决策者正在寻求‘和谐’”。生活在“和谐社会”的人最能体会“和谐社会”的幸福；经历过社会冲突的人更懂得“和谐社会”的可贵。

中国人比较熟悉“小康社会”，应当看到“和谐社会”与“小康社会”是一鸟两翅的关系。“小康社会”主要是指经济上的目标；而“和谐社会”主要是指除了经济以外的社会目标。经济与社会是互为前提的。我们都喜欢讲“手中有粮，心中不慌”，这是完全正确的。不过，这只是问题的一面。请看世界上有多少“手中有粮”的人心中仍然很慌啊！这个简单的事实告诉我们：如果经济与社会之间不协调，一条腿长、一条腿短是不行的。社会是经济的环境，社会是经济的导向，社会是经济的动力。环境有好坏，导向有正误，动力有大小，只有和谐社会才是好环境，才是正导向，才是真实的动力，持久的动力。“小康”包含着“和谐”；“小康社会”期待“和谐社会”的到来。

中国人喜欢讲“社会稳定”，应当看到“和谐社会”与社会稳定是前后相继的关系。社会不稳定谈不上和谐。在实现了社会稳定以后，紧接着就应当向“和谐社会”迈进。“和谐社会”是“社会稳定”的更高阶段。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用现代人的经济眼光看，落后得很呐！为什么流传古千？还不是因为历朝历代的人都羡慕那既稳定而又“怡然自乐”的高度和谐吗？和谐是美，和谐是艺术。和谐使人心情舒畅，和谐能调动全社会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和谐”与“稳定”，一动一静，动、静结合，动、静相间，社会波浪式发展，螺旋式上升。

中国人已告别“斗争哲学”多年。那么，应当取“斗争哲学”而代之的是什么？今天明确了，是“和谐”哲学。“和谐社会”是“和谐”哲学的体现。事物之间有矛盾，也必然有斗争，可斗争是第二位的。斗争，不是为斗争而斗争。斗争是为了实现和谐社会和比较和谐的社会。尤其是在两大对立阶级基本消失以后，各种利益集团互补、互动，更应当以“和谐哲学”为指导。

那么，怎样一种社会才是“和谐社会”呢？“和谐社会”应当包括哪些内容呢？

二、“和谐社会”内涵

“和谐社会”至少应当包括以下三方面：

（1）“和谐社会”是社会资源兼容共生的社会。民族、宗教、党派、阶层是国家重要的社会资源。这些社会资源之间固然有这样那样的差异，但是它们都是共存、共生于一个社会之中。它们各有各的生命力。和谐社会就应当给它们谋取一定的物质利益，提供生存与发展的条件，从而把各类社会资源联合起来，形成合力。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反社会的势力。

（2）“和谐社会”是社会结构合理的社会。所谓“合理”，是说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也就是子系统之间有一个比较匀称、比较均衡、比较稳定的关系。这些子系统通常指的是人口结构、阶级结构、民族结构、职业结构、地区结构、家庭结构。社会结构是社会的框架。社会结构合理是社会和谐的前提。社会结构不合理，必然会把社会距离和社会矛盾拉大，与此相应的是社会张力也大。社会张力一大，社会冲突一触即发；反之，社会结构合理，社会距离适当，社会矛盾也会比较小，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社会管理、社会整合、社会控制的难度比较小，成本比较低，和谐社会容易建成。

（3）“和谐社会”是行为规范的社会。中国有句话，叫做“不以规矩无以成方圆”。社会的规矩是社会行为的准则。人生在世，无不需要制衡。“有条”则“不紊”。有轨才会减少越轨。磁悬浮也不是悬在天上的，有能够让列车浮起来的轨道。天上的飞机，海里的船，都有航道。有了交通规则，故意闯红灯的人便会大幅度减少。大家都按规矩办事，社会就会井然有序。规范的内容很广泛，风俗、道德、法律、纪律、宗教都属于社会规范。社会规范分成文与不成文两大类：法令、条例、规章、纪律以及一部分道德，为成文的；风俗习惯以及一部分道德为不成文的。法是强制性，虽有弹性，总体上是刚性。道德水准虽然也分层次，但是总体上是高层次的，比法律水准高。一个人只做到守法是当不了先进的。成文的、强制性的规范固然有效，不成文的、非强制性的，靠褒贬来规范的，能内化到心灵深处，更具有长效的功能。即使是超自然，超人间的宗教，也具有约束作用，有助于增强人的自控性。社会规范是社会控制的防火墙，是社会发展的支撑点。社会在前进，社会规范会更新。更新后的社会规范依然是整体推进的推进器。

（4）“和谐社会”是社会运筹得当的社会。所谓“社会运筹”，就是书本上常用的“社会整合”。意思是说在调节社会中不同群体的利益时，运掉自如，运筹决胜。手段不仅多样，而且高明、灵活，互相衔接，互相配合，互相依存，相得益彰。有了合理的社会结构和社会规范，如果没有高明的社会运筹，社会仍然难以和谐，说不定会浪费社会资源，甚至于会糟蹋了合理的社会结构，把本来合理的社会结构变得不合理。社会结构是人搭起的架子，社会规范也是人制订的，一句话，都是人运筹起来的。运筹得当，兼顾各方，兼容并包，各得其所，皆大欢喜；运筹得当，方能用尽可能低的社会成本，最大限度地发挥社会资源的作用。

三、“和谐社会”的

相关理论

建立兼容、有序的和谐社会，既是实践的需要，也是理论的呼唤。过去有些社会学家曾经或直接或间接、或系统或零星地描述、阐述过和谐社会。今天再回过头来重温一下这些观点，很容易明白：它们都是对和谐社会理论的支撑。

（1）社会均衡论（theory of social equilibrium）。这种理论认为社会生活的现象和结构虽然处在运动之中，但其结构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性形成社会中的一种特定现象，从而使社会体系得以均衡发展。这种理论认为社会是一个自我平衡的系统。在社会系统內部有一套维系、保持、调适和修复社会均衡状态的整合机制。一旦社会系统的某些部分遭到外部或外部力量的破坏而产生失调时，其它部分会自动予以调节并纠正失调，从而使社会系统重新回到均衡状态。他们认为：平衡是社会的常态，而变迁是暂时的，变迁最终是为了实现平衡。后来的“社会均衡论”者又把均衡分为稳定的均衡和不稳定的均衡两大基本类型。

使用“社会均衡”这一概念最系统的是美国社会学家T.帕森斯①，影响最大的是V.帕累托。他们在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出版了好几部论证社会均衡论的著作。其实，在他们之前，德国的卡尔·马克思②和英国社会学家H.斯宾塞③早在他们的著作中闪灼着均衡的思想光辉。孔德在创立社会学之初对“和谐”就有过详尽的阐述。在《实证哲学教程》第二卷第四章“社会组织”一节中，他写道：“在社会体系的整体和部分之间，总是存在着一种自发的和谐，社会体系的各个部分或早或迟都不可避免地要集合在一种完全符合其特性的模式中。显而易见，不仅政治制度和社会习俗之间，社会习俗和观念之间总是存在着相互间的联系；而且，进一步说，这一联系在一起的整体，从性质上说，也总是和人类整体发展的相应状态相联系的……”。④

（2）协和社会论（concord socie?鄄

ty）。这种理论认为，社会应当是为了共同利益而互相合作、协调行动的社会。由美国人类学家R.本尼迪克特在1941年讲演时首次提出，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A.马斯洛作了进一步阐述。他们把各种社会视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把社会成员之间“协和”的程度作为区别不同社会的尺度，他们提出了“高协和”社会和“低协和”社会的概念。所谓“高协和”社会，是指人们和睦相处，合作共事，财富的分配大体上是平均的。在“低协和”社会里，人们动辄争斗，彼此仇恨，取得财富的手段是压倒别人，在财富的分配上往往是两极分化。

（3）社会系统论（society sysicm）。这种理论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复杂的大系统，相互交叉，彼此渗透，形成错综复杂的网络。他们认为，最基本的系统是“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上层建筑”。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V．贝塔朗菲和巴克莱又把个人或群体为了达到既定的目标，不断调节、校正自已行为的过程，称作“社会系统的反馈过程”。

上述三种理论可以认为是“和谐社会”理论“鼎立”之“三足”。除此之外，也还有些与“和谐社会”相关的理论。这些理论都可以认为是“和谐社会”理论的先声。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所有这些“先声”无不有先天不足之处：第一，他们虽也看到有社会冲突存在，但是对社会冲突的强度和烈度估计不足，对社会冲突的二重性认识不足，更没有讲清楚社会冲突与社会和谐的关系。第二，他们对社会的自我调节看得过于简单。虽然归根结蒂是社会的自我调节，但是，这个过程是复杂的、痛苦的，是要付出沉重代价的。第三，更重要的是，他们忽略了在这个调节过程中要充分发挥人的作用。人既是社会的一个分子，同时人也是社会的对立面。人固然不能不适应社会，但是人能够能动地改造社会，建设社会。调节也好，整合也好，都是要靠人来运筹的。人是和谐社会的主力，人与社会的对立统一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动力。因此，作为和谐社会理论先声的理论，从产生的那一天起就受到学术界的批评。比如皮蒂里姆·索罗金（Pitirim sorokin）在他所撰写的《社会动力学与文化动力学》⑤中就提出了尖锐批评。随后又有更多的人提出质疑。先声夺人”又“失人”。对上述三论的批判，促进了理论的完善，激发了理论的提升。不久，就有人⑥把均衡分为稳定的均衡和不稳定的均衡，又把稳定的均衡分为动态均衡和静态均衡，从而增强了均衡论的说服力。

我们所要的和谐是变革中的和谐，发展中的和谐，是社会流动、社会变迁中的社会和谐。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谐社会是对以往各种相关理论的扬弃，是对以往各种相关理论的突破，是对以往各种相关理论的完善。

四、建设和谐社会

面临的难题

强调和谐，自然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有不和谐的问题存在。

（1）城乡之间不和谐。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在改革之初城乡差距迅速缩小，也就是说，一度趋向和谐。可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农民收入每况愈下。1996年农村人均收入增长率为9%，1997年增幅为4.6%，1998年增幅为4.2%，1999年增幅为3.8%，2000年增幅跌到了2.1%，从2001年起中央采取了一些措施，于是2001增幅提高到4.2%，2002年为4.8%，2003年为4.3%。一方面是农民人均收入下降，另一方面是农民的人均负担加重，这简直是：雪上加霜。其结果是把城乡差距拉大。城乡收入之比，1978为2.47∶1，1984为1.7∶1，到1994为2.6∶1，到了1997扩大为2.74∶1，2003年扩大到3.2∶1。这是统计数字，如果再考虑城市享有国家补贴、城市全是现金、农村多为实物等等因素，城乡收入实际上相差5—6倍。这样大的倍数是相当惊人的，也是十分可怕的。这样大的差距是社会的振荡器。

（2）区域之间不和谐。近年来，中国的东中西部之间的差距也是越拉越大。这表现在：①经济总量的差距越拉越大。从1980年到2003年，东部地区在全国经济总量的比重从50%上升到59%。与此同时，中西部则相应下降。②人均GDP的差距越拉越大。1980年东部地区比全国平均数高34%，2002年高53%；同期，中部地区从相当于全国平均数的88%下降为75%，西部地区从相当于全国平均数的70%下降为59%。③人均GDP的相对差距也是越拉越大。1980—2003年，西部与东部之比由1∶1.92扩大为1∶2.59，中部与东部之比由1∶1.53扩大为1∶2.03，西部与中部之比由1∶1.25扩大为1∶1.27。

（3）经济与社会之间不和谐。这里有四个“小的相对不和谐”。①经济增长与社会事业不和谐。我国的科教文卫体、安全还相当落后。比如教育经费只相当于GDP的百分之二点几，比印度、土耳其还低，仅为菲律宾的一半，不抵美国的二分之一。文盲在增多。失学率提高。美国的文化产业的产值达9000亿美元。我国文化产业的产值仅有120多亿美元，不及人家的一个小零头。在卫生方面，我国的卫生医疗体系，在世界卫生组织的191个成员国中，排在144名，比印尼和孟加拉国还落后。人均的卫生经费，我国只相当于非洲最穷的国家的一半。过去，90%以上的农民享受合作医疗，这几年是倒过来，90%以上的农民没有享受合作医疗。农民最怕的是生病，一病就穷，十个人生病十家穷。②经济增长与分配相对不和谐。财富增长一定要与社会分配的公平相协调。这是社会稳定的基本要求，这是社会和谐的起码条件。社会分配合理到什么程度，社会就和谐到什么程度。二者是有线性关系的。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衡量贫富差距用基尼系数，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我国1988年的基尼系数为0.341，1990年为0.343，1990年为0.343，1995年为0.389，1999年为0.394，2000年为0.417。韩国经济起飞的1965年为0.34，1970年为0.33。日本1999年为0.332，发达国家1990年的平均数为0.338。我国不仅高于平均数，而且已经为瑞典的2倍了。还有一个欧希玛指数测量法，也称五等分测量法。这就是把人口分为五等，五分之一最穷的，五分之一次穷的，五分之一中等的，五分之一次富的，五分之一最富的。按这五等人的收入占全国总收入的比例来看贫富差距。我国最穷的五分之一家庭收入占全国收入的4.27%，次穷的五分之一家庭收入占全国收入的9.12%，中等的五分之一家庭收入占全国收入的14.35%，次富的五分之一家庭收入占全国收入的21.13%，最富的五分之一家庭收入占全国收入的50.13%。我们都知道美国贫富差别很大，美国人也在指责美国的贫富差别太大。美国是多少呢？美国1990年，最穷的五分之一家庭收入占全国收入的4.6%，最富的五分之一家庭收入占全国收入的44.3%。⑦显而易见，从这个角度看，我国的贫富差距依然比美国还大。邓小平说：“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⑧道理就在这里。③经济增长与就业状况不和谐。按理说，经济增长必然会拉动就业率。活是人干出来的嘛！13年来中国的GDP以年均9.3%的幅度增长。奇怪的是，这么高的GDP增幅不仅没拉动就业率，反而把失业率拉动了起来。国家统计局统计的登记失业率是4.3%。国家民政部《2001年白皮书》公布的失业率是10%。这样大的反差是很不正常的。此外，农村还有2亿人口是富余劳动力，这是一个天文数字啊！④经济增长与人的发展不和谐。人是世界上最宝贵的因素。人的心理、生理、道德、文化都应该全面发展。可是，我们在很多地方是“认钱不认人”，“见物不见人”，“‘宠物’不宠人”。现在，我们的精神病发率还很高。中国卫生部1998年发表的统计数字显示，中国有5％的人患上不同程度的精神病和精神障碍，在每1000人当中便有13个精神病人。每年自杀的人数在28万以上，高于世界的平均数。每年在安全事故中丧生的达十几万人。我们的犯罪率居高不下。大案、要案、恶性案件时有发生。2003年查处的贪污受贿案18515件，其中标的额在千万元以上的有123件。查处贪污受贿的法官794人。2004年上半年，全国公安机关共受理治安案件292.3万起，同比上升1.6%。连幼儿的意外死亡率都高于许多国家。在把孩子当“小太阳”、“小皇帝”的今天，幼儿意外死亡率怎么会高的呢？发人深思！“以人为本”包括以后人为本。关心人，还包括会从全方位关心人。

解决问题是我们建设和谐社会的出发点。不和谐是我们建设和谐社会的起跳板。重要的是：如何建设？

注：

①见T.帕森斯著《社会理论》（The?鄄

ories of Society），1961年，第1卷第2章

②《〈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草稿》

③《第一原理》（First Principles），1892年，第22章

④孔德这种对社会系统的秩序或和谐的描述，影响了一批后来者，为以后在社会学中占主导地位的功能主义的产生作了铺垫。

⑤Social and Cultural Dynamics，1941年，第660-693页

⑥大     卫·伊斯顿，David Easton：《社会研究中均衡模式的范围》，载《行为科学》第1卷，1956年4月）

⑦参见王伟光著：《科学发展观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4年7月版

⑧《邓小平年谱》2004年版，第13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