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促进会浙江省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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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经历的沦陷生活

江明清(民进会员、金华汤溪中学高级教师):

    我的家庭是一个普通的家庭,是旧中国多灾多难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一提到日寇对我家及家乡的残害,不由我不切齿痛恨。

    1936年前,我父亲以浙江省国医学会会员的资格在杭州行医,母亲从杭州贫女习艺所毕业,被聘为教师,可算是一个美满的小家庭。

    然而,当日本鬼子的铁蹄踏入我大好河山以后,这个美满的小家庭便同全中国千千万万个家庭一样,落入了火炕。

    那是1936年下半年,父亲带杭州籍母亲第一次回衢州常山县老家探亲,准备在老家过了年之后,再返回杭州工作。谁知道,这个平常不过的计划,却成了一个遥遥无期的梦。父母离开杭州不久,杭州就被横行霸道的日寇强占了。日本鬼子的铁蹄践踏了美丽的杭州城,杭州的百姓四处奔逃,过着沦陷后居无定所的生活。从此我的父母和杭州的亲戚断绝了音信。外祖父不知流落到何处,母亲的七个弟妹及所有亲属,音信全无,断绝了回杭州的所有门路。

    赤手空拳的父母衣食无着,只好在常山以技谋生。然而动乱中的常山也失常了。父亲要挂牌行医,当时的反动政府要他交三百块银元。连饭都吃不上的人哪有这笔巨款?!无奈父亲只得做土郎中维持生计。母亲则经多方求助,最后到邻县开化的一个偏僻山村教书。

    日寇的铁蹄很快窜到了浙西偏僻的小山村,1942年,日寇已经侵占了常山,家乡人民陷入了水深火热。

    1942年我刚出生几个月,日寇把狂轰滥炸残酷杀害中国人的三光政策从大城市推向了小县城,又从县城推向了全县的每一个角落,连偏僻的小山村也难逃劫难。

空中隆隆的飞机声经常扰乱人们的正常生活,恐惧的消息随着逃难人不断带进小山村。家乡不知烧掉了多少房子,炸死了多少人。学校为了孩子们能及时和家人一起逃难,就放了假。

    就在放假的第二天下午,母亲教书的学校被日寇的炸弹炸毁了。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把整个村子都震撼了。此时我们刚好在一个学生家里,幸免于难。一个校工腿被炸断,从厕所破洞中爬出来的。学校附近的房子被炸倒塌,死了六个人,伤了二十几人。

     父母亲从废墟里挖出了一点东西,用破箩筐挑着我和二姐,母亲拉着五岁的大姐,随着难民们到处奔波,整天为躲日本人而提心吊胆。日寇的飞机丧心病狂逞淫威,我们这批难民躲藏在三个小山崖边,敌机发现有小孩在奔跑,就俯冲投了炸弹,爆炸声中夹着哀叫的嘶喊,横飞的血肉,四散开来,连蛰伏在池塘边的一个人也被炸死了,肚肠流到塘中,满塘血红,惊心动魄,惨不忍睹。这一次又死了五个人,伤了六七个人,留下了日寇血淋淋的印迹。

    临近杨村的百姓怒火中烧,在日寇必经的高坡峻岭中将道路破坏了。一队日寇的骑兵,翻不上岭,马匹嘶鸣不已,只好退下岭去。人们正在庆贺胜利之时,第二天下午,日寇在汉奸的带领下,绕道到达杨村。全村的人都逃到后山去了。日寇的指挥官下令放火烧房子。一百多户人家的村子在一片火海之中。躲在后山的人们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家在大火中焚烧,成了一片废墟。

    惶恐的日子使得我们动荡不安,翻山沟,蹲山洞成了当时的主要差事。有时,有的人一看到我们去躲避,马上就转移地方,因为我们家五个人有三个是不懂事的小孩,一声啼哭就可能带来灭顶之灾。人家走了,我们又不敢单独留在那儿,就经常盲目地乱窜。

    一次,疲惫的父亲挑担走在山坡的小路上,突然呼啸而来的日寇飞机竟低低地冲了过来。还没来得及看清当时的情景,一股巨大的狂风把我们一家人刮到了路边的深沟里。父亲扶起箩筐时,大人、小孩都血迹斑斑。出生才几个月的我脸色苍白,四肢抽搐,呼吸停止。幸好父亲是中医,用沟中的水和唯一带在身上的银针,竭力施行抢救,总算是捡回一条命。从此以后,我这个原本胖胖的小孩,就越来越消瘦了。人们都说我的魂被吓丢了,不久会死的。我们的家不再到处乱跑了,以一条山沟做落脚点住了下来。父亲经常出去找点吃的,过着提心吊胆,饥寒交迫的生活。我的二姐出现全身浮肿,就是当医生的父亲也无回天之力,最后眼睁睁地看着她惨死在我母亲的怀中。那时,她只有三岁,她幼小的生命是被日本鬼子夺去的。我的大姐满身生了恶疮,烂得流毒水,几天后烂肉就掉下来,身上成了一个凹洞,流着浓血。全凭父亲的草药给治好了。至今我大姐身上还留下了很多伤疤,脸上都未能幸免。

    当地除了被炸死,被枪弹打死的人以外,老人和小孩因饥饿疾病死得最多。当时无法掩埋,小孩就被扔进村口的一个乱石坑里,臭气逼人,经常白天都可以看到蛇在吃死人肉。据当地人回忆,年龄在十岁以下的人,十个死掉了四个。多么触目惊心啊!

    我叔父住在常山县城,靠卖豆腐为生。家中有我的祖母,一个哑巴的婶娘,三个小孩。为了生存,叔父只好外出卖豆腐,却被日寇抓去做挑夫。挑不动,走不快就遭脚踢、鞭子抽或枪托打。后来吐血了,还不放他。最后把他小腿骨打断。祖母在重病中死去,六岁的大女儿染上了天花,无药治而死,小儿子只有两岁,被一个日本鬼子提着脚抛了出去,头被撞进了胸膛,成了驼背,只有1.42米高,终身未能娶妻。

    解放后,我母亲费尽千辛万苦找到了失散23年的亲人。后来才得知,杭州在1937年被日寇侵占后,外祖父一家人逃得四处离散。大舅父向南逃,一路流浪,做苦工,最后到了广西。二舅父因生活所逼,过继给他人做儿子。二姨妈坐火车时被日本飞机炸死,怀中还有两岁的儿子。她的家人后来只找到她破碎的衣片和小孩的一只鞋子。三姨妈逃到淞江,给人做了童养媳。

    我家的遭遇只是当时我家乡千百个遭难家庭的缩影。日本鬼子在中国犯下的涛天罪行,是罄竹难书的。

 

    姜洪水(民进会员、江山教师进修学校退休教师):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从此,中国进入了八年浴血抗战时期。

    60多年过去了,回忆起我儿时经历过的抗战生活,至今仍是历历在目:

    1938年,我到江山礼贤乡中心小学读高小,还未进校,便见校门旁写着“头可断,血可流,国土不可失!”的大字标语。走进教室,看见黑板上方墙上写着“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十二个大字。那时,爱国抗日的宣传教育搞得热火朝天。学校里经常教唱爱国歌曲,如《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游击队歌》、《牺牲已到最后关头》等等。县里下乡宣传的政工队也到我们学校来教唱:“这儿有几件衣裳,这儿有一点干粮,送给我们的勇士,奔赴那神圣的战场……”有一次,老师教我们唱《松花江上》,歌未唱完,全班同学都失声伏在课桌上痛哭起来。还记得有一天晚上,学校操场上放无声电影,电影里的难民无家可归,衣破食乏,怀中婴儿嗷嗷待哺。我们被激发得心潮澎湃,对日本鬼子恨之入骨,盼望着快快长大,上前线杀敌。

    那里学校里开设了“战时常识课”,包括防空、防毒、急救等内容。我个子小,坐在第一排。老师在讲急救知识时,就把我当伤员作示范教学。我躺在讲台上,老师边讲边做着如何包扎、怎样背负的动作……

    1942年,日寇发动了浙赣战役。6月10日,日军侵入江山县城。接着在江山城乡多处建立烧杀掳掠大本营。盘踞在淤头镇大埂村的鬼子,经常东渡须江到礼贤、新庄、山塘等村来扫荡。那时,我们天未亮就要起来烧好饭,早早吃完饭,随时准备躲避。村里每天都派人在后门山顶观察动静,周围各村都有人在山顶望风。看见邻村山顶望风人撤下了,就通知村人向那个方向逃避。

    记得有一次,镇上亲戚怕飞机轰炸,逃到我家。飞机正在远处盘旋并投弹,家里的窗玻璃被震得乱响。大人们怕飞机上扫射机枪,连忙把两个孩子拉在饭桌下藏好,桌上盖了三床棉被。

    那年我16岁,我的任务是赶着家中的大水牛躲避鬼子,免得让他们把牛抢去杀掉。一天,鬼子来得特别早,出人意料。我仓猝间只好躲在村后水塘角落的树荫下,很快便被鬼子发现并抓去了。鬼子命我挑两笼鸡到邻村,我乘鬼子又去掳掠之机,逃脱了鬼子的魔掌。

    一天,鬼子在我们村放火,我叔父的二间房子被烧得只剩一片瓦砾。农历七月初七日,村里年逾花甲的姜元存爷爷,被万恶的日本鬼子从背后一枪打死,惨不忍睹。

    鬼子自6月10日窜进江山城,8月9日在仙霞岭战役中惨败,8月23日,他们终于溃退了。日军撤出江山后,我们把原先防鬼子放火而投入水塘的木器家具重新打捞上来使用。

    日本鬼子溃退后,他们空投的毒菌又在我们身上传播发作,全村生疮烂腿的人不计其数。至今我的小腿上还留着好几个大伤疤。我们千万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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