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和巴金的一次偶然相见

张一芳

　　1972年的某一天，乡友连金法从杭州来信，托我到上海时，顺便捎带几斤“开洋”，给一位名叫陈仲贤的同志。陈仲贤同志原是《中国建设》杂志的法文记者，当时已调到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外文编译室，为《译文》季刊做法文翻译和编辑。

《中国建设》杂志的主办单位是宋庆龄创办的中国福利基金会，是向世界介绍中国社会情况的窗口之一。1963年，失去双臂而以坚强的毅力学习进取的连金法，成为全国少年儿童的楷模，他的事迹在全国各大报刊登以后，《中国建设》杂志紧接着就作了报道。当时的记者就是陈仲贤同志，他在以后的几年中还一直关注着他，从而成为一对好朋友。连金法成为工农兵学员在杭州大学读书时，陈仲贤还专程来杭州看望过他。

　　那时我在乡镇企业当供销员，一年到头在全国各地跑。南下北上或西去，上海既是中转站，也是落脚点。那时还是举国上下政治热情高涨、而物资却是相对匮乏的年代。很多生活必需品，都是限额供应，是要凭票的。玉环渔区三元一斤的虾米（雅号被称为“开洋”的就是它），对于大都市的人来说是稀罕物，对于少有门道的文化人来说，更如珍稀难求。连金法这一拜托，我得以经常到延安中路的编译室走动；也就是这样的机会，我在那里见到了巴金。

　　那个年代，那时候的巴金，文艺界没有自己的天空。反动权威、牛鬼蛇神的帽子，不把人压死也会把人压得没办法喘气，能以各种方式活着，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巴金在经受连续几年的放逐、劳动以及连轴转的批斗之后，正是在1973年，因为妻子萧珊的病逝，69岁的他，从郊区松江县回到作家协会和已被挤占得只剩十多平方米的家。第二年9月，上海市委因为周恩来总理的干预和其它方面的压力，对巴金作出决定，就是有名的“四句话，两层意思”：一是“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戴反革命帽子”；二是“发给生活费，可以搞点翻译。”这样，在把巴金稍作松绑的同时，也留下潜台词，并对他的工作也有所限制。有一段时间，巴金老先生被“请”到编译室，一边自己重译屠格涅夫的《处女地》，一边听候外文翻译（主要是法文）在文法和句法上的随时请教。但戴着红袖箍的工宣队员的身影，会时不时地出现在窗前和门隙。

　　那时，我已和这里的人混熟了。门卫都认得我这张脸，一扬手，就免了登记的手续。进了大门就是里边的人了，有时我会在那里看一整天的书，中午就在食堂吃饭。排队打饭时偶尔会看到巴老，他总是打了饭菜就回办公室去。其他人也差不多，一般相互都不会多说话。

　　记得有一次我回过一趟玉环再去编译室，陈仲贤如以往几次一样，又拿了一包开洋到隔壁的房间去，我知道巴老就在这一间。那一天晚上，陈仲贤和他的同事陆绶英、路修，我们一起在南京路的成都饭店吃川菜。

　　编译室是我乐意去的地方，那里有很多书。比较一般只能读到《艳阳天》、《金光大道》和《火红的年代》的读者，我是幸运的。我读契诃夫，读司汤达、大仲马、小仲马、莫泊桑和福楼拜，读《少女贞德》、《红与黑》、《唐璜》、《包法利夫人》和《九三年》；也读《莎士比亚全集》和《普希金全集》。后来我可以把书带回到旅馆去，只不过要做得很鬼祟，得把所带的书夹在“红色”书籍中用报纸包好带出去；在旅馆里也得在看过之后锁在床头柜子里。

　　一次看工宣队员的身影刚转过去，陆绶英示意我到隔壁间去一下，并嘱咐我“不要久留”。就这样我和巴老有了当面交谈的机会。

　　其实我一点也没有进入到见着了崇仰的大人物心里就会掀起波澜、以及情绪激动热血涌的状态，也就是平常不过的样子。这不是因为这个泰斗级人物和他如雷贯耳的名字如他家喻户晓的著作，这时也正同他的处境一样处于低调；而是他当时坐在一把破旧的藤椅上那种情态和平静的面容，除了慈善的老人这样的描述之外，再搜索不到合适词汇的那一种。

　　我坐在巴老桌前，他笑着说：你们家乡的开洋真好。我们在做文章的时候，抓一个在嘴里嚼嚼，还是蛮有味道的。这时我开始觉得好惊讶哟，开洋怎么可以这样吃！二十多年后和县志办的同志一起送稿到上海，责任编辑路修同志一眼就认出我。暇余忆起这段往事，他说：我们也这样，都是跟他学的；这同嚼杨梅干和话梅是同一个理。

　　其他谈了些什么，都记不得了，大概是简单听我述说中道辍学、当过渔民，和开洋是怎么做出来、怎样辨别新鲜度之类，纯粹是一些家常话。他给我的两句话，却是记得很清楚的。一是问我懂不懂外文，并说，能读原著要比读翻译出来的好，没有译者个人因素的影响。二是多读书肯定有好处，总有一天会用得着，说不定将来还能写点什么……

　　那天下午，在门口，我被工宣队的老李叫住了。他脸向着别处，话却是撂给我听的，意思是说：你和别人不一样，你屁股一转就走掉了……，再说他也不能没人说说话……上面给我们有任务，其实我们也很敬重他，不想出点什么事……等等。话语中既有直率也有隐含的东西，让我琢磨老半天。

　　粉碎“四人帮”以后，巴老获得真正的解放，回到作协去办公。1979年春节过后，是我作为供销员的最后一次出差到上海，陈仲贤已回到新闻单位，并且将要到新华社香港分社；我也要到县文化馆工作了。这次是我作东，在成都饭店和上海的朋友告别。陈仲贤才告诉我，上次在这里吃饭，是巴老托他请的客。

　　三十多年过去了，想起这一段往事，心里总觉得沉甸甸的。三元钱一斤的开洋，钱我是一分也没有拉下，不照收谁也不肯，这是文化人的死理，可是成都饭店的一餐饭，虽然那时的开销并不大，说他是一个巨匠对一个小人物的礼节不为过吧？而那些拉家常中说出的话，让我今生今世铭记着。那么普普通通看来也不过是随口而出的话语，平直而且不带任何修饰词素，对一个挚爱文学的青年来说，说是指点也不为过，说是期望也不为过。

　　从那以后，巴老不是那么容易见得着了，只在报上见，也在书里见。一个巨人的身影，我在遥远的地方仰望着；如今他走了，我也只在遥远的地方作一番心祭。

有你在，灯亮着；你走了，心亮着！

　　（作者为民进会员、原玉环县文联主席、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