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启晓
2001年12月21日，杭州日报刊登了一则新闻：昨日上午千年古寺净慈禅寺洋溢着节日气氛，在数百名游客的热烈掌声中，重建的“南屏晚钟”御碑终于掀开了“大红盖头”与广大市民和中外游客见面。
专门收集杭州西湖十景御碑拓片的我，见了这篇报道为之振奋，久盼的“南屏晚钟”御碑终于重建了！第二天一早，我就专程去净慈寺为重建的御碑拍照并进行拓片。我知道，在西湖十景御碑中，除最完整地保留了清时原始碑的“曲院风荷”御碑和虽然也是清时的原始碑却在文革期间被砸成“三段”的“苏堤春晓”御碑外，别的碑都是在1979年根据康熙皇帝的御笔字样仿制的（“雷峰夕照”御碑因雷峰塔还未重建，故御碑尚未重建）。因当时找不到乾隆皇帝为十景题诗的字样，故正反面都是康熙皇帝题景名的字迹。在文化大革命前到过杭州西湖的人都知道，每块西湖十景御碑，正面是康熙叁拾捌年（公元1699年）叁月贰拾陆日康熙皇帝第3次巡视西湖时的景名题字；背面是乾隆皇帝第一次来杭州巡视（辛未年，即公元1751年）时为景点作的七绝诗；碑的左侧为乾隆皇帝第二次来杭州巡视（丁丑年，即公元1757年）时为上一首诗的叠前韵诗；碑的右侧为乾隆皇帝第三次来杭州巡视（壬午年，即公元1762年）时为第一首诗的再叠前韵诗。乾隆皇帝第四次来杭州巡视（乙酉年，即公元1765年）时所写的诗往往刻在御碑的帽头上。而这次重建“南屏晚钟”的御碑，则成了两块：净慈寺左侧御碑亭刻着正反面都是康熙皇帝为景名写的题字，右侧御碑亭刻着乾隆皇帝四次来杭州巡视时为景点作的七绝诗。明显与原来的御碑格式不一样。
为了弄清究竟，我先请教了在净慈寺旁边居住了74年的老杭州人吕树德先生。他告诉我说：“最早的‘南屏晚钟’御碑亭在净慈寺放生池的边上，辛亥革命（公元1911年）后修建的南山路刚好铺在净慈寺天王殿（金刚殿）和放生池之间，于是将御碑亭改建在天王殿前的东侧了。御碑亭是新建的，而御碑还是原来那块御碑。在天王殿前的西侧，也建了一座亭，亭内树了一块‘重建净慈寺的碑记’，碑体要比现在这块御碑大得多。因我家就在净慈寺的旁边，小时一有空就去寺内玩耍，御碑前后左右的情况至今还历历在目，甚至还能将御碑上的诗文背下来。2001年下半年在重建御碑的施工过程中，我就向施工部门提出为什么不按原样恢复的疑问，施工部门负责人说，我们是根据杭州市园文局的要求进行施工的，以前是什么样子我们也不知道。详细情况，你可以找他们了解。”
按照吕树德先生提供的情况，我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权威的解释单位——杭州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并采访了党组书记兼局长赵一新同志，了解到了“南屏晚钟”御碑重建的前前后后：
赵一新同志曾在杭州市委统战部内事办工作过，在此期间，因整理资料发现了一份1984年杭州市政府的文件——关于征集净慈寺文革中散失资料的通知，文中说，原净慈寺文化底蕴深厚，后因文化大革命，有价值的东西荡然无存……看了这个文件，赵一新感触很深，并从此萌发了一个愿望：要把丢失的文物找回来，恢复净慈寺当年的盛况，为杭州的宗教事业和旅游事业出一份力。赵一新出生在文化人之家，父母均从事文化工作，舅舅原是浙江图书馆馆长，而原省文物局局长毛昭晰又是他的老师，从小的熏陶和耳濡目染，使他对历史文物的热爱不同于常人。后来，他被调到杭州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因工作关系，对佛教接触多了，对庙宇也日渐关注。他知道，杭州市最著名的庙宇不外乎灵隐寺和净慈寺。西湖十景中“南屏晚钟”相关的主要景点就是净慈寺。“南屏晚钟”在国内外享有很好的声誉，很多人都知道。可是，其他的西湖十景，除“雷峰夕照”外，都已重新建立了御碑亭。因雷峰塔当时尚未重建，不建御碑亭还情有可原。而净慈寺早在上世纪80年代已经修复好，原来的御碑亭还在，不立御碑，确实有点说不过去。不们不止一次向园文局和民族宗教事务局提出要尽快重建“南屏晚钟”御碑，于是，这件事情被提到了议事日程上。
为了尽可能恢复历史原貌，民宗局专门组织人员花费大量精力找寻历史资料，他们先从当地的博物馆、图书馆查起，查不到碑文拓片。又托人到北京故宫、南京历史档案馆查，还是没有找到。赵一新等人还利用休息天到收藏品市场寻觅，并请教一些文物专家和当地居民，请他们指点迷津。有人说，文化大革命期间被砸坏的原碑做了房子的基石，再要挖出来是不可能的。他们又给有关单位发了很多信，收获也不是很大。不过，他们也找出了一些规律性的东西。不久，康熙皇帝御题的“南屏晚钟”四个大字的拓片找到了，周围的一些小字，均可在杭州的另外一些西湖十景碑中拓来，不碍大事，就是乾隆皇帝的几次题词还收集得不全、不完整，要恢复旧貌看来是不太可能了。然而，皇天不负有心人，事情在不经意间却有了转机。一次，赵一新在和江干区统战部部长谈及工作时，顺便地提到了想修复“南屏晚钟”御碑而遭遇到的困难，那位部长说：“我有个舅舅在上海，是个离休干部，我在他家里看到他收集了杭州的不少碑刻，不知有没有南屏晚钟乾隆皇帝的碑刻”。他提供的信息，尤如黑暗中透出的一缕曙光，让赵一新大为振奋。他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在一个双休日乘车专程去上海拜望了部长的舅舅、上海黄埔区少年宫离休干部朱浩泉。在他家，果然有赵一新梦寐以求的南屏晚钟乾隆皇帝题词拓片，他如获至宝。这下修复南屏晚钟御碑有希望了。
有了拓本，字是有了，但要刻到碑上去，还要知道每行有几个字。为此，他们又专程到杭州碑林请教碑林文保所所长、书法家陈林。陈林把碑拓片复印了，剪成一个个单字来拼接。每幅题诗，都搞了第一方案、第二方案，然后请毛昭晰、林正秋、毛伯明、祝建平等专家和领导过目，提出他们的看法，最后确定了方案。两块碑石，是从北京房山采来的。还请了市佛教协会一同去北京选石，石头采来后，又请了一位高级刻字师傅，在杭州的乡下刻好了碑。
当杭州市委书记王国平知道这件事后，批了八个字“劳苦功高 难能可贵”，他还亲自视察了施工现场。
说到为什么原来的“南屏晚钟”御碑只有一块，重建时却把康熙皇帝的题景名和乾隆皇帝的题诗分成两块时，赵一新说：“辛亥革命后，因修马路将原‘南屏晚钟’御碑从净慈寺放生池的东侧移到天王殿前的东侧后，西侧又建了一个‘重修净慈寺的碑记’亭。文革期间，两块碑都砸了，但两座亭子仍在。鉴于‘重修净慈寺的碑记’及其拓片无法寻觅到，我们只能将计就计，把康熙皇帝的题景名与乾隆皇帝的四次题诗分列两个亭中，我们以为这样的安排比较妥当的。”
在2001年12月20日的揭碑仪式上，全国人大常委、著名历史学家毛昭晰，杭州市副市长项勤，市佛教协会副会长定本法师，无偿提供御碑拓片资料的上海市黄埔区少年宫离休干部朱浩泉一起为“南屏晚钟”景碑和诗碑揭了碑。而为重建“南屏晚钟”御碑呕心沥血，做出了很大贡献的赵一新局长却退到了幕后，他说：这是大家的功劳。我作为市宗教协会的负责人，这是我应该做的。不管怎样，我为重建净慈寺“南屏晚钟”御碑做了些力所能及的工作，看到御碑重新立起来，我就感到高兴，感到欣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