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民进浙江省委会常委、浙江省特级专家蔡秀军
王晓玮 姜红雨
25年前,18岁的蔡秀军带着满脸稚气,离开家乡温岭来到杭州,踌躇满志地跨入浙江医科大学的校门,从此也跨上了一条足以影响许多人生命轨迹的人生之路。
1986年从浙江医科大学医学系毕业后,蔡秀军被分配在浙医大附属二院普外科工作。1988年,他考上了在职硕士研究生,1993年又攻读了博士学位。1994年到1995年,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到美国西弗吉尼亚大学医学中心进修肿瘤外科与创伤,回国后先后在浙医二院和邵逸夫医院担任外科医生。循着这个轨迹,当年那个稚嫩的医大新生一步步成长,如今成了国内甚至国际肝胆胰外科和微创外科等领域的“塔尖”人物,创造了一系列令人咋舌的成就:
他成功完成了120例腹腔镜下肝切除手术,占了国内此类手术总量的60%以上;完整地建立了包括腹腔镜下肝脏手术的适应症、禁忌症、手术操作技巧、手术并发症的预防和处理等一系列内容的系统理论,是外科界此领域的绝对权威;
2005年,他采用刮吸法完成了国内首例完全腹腔镜下右半肝切除术,在国际上开了先河;首创了二级脾蒂离断法腹腔镜脾脏切除手术;成功完成了全球第三例完全腹腔镜下胰十二指肠切除术,是世界上唯一一例没有发生并发症的病例。
他还成功开展了背驮式肝脏移植、肝门胆管癌根治和肝部分并胰头十二指肠切除(HPD)等高难度的手术。
……
蔡秀军以他的卓越成就奠定了他的学术权威地位,1999年,年仅36岁的他被推上了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医疗副院长的岗位,他集教授、主任医师、博导于一身,也集各种荣誉于一身:浙江省高校优秀青年教师、浙江省优秀医生、中国普通外科杰出中青年学者……他多次被邀在全国微创外科会议、全国肝脏外科会议等全国会议上作专题报告,并进行手术演示;国内十多个省市的多家医院邀请他协助开展高难度手术;他还多次以外籍专家的身份在其他国家进行手术示范,得到了国际同行的广泛认可;中华医学会外科分会特别在浙江增加一个委员名额,指定给了蔡秀军,他还是中国大陆第六位美国外科学院委员头衔的获得者;2002年,蔡秀军荣获国务院特殊津贴,2005年,浙江省首次设立最高学术技术称号——特级专家,其荣誉仅次于两院院士,在首批评选出的30名特级专家中,42岁的蔡秀军榜上有名,是浙江省医卫界3位荣膺桂冠者之一。
做手术是一种享受
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从这个意义上说,蔡秀军是幸福之中尤其幸福的人了。“喜爱”一词已不足以表达他的心情。用他自己的话说“做手术是一种享受”。
在外人眼里很有些可怖的外科手术,在蔡秀军看来,其过程充满了艺术性。因为每个病人的病情都不尽相同,每做一个手术,都无异于面对一次新的挑战,而蔡秀军的享受,就在于攻克这种挑战的过程。
不仅蔡秀军本人沉浸在这种享受中,看过蔡秀军做手术的人,也无不认同“医学也是一门艺术”的说法。蔡秀军做手术,可以用“酣畅淋漓、行云流水”来形容,一般医生可能需要花半小时的手术,蔡秀军只要六、七分钟就可以完成,旁观的实习医生都说:看蔡老师做手术真的是一种艺术的欣赏、美的享受。
艺术是需要悟性和创新的,做一名好的外科医生,同样需要。“不拘于教科书上的条条框框,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更好的方法。”蔡秀军在医学上的创新,与艺术大师们“师古而不泥古,师法而不拘法”的创作手法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早在攻博时期,他就悉心研究“高渗氯化钠溶液治疗失血性休克技术”,利用非常廉价的氯化钠溶液来抢救失血性休克和战场、工业、交通事故的伤员,被卫生部作为十年百项计划推广应用后,临床效果非常好,创造了很高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1996年,他已掌握了精湛的开腹肝脏切除技术,但当他看到病人巨大的手术创伤、昂贵的手术费用、漫长的康复道路和腹部醒目的长刀疤时,他就想创造出一种两全其美的手术技术,就像精确的计算机技术,达到传统手术同样的效果,却不会为病人造成额外的创伤。于是,他依托浙江大学邵逸夫医院的微创中心平台,开始了国内最早的微创肝脏外科的探索。由于肝脏的复杂解剖和丰富血运,腹腔镜下肝脏手术被公认为是国际上难度系数最大的手术,一度成为外科的“禁地”。蔡秀军立志要攻克这一难题,造福病人,他首创的腔镜下刮吸法断肝技术,基本解决了腹腔镜肝脏手术出血问题。在国外,医生进行此类手术要使用“Endo-GIA”设备,价格昂贵,而蔡秀军教授通过改良以其恩师彭叔牖教授名字命名的彭氏多功能手术解剖器,能达到相同的手术效果,费用却大大降低。如今,腔镜下刮吸法断肝技术已在全国三十余家医院推广和运用,对我国腔镜下肝脏手术的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现在,作为浙江大学微创学科的带头人,蔡秀军教授已将腹腔镜技术扩展到胰和十二指肠。2005年3月,在蔡秀军教授主刀下,邵逸夫医院成功完成了国内首例、世界第三例,也是唯一一例未发生任何并发症的全腹腔镜下胰十二指肠切除术。病人手术后3天就能下床活动,术后第4天开始进食,一周后即康复出院,身上只有3个“钥匙孔”大小的疤痕和一条4公分左右的刀疤。而若是采取传统的开腹手术,首先需要切掉胆囊、部分胆管、部分胃、十二指肠、空肠上端和部分胰腺;其次要进行胃—肠、胰—肠和胆—肠三条通路的缝合、重建,是腹部外科最大最复杂的手术之一;通常病人腹部切口长度在40公分左右,术后至少需要住院3周以上,术后并发症也较高。
热忱、果断、追求完美,外科医生和艺术家的特质同时在蔡秀军的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他习惯把每一次手术都当作一件艺术品去完成,而每一次“作品”完成后,他又习惯以一种冷静而科学的态度进行审视,总结经验,思索不足,使自己的医术日臻完美。
把病人当亲人
如果说“悟性、创新”是蔡秀军从医路途上的一盏指明灯,那么“把病人当亲人”就是他行事的最高准则。因为他知道,一个好医生,不仅仅只是一个医术高超的医生。
蔡秀军自1999年被任命为浙江大学邵逸夫医院副院长后,作为一名集行政、医疗、学术研究于一身的领导,工作的繁忙程度是不言而喻的。但不管有多忙,病人在他心中总是第一位的,为了病人,他可以放弃很多。
1998年,蔡教授受邀准备出席在马来西亚举行的一个国际会议,护照都已经办好了。当时他收治了一位肠坏死的病人,本来做大范围肠切除手术的话是可以赶上参加国际会议的,但蔡教授考虑到病人今后的生活质量,宁愿提高手术风险,不把肠全部切除,而是采用了将一段小肠放在体外观察的做法。为此他只能舍弃这次参加国际会议的机会。
2004年,第十三届外科大会在泰国举行,事先,蔡秀军就得知他的一篇论文深受亚洲外科主席的赏识,将会在大会上获奖,并有十分钟的发言机会。这对于一名外科医生而言是莫大的荣誉。但当时,他手头正有一位胰腺炎患者,刚刚动了手术,一直在监护室中观察。蔡秀军放心不下,他毅然决定放弃去泰国,留在医院,守在病人身边。“手术已经完成,观察是善后的工作,为什么不让您的助手代替您进行呢?”当笔者忍不住问出心中的疑问时,蔡教授挺了挺身子,说:“那不行,临床是很复杂的,什么状况都会发生,不能轻视任何一环,那是生命啊,交给别人我不放心。而且,病人醒来如果看不到自己的主治医生,心里会不安的。”
蔡秀军的名气越来越大,常常有来自五湖四海的病人拿着剪报来到专家门诊找他,远的有来自香港、澳门的病人,有的病人甚至半夜赶来挂他的专家门诊号。尽管这样,蔡秀军始终没有学会在自己和患者之间设防。在他这儿,“把病人当亲人”不是一句招牌,而是一种设身处地的关怀。
有一个肝癌术后的病人,老说刀口痛。治疗组里的几个医生都认为是病人娇气,手术后刀口哪有不痛的?蔡秀军在查房时听病人说了这个情况后,仔细观察并触摸了手术切口,最后轻轻撑开切口,得出结论:切口积液。经过对症治疗,病人的刀口疼痛也消失了。“将病人当亲人对待”、“重视病人的主诉”是他对学生的教诲,他身体力行地为他们树立了榜样。
从患者的笑靥里,蔡秀军获得了心灵的愉悦。
我是民进会员
在蔡秀军的心里,除了他的本职工作,还有一块工作是占据了重要位置的,那就是民进的工作。与他在学术和行政上拥有的一串赫赫的头衔相比,民进浙江省委会常委、青年工作委员会主任这些头衔并不起眼,但蔡秀军却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和心血。
蔡秀军的每一天,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忙!”从下面这张日程表就可见一斑:
上午7∶25 在医院办公室签署文件;
8∶00 查病房,探视了十余位病人;
9∶00 参加民进浙江省委会七届五次全会;
11∶30 赶回医院,花10分钟时间午餐
中午12∶10 做手术(两个腹腔镜胆囊切除手术,一个嗜铬细胞瘤切除手术)
下午1∶10 手术结束,赶回民进全会会场
3∶30 参加邵逸夫医院职工代表大会
晚上7∶00 参加浙江省医学会年会
这只是笔者采访当天随手记下的日程表,当笔者为这样紧密的行程咋舌不已时,蔡秀军却淡淡的表示,已经习惯了,365天几乎天天如此。而就象这张日程表所显示的一样,即使再忙,民进的工作也总是占据了一席之地。
忠于自己的选择,是蔡秀军的天性。无论是对自己的事业还是对民进组织都是如此。蔡秀军加入民进组织是经过慎重思考的,而一旦加入,他就要求自己尽到一个民进会员的责任。
作为一位著名外科医生,蔡秀军的时间是很宝贵的,但他说:该花的时间还得花。他可以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他去过云南10次,却没有时间去一次西双版纳,但民进的活动,不管是调研、咨询、义诊,他都会尽量参加。有一次他随民进组织的专家组下乡到舟山,居然待了整整一个礼拜。他说“我虽然不能保证百分之百的党派活动都参加,但至少95%的青工委活动和80%的支部活动我都参加了。”确实如此,青工委每年赴儿童福利院义诊,几乎都少不了这位带头人的身影;青工委的调研,蔡秀军亲自带队。2005年,蔡秀军带队赴农业厅调研并完成了《加快农业产业化建设迫在眉睫》的调研报告,在省政协九届四次会议上作了书面发言。正是由于工作成绩突出,2005年6月,蔡秀军教授作为专门工作委员会的唯一代表参加了民进中央第九次常委会议,受到了民进中央领导的赞赏。
采访已近尾声,司机已在楼下等着接蔡教授参加职工大会,笔者问了最后一个问题:“会不会觉得这样的生活太辛苦,太累呢?”
“辛苦是辛苦,但我做的工作是世界上最好的工作,值得!”他毫不犹豫地说,神情自豪而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