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志富
之一：爱国与中国文化传统
“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这是海外游子的故国之思。中华民族大约是世界上最热爱自己祖国和故乡的民族。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曾十几年时间长期周游世界达31国之多，行程60万里之长，写有《列国游记》一书行世。当他周游了南洋和西洋各国之后，曾总结中华帝国之所以最后输给了西方列强的原因，说这原因是中华帝国在郑和下西洋之后没有及时采取对西洋各国的殖民政策，结果空把这么多大好地方拱手让给了西方殖民者，而这些殖民者得到这么多宝地福国之后也没有半点感谢中华帝国之盛意，而是长期觊觎中国这块肥肉，结果在合适的机会到来之后，用鸦片、大炮、船舰和一个一个的不平等条约把中国也沦为了他们倾销自己的工业产品赚取巨额利润的殖民地。更可气的是，南洋和西洋各国成了西方殖民者的殖民地也没有得到什么好处，要是成为中国的殖民地，他们可就享福了，因为中国人热爱和平、懂礼貌、勤劳、善良、热情、善于与人相处。康有为在陈诉这些理由的时候，明显有一种历史的悲痛感，“愁读清史最心寒”，我们会跟康有为一起伤痛的。
然而，我们今天来重新探讨这个问题，还是觉得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永远也不会对外采取什么殖民政策，因为中国人民是太热爱自己脚下的这片土地了。“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爱这土地爱得深沉。”（艾青《我爱这土地》）中国人热爱家乡，热爱祖国，这不是一时的兴之所致，而是一种传承了几千年的文化传统，优秀的文化传统。“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这是《诗经》里面传出来的家国之思。“我要歌唱我祖国的花，我要歌唱我如花的祖国。”这是现代诗人、民主斗士闻一多身在异国他乡对如花祖国的深情眷恋。可是如果我们做一个对比就会发现，西方人在对待自己的故乡和祖国方面，就比较缺乏一种中国人这样的家国情结，他们更多的是对异国他乡的向往，他们总是把异国他乡想象成黄金国，而且他们总是想自己有一天能够成为这些黄金国的主宰，到时会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和花不完的黄金。可能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西方人几千年来一直在开辟殖民地，一直在对别的国家动用武力，给人类造成了不知多大的灾难和损失。西方人不爱自己的祖国和家乡还有诗为证，比如海涅在他的著名的《西里西亚的纺织工人》一诗中就写到：“忧郁的眼里没有眼泪，/他们坐在织机旁，咬牙切齿：/‘德意志，我们在织你的尸布，/我们织进去三重诅咒——/我们织，我们织！”又说：“一重诅咒给虚假的祖国，/这里只繁荣着耻辱和罪恶，/这里花朵未开就遭到摧折，/腐尸和粪土供养蛆虫生活——/我们织，我们织！”最后说：“梭子在飞，织机在响，我们纺织着，日夜匆忙——老德意志，我们在织你的尸布，/我们织进去三重诅咒——/我们织，我们织！”应该说，诗人海涅的诗是写得不错的，翻译也翻译得不错，文情并茂，可是诗人居然要诅咒自己的祖国，这在中国人这里是不可思议的，中国人有一种植根生命和灵魂深处的家国情结，中国人比较不能够不热爱自己的祖国，更不用说咬牙切齿地诅咒自己的祖国了。大诗人屈原之所以万古流芳，就是因为他是一个把自己的家乡和祖国爱得刻骨铭心的爱国诗人。台湾诗人余光中、洛夫之所以为世人所称赞，原因正是他们的诗里有浓得醉人的乡愁。可见对祖国的热爱，对家乡的怀恋，依然是中国人的一种万古不坏的情结，依然是中国传承几千年而不衰的优良的文化传统。
然而，中国这个国度也产生过一些汉奸、走狗、卖国贼，他们虽然最终没有获得什么好下场，然而他们对我们祖国和人民的危害却是很大的。秦桧、袁世凯、汪精卫等等还真不少。当下的中国也有，一些人尤其是那些有钱有势的高官厚禄之人，他们除了贪污受贿，鱼肉百姓之外，还充当洋奴、卖国贼，他们把巨款存在外国，把老婆孩子存在外国，还伺机自己逃往外国，去过荣华富贵的生活。比如像余振东等。（据报道，中国现有外逃贪官4000多个，携带资金达500亿美金之巨）。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偷渡海外，有的还冒着生命危险，抛尸海外，更有天天盼望着移民到海外的人，他们等待着办理出国手续。更可怕的是，中国好多年不讲爱国主义了，一些敢于讲爱国的人还会受到嘲笑和讥讽，因为他们不肯做一个全球或世界公民。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现政府是一个爱国、亲民的好政府，他们采取了一系列惠民政策，让老百姓尤其是中国农民得到了实惠。尤其可贵的是总书记为我们提出了难能可贵的“八荣八耻”理论，这是深得人心和民心的。 “八荣八耻”的第一条“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掷地有声，早已把爱国者记载在了光荣榜上，而把卖国贼火刑于历史的耻辱柱上了。
之二：亲民与中国文化传统
胡锦涛总书记在他的“八荣八耻”理论中提的第二条就是“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亲民、惠民思想的深刻体现。中国具有十分漫长悠久的历史，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人创造了世界性的而且是唯一的一个奇迹，因为四大文明古国中只有中华文明历数千年而不衰，而其他三大文明古国在很早以前都相继衰亡了。关于其他文明相继衰亡的原因，著名学者闻一多曾经于1943年在他《文学的历史动向》一文中有过总结，他说：“四个文化同时出发，三个文化都转了手，有的转给了近亲，有的转给了外人，主人自己却都没落了，那许是因为他们都只勇于‘予’而怯于‘受’。中国是勇于‘予’而不怯于‘受’的，所以还是自己的文化的主人……” （闻一多：《文学的历史动向》，《闻一多作品集》，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73页。）闻一多的总结无疑是正确的，但如果我们要考察中华文明之所以历数千年而不衰的别的什么重要原因，笔者认为这其中最重要的恐怕还是中国从一开始就有一个好政府。传说中华文明的始祖是三皇五帝，也有的说是神农氏、轩辕氏等等，但只要我们阅读历史就会发现我们这些始祖所组成的政府是一个办实事，时时处处为老百姓着想的亲民、惠民的好政府，他们比较容易得到老百姓的拥护和支持，而且这样的好政府一般能够维持数百年，短的当然只有几十年、百把年，而且短命王朝一般都会遇到相同的问题，那就是他们的政府不够好，不够替老百姓办实事，不够亲民和惠民。历史证明，凡是政府里出现了昏愦的残暴的统治者比如夏桀殷纣，比如秦始皇等等，他们的统治没有不出问题的；而历史又证明，凡是政府时时处处想到老百姓的幸福、安康，愿意采取实际的措施来减轻老百姓的负担的，没有一个政府不受欢迎，哪怕是异族统治的政府也会受到欢迎，而这样的政府其政绩的突出往往表现在盛世的出现，比如汉唐，比如康乾等等，有的朝代还会出现数度繁荣，比如汉朝、唐朝和清朝都就出现过几次大的繁盛时期。盛唐更是达到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繁盛程度。
当然，好政府之所以是好政府，是因为它比较好地满足了一些标志性的条件。在笔者看来，一个好政府首先要满足的标志性条件是他要能够理顺各种社会和生产关系，要能够大力解放生产力，只有这样才能够构建一个相对和谐的社会，才能够形成物质和精神文明两方面都相对繁荣的局面。所以古代的一些
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以来，比较好地理顺了士农工商等多种社会和生产关系，生产力也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国家的综合实力也大大地增强了，而且近年来也采取了不少措施切实地减轻了弱势群体尤其是农民的负担，政府机制的改革也见到了一些成效，我们的政府已经满足了成为一个好政府的标志性条件，这是令人欢欣鼓舞的。但由于多年积弊，我们的政府在运作上还存在不少的问题，比如有的政府机构不愿意对老百姓采取亲民、惠民策略，只把他们当成层层搜刮的对象，而且贪污受贿，买官卖官现象屡禁不止，严重地损害了政府在民众中的形象。所以多少年来一些受损害、受压迫的弱势群体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他们到政府门前下跪，静坐等等事件媒体多有报道。有媒体报道，一些所谓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横行乡里鱼肉百姓的事件也多有发生。
读书是小学问，为政是大学问。然而有的为政者不懂这道理，他们不学无术，不懂得为政最大的学问就是亲民和惠民。关于此，《大学》中有一段极有价值的话：“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又说：“古之欲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而我们当下的一些为政者根本就不格物致知，他们能够做的就是胡乱地使用权利，滥用权利，根本就没有真心诚意，结果一些堕落的男性公民天天盼望着升官发财死老婆，哪会想到明明德、亲民和止于至善。《大学》又说：“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道理讲得非常明白了。
胡锦涛总书记提出“八荣八耻”主张也是要求我们的父母官们要懂点治国平天下的道理，他强调“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这是深刻的民本思想的体现。但愿我们的为政者能够谨遵总书记的训导，做一个明明德、亲民和止于至善的“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的高尚的人，多为老百姓办实事、办好事。
（作者系宁波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