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导师马骅（莫洛）先生印象
吕洪年
1960年，我读完大学本科，即将从中文系毕业，这时来了个曾在延安参加过文艺座谈会的老革命、老作家叶克，担任中文系的领导。他准备扩大中文系的办学规模，便选拔了几十位即将毕业的应届生，组建成一个“专业班”，进行为期一年的继续学习和深造，以便充实中文系的师资。我是这个“专业班”“现代文学专业”的一员。这样，到了1961年暑期之后，我便留校任教，给新成立的写作教研室主任马骅先生（后回温州曾任民进温州市委主委）当助教，除了随班听课之外，自己进修教学业务和协助导师批改学生作文。如此，先后有四五年的时间，直到下乡“四清”才不得不中止教学。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回想跟随导师马骅办起大学写作教研室，从事一门新兴学科的教学与研究，正好是我大学学生生活的继续。因为在大学本科的四年中，经过“反右派”、“三面红旗”、“反右倾”、“下基层劳动锻炼”等，事实上没有好好读书。要在大学任教，不误己误人，必须下苦功打好基础。多亏马骅师的谆谆教诲和循循善诱，在这四五年中，不仅补读了不少必读书，而且通过教学实践和对学生的课外辅导、作业批改，使我在知识积累和动手能力两方面都大有长进，为今后的独立开课和从事科学研究，打下了较为扎实的基础。马骅师的身教、言教和诗教，使我终生受益。
开始，跟随马先生还多少有点顾虑，因为在当时“左”的思潮下，一些像什么历史问题的事情便被“无限上纲”，看得十分严重，往往“内控”而让人抬不起头来。（他其实是搞学生运动起步而参加革命和抗日的老革命、老党员，“文革”后即恢复中共党籍，享受离休干部待遇），而我刚毕业，简直是一张“白纸”，唯恐跟老师有一点永远扯不清的事发生。但后来，随着接触与交往的增多，这些顾虑便无形地被打消了。因为他是我的“业师”，是组织上因工作需要而安排的，我只有向老师讨教的任务而不问其他。再后来，我不但没有一点顾虑，反而觉得能跟随马先生学习、工作，还真的是一种幸运。谚曰：“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我从老师身上学到许多做人治学的宝贵经验、方法和技能。
既是学生，又是朋友。马先生因为家在温州，所以在他的宿舍里，早晚都是一个人。整个一小间宿舍只有一张二斗桌、一张棕棚床和两书架书，衣物等都放在一个壁橱里，条件很艰苦，生活极简单。然而我每次有事去找他，他的宿舍里都是有学生在座，一天中从早到晚，除了上食堂吃饭和熄灯就寝以及到教室讲课之外，几乎没有与他单独相处的时间空档。因为他对待各年级教过的学生，无论识与不识，只要找他，他都视为朋友，待为上宾。学生有事没事，也都喜欢去找他，与他相处，同他谈心。找他的学生也不都是为学业，有的是生活上遇到困难，或者在情感上遭遇麻烦，或者因为有思想包袱，一时想不开……，他们都愿意坐在他的书桌旁边与他促膝交谈，甚至直到夜阑人静。他接待学生，虽只有一杯清茶，他自己则一包香烟，不管时间有多长，他从不厌倦，也绝不拒客、逐客。这种情况，我因为见得太多，竟怀疑老师怎么不备课、写作，居然如此浪费时间。其实这正是他“教书育人”的一个重要方面。他常常等客人走后开始批改和备课，通宵达旦是常有的事。许多毕业之后的学生，回忆在校读书的往事和情景，每每都提到先生的这种教风，而深感受到他的熏陶和教益比书本和课堂上的还要多。这一点，先生对我的影响很大，我因此也常常放下手中的工作热情接待来访的学生，并对凡有所求者一定尽力而为。“欢迎打扰”也便成了我处事待人的“座右铭”。
既为同事，同怀视之。教研室是个教学集体，作为这个集体的成员，各人的资历不同，专长不同，兴趣爱好不同，个性特点也不同。马先生作为这个集体的头，非常重视发挥每个人的优势和特长，在分派工作时，总是说出如此安排的种种理由，令人心悦诚服。我是他的助教，又是教研室的秘书，可他却把我派到历史系去开写作课，他说我的“历史小品”写得好，常常能从历史题材中引伸出对当今社会有启发作用的内涵和底蕴。后来他又要我主讲“小小说的写作”，说我在《东海》杂志上发表过关于小小说创作的评论。有一年，教研室增加了一位新来的教师，他是一位大作家，就因为头上有顶“帽子”，从北京下放杭州，来从事文学写作教学。马先生既不以他的鼎鼎大名而敬畏，也不以他眼下有顶“帽子”而歧视，而认为组织上既然派他来教书，便该与其他教师一样，一视同仁，无论工作、学习与生活，相处得都很融洽。他也因此心情舒畅，谈吐自如，工作有劲。这个人就是我们浙江宁波老乡，名叫陈企霞。后来便平反，调回北京担任《民族文学》杂志主编。先生的宽容、大度、稳健、平和的作风，真令人叹服。这一点对我也有不小的影响，至今我的朋友也还有理发的、扫地的、分信分报的，并且还不是一般的“今天天气哈哈哈……”这样的关系。
为人师表，独具风范。马先生从事教学，无论上课、辅导、批改、讲评或组织社会实践活动等，都注重实际，注重效力，不图虚名，不求形式，而且常常身先士卒，克己奉公，不像现在有些人私字当头，凡事便先考虑是否对己有利。先生对于晚辈和后学出现的问题，总是尽到自己开导、规劝，希望改进并力促上进的责任，而从不幸灾乐祸或推卸自己责任，甚至把小事化大，大事上纲，惟恐天下不乱。有一次教研室里有一位年轻老师，对某一女学生表示好感，竟在批改她作文本的时候夹进了一张自己写的“情书”，这位学生把这张纸条交到了系里，幸亏马先生知道得早，便立即把这位教师找来谈心，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从而使他幡然悔悟，并检讨自己的行为。马先生便把这情况汇报到系里，系里认为既然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也便息事宁人。这样，既没有伤害教师，使他下不了台，也没有影响教学，一时不便去上课。正因为马先生教学认真、负责，受到学生的欢迎和喜爱，便经常有学校领导前来听课，并有意总结他的经验加以推广。他的这种一丝不苟的工作精神和关爱、呵护青年教师的作风，在中文系乃至于文科各系是有口皆碑的。
马先生的教学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生活化与艺术化的有机结合。他曾说：“上写作课就要指导学生善于生活，能用笔来反映自己的生活感受。生活有怎样的丰富，教学便有怎样的丰富，写作也便有怎样的丰富！”有一次，学校的一位领导到课堂上来听马先生讲课，台上讲得很起劲，台下却有人用指甲钳“哒哒”地在剪指甲。这时马先生在台上已经注意到了，他便演戏一样地讲了一段情节，好像是《七十二家房客》的故事，说七十二家房客居住的条件很差，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经常在夜间发出“哒哒”的声音，让人不能入睡。他故意大声模拟“哒哒”的声音，引起台下的注意，那剪指甲的便不好意思地抬起头来与同学一起听讲了，从而避免了一场尴尬。
我因为要模仿老师的教风教态，经常到学校西边的竹林子里去预习和试讲，面对“竹杆”，一个人手舞足蹈地模拟着讲演，脑子里想像着学生将会有怎样的反应。……但是收效甚微，后来经马先生“写作教学要生活化”的指点，便从内容到形式作了全面的调整，才始得先生于万一。先生还对我每周交给他的“习作”进行批阅，提出许多宝贵的意见，恰正如“师徒”般手把手地教，才使我从中悟出许多要领。
“文革”中，马先生被关在“牛棚”里，吃了很多苦，有一个“红卫兵”在“牛棚”里向年事已高的“牛鬼蛇神”们敲诈，达不到目的便“凶神恶煞”般地对他们施暴，马先生险遭齿落骨折的危险而挺过来了。后来这位小将毕业出去后在外地受到审查，单位派人来向马先生作调查，但马先生不置一词。“文革”后期他从“牛棚”里出来，我问起此事，他说：“不能怪罪于青年人！”
马先生是我国新文化运动以来以创作散文诗而著称的翘楚。他送给我的书中有一本诗集，书名叫《大爱者的祝福》，此书一直伴随着我，成为我“一日三餐”似的须臾不能离的精神美餐，书中有许多先生呕心沥血写就的精美诗篇，令我百读不厌。很多人读了也都为之惊叹，先生怎么会有如此细腻缠绵的情感，如此优美多彩的词藻，以及如此精辟深邃的哲理！？我想：先生一生的事业，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大爱者”以仁爱之心对所有年轻学子乃至于同胞手足的深情祝福：愿我们的民族一代更比一代强。这也就是一个“教”者的美好心愿。如今，先生远在温州，算起来也已近九秩高龄，我对他的思念与日俱增，谨以此文遥寄我的深情祝福！
（作者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