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新华

    古运河南端杭州钱塘江畔的六和塔  六和塔是杭州城的标志之一，江面辽阔，古塔突兀，江风塔影，蔚为壮观。古运河至杭与钱塘江相通，穿江越海，向浙东延展。

    上

    时下，大运河申遗的话题很热。从政府官员、专家学者、新闻媒体到普通民众，大家都在关注这一话题：大运河到底有没有遗产价值？大运河到底应不应该去申遗？大运河申遗的胜算究竟有几何？……

    其实一言难尽。我想首先可能还是需要先将大运河申报世界遗产这一动议的来龙去脉作个了解。

    中国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其实很晚，还是在上世纪的八十年代中叶，迄今也才刚走过二十年历程。在我刚上大学那年（1985年），国内文化界、文物界的四位著名学者侯仁之、阳含熙、郑孝燮、罗哲文，联名写了一份政协提案，建议中国尽早加入世界遗产组织，中国的申遗从此开始起步。1987年，中国六处古迹及名胜首批被列入世界遗产，分别是北京故宫、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长城、秦始皇陵及兵马俑坑、莫高窟和泰山。其中泰山是自然、文化双遗产，其余都是文化遗产。此后，每隔一两年，中国都有一处或几处古迹或名胜入选世界遗产，算上2005年澳门的大三巴历史文化街区、2006年的四川大熊猫栖息地和安阳殷墟遗址，到现在中国已有33处世界遗产，仅列意大利、西班牙之后，成为世界第三遗产大国。

    2005年12月，在全国政协召开的“中国保护世界遗产走过二十年纪念座谈会”上，侯仁之、阳含熙、郑孝燮、罗哲文这四位老政协委员再次聚首，又一起酝酿如何让中国的申遗工作再上一个台阶。已逾八旬的古建筑专家罗哲文、郑孝燮先生表示，这辈子没完成的事业不多了，还有一个心愿就是让大运河加入世界遗产。于是，这几位老先生给运河沿线的市长们写了封公开信，建议市长们要用创新的办法保护大运河。12月15日，新华社将此信公开发表，在社会上激起了强烈反响，尤其是杭州、扬州、北京等城市都表示将积极支持。

    2006年初全国两会期间，有58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案，要求加强对大运河的申遗和保护工作。这份提案得到了媒体的热捧。5月12日至24日，有42位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有关八个部局的负责人、沿线18个城市的党政领导、中央及省市各级四十余家新闻媒体组成的考察团共计200余人，浩浩荡荡地从北京通州出发，沿运河南下考察，并于22日至24日，在杭州召开了“全国政协大运河保护与申遗研讨会”，发表了一个事关大运河申遗的“杭州宣言”。至此，大运河申遗工作开始全面提速。

    有不少人来问，大运河到底有什么遗产价值？

    2006年第5期的《中国国家地理》杂志差不多成了“大运河申遗”专号。杂志封面上印了个很醒目的标题：大运河，凭什么申报世界遗产。它的本意是好的，但可惜用了个“凭”字，好象有怀疑、诘问的意味在，容易让人产生歧义。

    2006年5月24日，在杭州召开的“全国政协大运河保护与申遗研讨会”闭幕式上形成的“杭州宣言”中，有这样两段话，可以理解成是对京杭大运河遗产价值的概述：

    “京杭大运河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一项伟大工程，是祖先留给我们的珍贵物质和精神财富，是活着的、流动的重要人类遗产。大运河肇始于春秋时期，形成于隋代，发展于唐宋，最终在元代成为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纵贯南北的水上交通要道。在两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大运河为我国经济发展、国家统一、社会进步和文化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至今仍在发挥着巨大作用。

    “京杭大运河显示了我国古代水利航运工程技术领先于世界的卓越成就，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孕育了一座座璀璨明珠般的名城名镇，积淀了深厚悠久的文化底蕴，凝聚了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诸多领域的庞大信息。大运河与长城同是中华民族文化身份的象征。保护好京杭大运河，对于传承人类文明，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这是比较官方的表述。如果用通俗的话来说，大运河有三个世界之最：开凿最早。如果从春秋鲁哀公九年（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开邗沟算起，迄今已近两千五百年历史，世界上没有一条运河能望其项背（世界上惟一一条已入选世界遗产的运河法国南运河，始凿于1666年，迄今仅三百余年历史，尚不及京杭大运河的一个零头）；里程最长。隋唐大运河全长两千七百多公里，即以元代贯通的京杭大运河计算，里程也有1794公里；内涵最丰富。沿河兴起大大小小几十座城市，文化习俗、自然风貌各异。概括地说，悠久的历史、漫长的里程和丰富的内涵，一起构筑了大运河独有的魅力。

    有人把大运河比成“大地史诗”。虽然有些文学色彩，但是绝不过分。大运河的确就像一部卷帙浩繁、耐人咀嚼的长篇巨著。

    大运河就像一部中国自然地理专著。它纵贯南北，跨越从中亚热带到暖温带的多个生物地理气候带，连接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等五大水系，是在丰富多样的自然景观上建造的人工奇迹。一路上观察土壤、植物、农作物的变化，就像浏览一本图文并茂的中国自然地理书籍。

    大运河就像一部中国历史画卷。它是沟通中国南北的源流，从春秋时期吴国夫差开凿中国历史上有明确记载的第一条人工运河——邗沟，沟通长江与淮河，也就是京杭大运河的前身至今已历两千多年，对它的使用和修建却从未停止，可谓人类历史上寿命最长、同时也最年轻的工程奇迹。大运河的发展过程伴随着中国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见证了中国社会经济和文化兴衰、科学技术进步的历史。

    大运河又像是一部记载中国东部地区人民世世代代生活的百科全书。它凝聚和浓缩了全流域百姓的生活和历史，是倾听关于中国人生活故事的最好去处。似曾耳闻的方言、美味的地方小吃、各地沿袭至今的生活习俗都让人流连忘返。

    大运河岂止是一条河，是一条文化带，是一个文化长廊，是两千多年绵延不断的中华文明的展示长廊：在运河沿线，有八座历史文化名城：北京、天津、徐州、淮安、扬州、镇江、苏州、杭州；出产许多闻名世界的地方风物：陶瓷、丝绸、园林、刻书；诞生了中国历史上的四大名著：《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红楼梦》；至于沿运河一线产生的文化名人，更是不可尽数。

    有了这些，你说申报世界遗产还不够格吗？

    没有那么简单。虽说时下关于运河申遗的话题热得发烫，有些政府官员和新闻媒体更是信心满满，大有两三年内一举拿下不成问题的雄心壮志，但冷静下来思考，大运河申遗，存在的困难不小。

    首先是“一国一项”制度的制约。大家都知道，要想进入《世界遗产名录》并非一件容易的事。世界遗产委员会对遗产申报制定有严格的评审程序，而且每年参加评审的名额有限。尤其是1999年，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强调“平衡”原则的“凯恩斯决议”，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遗产大国每年只能推荐一个提名地，而且规定每年只审议30个遗产申报项目。这就是通俗说的“一国一项”制度。虽说在2004年，在苏州召开的第2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凯恩斯决议”作了调整，改为自2006年起，每国每年可推荐两个提名地（但必须是一个自然遗产地和一个文化遗产地），并把审议项目增加到45个。尽管限制有所放开，但对于遗产资源丰富的中国来说，通往世界遗产的门仍然很窄。

    人家那里门收紧了，我们这里“申遗”的后备队伍排得有多长呢？有个统计数据是，仅在国家建设部管辖范围内，就有22个省、市的68个项目提出了“申遗”申请。另一个说法则说有一百多个。其中有些项目，早在几年前甚至十几年前就已经在做申遗的准备了。

    不要说在全国范围内，就在浙江省内，甚至在杭州市，前面还排了个“西湖与龙井茶”的队伍呢。要想插队，还要先过“西湖”这个关。除了西湖，杭州还有一个良渚文化遗址群，这两年也嚷嚷着要申遗。省内的宁波，也在准备与泉州、广州等几个城市一起为“海上丝绸之路”联合申遗。大运河要申遗，真可谓前有堵截，后有追兵，这可如何是好。

    虽说在2006年5月杭州召开的“全国政协大运河保护与申遗研讨会”上，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有过一个表态，说尽管世界遗产申报存在着名额限制和日益激烈的竞争，但是预备名单排名没有先后。除了当年和下一年申报安排外，以后的机会对所有申报项目都是平等的。全国、全世界都关注的京杭大运河，无疑有着突出的优势。但他这样说，在我的理解，也只是在那个场合说句客气话而已，以换来全场热烈的掌声。事实上没有那么简单。

    下

    上篇说到大运河申遗受到“一国一项”制度的制约，其实另外还有个严峻的形势不容低估，就是世界遗产组织对中国保护世界遗产的决心和成效有了一些偏见。

中国已经申报成功的一些世界遗产项目，由于当地政府的保护管理意识薄弱、开发获利观念当头，近些年遭受到严重的人为破坏，在国际上造成了恶劣的影响。最典型的几例是，长城上的“情侣题名墙”，张家界武陵源景区斥巨资建造“天梯”，武当山金顶金殿被辟为接待楼而遭火焚，曲阜孔庙水洗古碑事件……世界遗产组织已经发出黄色警告，如若再发生此类事件，一是要将这些世界遗产从名录上删除，二是要重新考虑中国申遗的准入资格。一面是大张旗鼓、花费巨大人力财力去为新的项目申遗，一面又不知珍惜已有的世界遗产，使之遭受破坏，这样的怪圈悖论必须尽早打破。

    以上所述，还只是就申遗的外部环境而言。回到大运河这个申遗本体来说，困难同样不少。

    首先是定位的问题。大运河申遗，究竟是申报文化遗产，还是自然、文化双遗产？乍看这似乎不是问题，其实不然。大运河首先是条水道，它虽然是人工开凿的，但它是利用了许多天然的湖泊，如山东的微山湖、江苏的高邮湖和太湖，与人工河道串连而成，中间还经过了海河、黄河、淮河和长江，通过人为的努力使之成为一条完整的全新的水道，它贯通了五大水系，沿运河一线的自然地理风貌各异，这算不算是大运河的独有景观？在给大运河遗产性质定位时，是不是应该把自然的因素考虑在内？不要以为这不是个问题，其实相当重要。以西湖申遗的事情来说，前些年就走了一条大弯路。一开始说要申报自然和文化双遗产，不久又转向说要申报自然遗产，后来又绕回文化遗产，几乎兜了一大圈。自己举棋不定，后来还特地花大钱请哈佛大学的专家来客串一次，写文本，搞策划，声势弄得很大，后来也不了了之。最后还是国家文物局负责遗产工作的郭旃司长来浙江，在经过与省市有关专家进行非正式的漫谈讨论后，才最后确定申报的大方向应该是文化景观这一类别的世界遗产，并将其内容扩充为“杭州西湖——龙井茶”，这一提法才被方方面面的人所接受。这一曲折过程，反映出有关方面在申遗方面存在一定的盲目性。申遗是件学术含量极高的事情，千万不能凭一时热情搞大跃进，搞大会战。西湖申遗的事情作为前车之鉴，这次大运河申遗，这个弯路是没有必要再走了。

    前阵子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在《中国文物报》上发了一篇文章，专门谈京杭大运河申遗的问题。他在文章中对大运河给了几个定义，一是“文化线路”，二是“文化遗产廊道”，三是广义的“工业遗产”。但偏偏没有提到大运河的自然遗产价值。这几个概念是比较新颖也比较讨巧的，因为这些提法，尤其是“工业遗产”，是世界文化遗产保护领域最近几年新提出的、也鼓励倡导的课题，将大运河以这样的思路去准备申报，可能在题材新颖度上占有一定的优势，甚至有些“投其所好”的意味。但我以为，以这些的提法去申报，同样也存在一定的风险，那就是失之偏颇，不够全面。比如，“工业遗址”的提法固然新颖，但如果仅仅把大运河定义为一个广义上的工业遗产，远不足以涵括大运河丰富的文化底蕴，甚至可以说，有些太委屈它了。固然，在古代开凿、整治大运河的过程中，蕴含了古代劳动人民的许多智慧，大运河也可以说是世界水利史上的一个奇迹，堪称世界水利工程的典范。但这仅仅是大运河在“技术”层面上的独到之处，它相当重要，但绝对不是惟一或曰首要的重要之处。大运河在文化上的独到贡献，是不可忽视的。所以，我个人认为，大运河如果要申遗，应该是申报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

    大运河申遗本体的问题，除了前述的定位问题之外，还有一个大困难，在于其存在形态。它不同于其他古迹，是点状的（当然长城例外），一个遗址就是一个遗址，一座名山就是一座名山，大运河是个典型的线性文物古迹，从北京到杭州，连绵一千多公里，跨越四省二市，沿线有大小城市二十余个。这就给它的综合保护与申遗准备带来了许多困难。所以国家文物局对大运河申遗，提出一个指导思想就是要沿线城市联合起来，“整体申遗”。

    “整体申遗”的指导思想是正确的，但实际操作起来，难度极大。就我所考察过的十六个城市而言，对于大运河申遗，数北京、扬州、杭州的积极性最大。这其实是可以理解的，北京和杭州是大运河的南北起点，扬州则是大运河最早开凿的地方。但其他的城市，积极性未必就有这么大了。因为首先，他要算一笔成本账。要申遗，就要对大运河的保护整治投入人力财力，人力先不说它，这笔钱谁来出？怎么出？目前国家似乎并没有哪个相关部门表态说要为大运河申遗下拨专款（参考其他世界遗产的申报成本，这笔钱不是个小数字，动辄上十亿），那么，目前只能是由沿线城市自己“埋单”了。所以，他是否乐意就是个问题了。一是各个城市的综合经济实力不太平衡，运河沿线的城市，尤其是北方几个城市，经济综合实力都不是太强，他们可能未必能像杭州这样拿出这么多钱来整治运河。何况就算有钱，他也未必肯拿这笔钱来派这个用场。因为说实话，现在的领导都是比较讲实际的，他要把钱用在马上看得到政绩的地方，而要讲政绩，花了这么多的钱去保护申遗，一是未必成功，那样这钱就打“水漂”了；二是就算成功，恐怕也是好几年后的事情，他早不在其位了，他又何必为他人做嫁衣裳，种了树让后人来乘凉呢？

    再一个实际的问题，这些城市的领导可能还要算一笔成效账。就是大运河一旦申遗成功，它会为各自所在的城市带来什么好处？对于像北京、扬州、杭州这几个原先就在打“运河牌”，而且旅游观光在城市GDP中本身就占有一定比例的城市来说，好处是毋庸赘言的，一旦申遗成功，知名度将更加大增，来自世界各国的观光客也会成倍增多；但对于其他一些旅游业本身就发育不太良好的城市来说，申遗成功与否，似乎影响并不太大。这样，他的积极性势必也要受到影响。

    所以大运河申遗的一大困难之处是，如何使得沿线城市，尤其是这十八个主要城市真正地统一思想，步调一致，有劲往一块儿使。否则，任何一个城市只要不太卖力，在工作中掉了链子，所有人的努力都会是白搭。而目前负责国内世界遗产申报工作的建设部、负责世界遗产项目文物保护专业指导的国家文物局，都尚不足以有能力来协调、统筹这一工作。因此，成立一个权威的、协调有效的大运河保护与申报世界遗产的领导机构，最好也能有一笔数量可观的专项经费，就成为当务之急。这样的期望不知是否是奢望，需要国家有关部门和有关省市政府更加紧密的通力合作，新闻媒体的大力宣传以及全社会更加广泛的动员。

    当然，还有一点是不容回避的，那就是在申遗之前，也要评估一个申遗的“成本”问题。就以往的经验来说，申遗是需要花费巨额投资的。据报道，河南洛阳龙门石窟申遗花了上亿元，这还是最便宜的，因为时间较早；泰山申遗耗资五亿，而专家估算西湖申遗至少要花二三十亿元。因此，面对激烈的竞争和巨大的申遗成本，理性、科学地对待申遗显得十分重要。一些有过申遗经验的专家总结道，申遗之前应将申报项目放到国际背景下重新审视和评估，看是否真正具备了高人一筹的优势，否则贸然行事，不仅劳民伤财，还将挫伤国人的自信与锐气（一如1993年的申奥失败）。

    中国文物报有位记者的文章写得好，他说，其实申遗的目的一是保护，二是发展。而要实现这两个目的，申遗只是一个较好的选择，而不是惟一的选择。

话说到底，千万不能为了政绩观而去申遗。

    以上说了许多的困难，并不是有意给时下的运河申遗热泼冷水。事实上，作为一个在京杭大运河博物馆工作的专业人员来说，我本人其实比任何人都希望大运河申遗能够早日成功。我只是觉得，除了一腔热情之外，还需要作些冷静的思考，以一种理性的姿态投入，以务实的态度做好工作，也许才能收到更好的效果。

    那么，我们现在应该做些什么呢？

    除了按照国际遗产中心的要求，准确地给大运河定位，做好沿线城市的保护协调工作，认真地准备申遗文本之外，我觉得从现实的角度考虑，是不是也应该在申遗的“技巧”上动些脑筋。什么技巧呢？我曾与一些业内同行谈起这个话题，认为为了把握起见，可否先不考虑“整体申遗”，而是采取“分段拆零”的办法，选择保护最好的一段，如从镇江到杭州的“江南运河”，或从济宁到杭州仍在通航的运河，先行申遗。事实上这也是有先例的，长城申遗也主要就是北京慕田峪、八达岭这一段。等过若干年，大运河北段缺水的问题解决，其他河段也整治好了，再去补报扩展项目。这也是有先例的。比如明十三陵遗址，后来就把南京明孝陵扩展进去，苏州园林后来也扩展了狮子林等几个项目。这个思路虽说有些异想天开，但恐怕也不无参考价值。因为就大运河的现状而言，实在令人不容乐观，如果“整体打包”申报上去，世界遗产中心组织专家来审议评估，肯定也是过不了关的。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勇气固然可嘉，但做法实在不易提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