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荣华

    计克敏同志离开我们已经15年了！他长期担任中国民主促进会浙江省和杭州市委员会的领导工作，为民进省、市组织的建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我曾在他的领导下工作三十多年，他既是我的长辈，又是我的良师益友。他的高尚品德和优良作风不仅使我深受教育，获益良多，也得到广大会员的称赞和尊敬。

    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社会主义祖国

    计克敏同志于1951年8月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是杭州市最早入会的会员之一。1958年10月起开始担任民进浙江省和杭州市组织的专职领导工作，曾任民进杭州市第六、第七届委员会主委。民进浙江省委员会成立后，先后担任第一届委员会秘书长，第二、第三届委员会副主委。还曾任民进中央委员、常务委员。在几十年的工作中，计克敏同志带领省、市民进会员始终如一地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认真贯彻中共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同时又能代表民进组织积极参政议政，献计献策。他经常教育和要求我们机关干部：在日常工作中一方面要坚持民主党派的独立自主性，另一方面遇到重大问题又必须注意征求并听取中共领导部门的意见。他自己身体力行，主动向统战部通报工作，反映问题，实事求是地提建议，中共杭州市委统战部的老部长罗永发、吴少典等同志成了他合作共事的好朋友。

计克敏同志热爱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祖国不是偶然的，这是因为他对新旧社会两重天有深切体会：旧中国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国土沦丧，山河破碎，民不聊生。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强占中国大片土地之时，计克敏夫妇逃难到了大后方的四川重庆，在一所中学教书糊口。有一年学校知道他妻子怀孕后，竟将她解聘，只得四处托人求情，才保住了妻子的饭碗。后来妻子难产，要剖腹生产，却没钱进医院，急得焦头烂额。幸得一位私人开业的医生朋友帮助，给与免费手术才使大女儿降生。计克敏同志每当谈起这件事，总是深有感触地说：“那时我们夫妇都是中学教师，添了一个孩子，既高兴又发愁，因微薄工资实在难以养活一家三口，于是我不得不加班加点做家庭教师，才勉强度日。但在新中国的1953年二女儿降生时，情况就大不相同，我们夫妇还是教师，不仅衣食有了保障，还有了公费医疗，不用再求情求人，妻子就在医院做了剖腹产手术。所以不论从国家的新生，社会的进步，还是家庭生活的变化来讲，都不能不承认是共产党领导好，是社会主义好。”正由于计克敏同志从自己的亲身体会中产生出了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深厚感情，因此解放后，他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十分认真。最初他在杭州师范学校工作，军代表送给他一本《共产党宣言》，他视为至宝，精心保存，耄耋之年生病在床，还把这本书拿出来阅读，并对来看望他的人介绍书的来历。他早就提出了参加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当组织上要他理解留在民主促进会内做好爱国统一战线工作更为需要时，他能正确对待，愉快地服从革命事业的需要。直到1989年，他终于实现了参加共产党的宿愿。入党以后他对自己要求更严格，努力学习，关心党和国家大事，拥护党的改革开放方针，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晚年入党，正表明了计克敏同志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

    对工作勤勤恳恳勇于负责，对同志和下属真诚相待

    计克敏同志对工作一贯勤勤恳恳，一丝不苟。直到年老多病以后仍坚持到机关上班。他身兼多种职务，参加各种会议从不马虎应付，总是认真做好准备。他讲究务实，不尚空谈，讨论甚么问题时有话就直接讲出来，既不拐弯抹角，又不废话连篇。他从不搞特权，不争名争利。

    在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由于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以及“拔白旗”等政治运动，出现了万马齐喑的局面，知识分子不敢讲话了，积极性遭到严重挫折。1960年民进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历时40天的五届二中全会扩大会，用“神仙会”方式贯彻“三自”（自己提出问题、自己分析问题、自己解决问题）“三不”（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方针，鼓励大家讲心里话，浙江省和杭州市有16人去参加。会议开始后，由于大家心有余悸，还是沉默对待，即使讲几句也是言不由衷，照搬报纸上的一些冠冕堂皇的话。作为民进浙江省委秘书长的计克敏同志，这时就发挥了很好的领导作用，他带头敞开心扉讲话，并利用晚上时间找与会的同志聊天，帮助解开心头的疙瘩，鼓励大家勇于发言。结果收效很好，会议开得既和风细雨，又讨论热烈，达到了预期目的。

    在那场给全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文化大革命”中，民进组织被勒令停止活动，许多会员遭到无端批斗。文革后，民进组织恢复活动，许多会员都高兴地说：“我们又回家啦！”但有个别会员因在整风反右运动中受到错误批判，在“文革”中又遭到强烈冲击，不愿意再参加民进组织的一切活动。计克敏同志带领机关干部不厌其烦地登门找这些同志促膝谈心，问寒问暖，并以自己在“文革”中被打入牛棚遭受折磨的经历，现身说法，说明拨乱反正后的中国前程一片光明，民主党派的第二个春天已经到来，希望所有民进会员都能认清形势，振作精神。这些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以理服人，以情动人，使一些原来已心灰意冷的会员又燃起了心中的政治热情，回到民进组织中来，而且发挥出空前的积极性。

    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初，国家给机关干部调整工资，当时民进杭州市委机关和其他三个民主党派市委机关在一座楼里办公，于是由四个民主党派的负责人组成领导小组来抓这一工作。由于调整面只有40%，该给谁加工资，处理起来显然难度很大。有的领导人面对这个难题借故请假避开，计克敏同志却以勇于负责的态度挑起了这副工作担子。他首先当众宣布他这次不调整工资，然后他根据政策杠子和调查研究、协商讨论的结果，找四个民主党派的干部作个别交谈，使大家愉快地统一了认识，顺利地做好了这件工作。

    计克敏同志在日常待人接物方面有个很大的优点：从不在背后说别人的三长两短，有甚么意见或不同看法，总是当面同你交谈，委婉诚恳地提出来。由于他能光明磊落地真诚待人，因此在干部的心目中具有崇高的威信，即使有人受到了他的批评，也会乐于接受。

    “文革”结束后，民进的“三胞”（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国外侨胞）工作又提上了议事日程。计克敏同志认为做好这方面的工作有利于祖国的统一，事关大局，十分重要，因此格外重视。如有一位在杭州高级中学做语文教师的民进老会员，在“文革”中被残酷批斗，夫妇俩不仅被扫地出门，而且被勒令从地上爬出学校宿舍，最后被押送回农村老家，妻子在穷困潦倒中悲惨死去。国家拨乱反正以后，远在美国的女儿把他接去一道生活。几年后，这位老会员携女儿回国旅游探亲。计克敏同志知道后，连忙做出安排，以民进杭州市委领导人和浙江大学老校友的两重身份接待了这位老会员一家。他向海外归客介绍国家的发展变化，介绍民主党派工作的新气象、新成就，使这位饱经风雨的老会员及其一家都十分高兴和感动。老人重去美国后，继续和民进杭州市委会保持密切联系，直至去世。又如另一位民进会员的亲属（国民党原知名人士陈布雷的弟媳）携女儿回国探亲，到杭州后其女儿生病，我们建议请民进会员中的医生给这位归国小侨胞看病，计克敏同志知道后完全支持，并交待我们应该立即去办好。这件事使陈布雷弟媳深受感动。她对我会那位会员说：“祖国亲人待我们那么热情、关心、富有人情味，我真羡慕，这在国外是很难得的。你能有幸参加到这样的组织中去，也使我们放心不少。”在相当长时间中，民进杭州市委会的“三胞”工作之所以做得比较出色，受到有关部门的肯定，这与计克敏同志的高度重视和积极参与是分不开的。  

    重视基层工作，密切联系群众

    重视基层工作，密切联系会员群众，可以说是民进杭州市委的一个优良传统。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计克敏同志就要求机关干部一定要深入基层，机关工作要为基层服务，为广大会员服务。他一再强调，只有深入到基层中去，才能了解各支部的实际情况，了解会员们的意见要求和他们的疾苦。那时候，基层支部的组织生活每半月一次，都安排在晚上。计克敏同志常常和干部们一起，不论风霜雨雪，也不管路途多远，总是积极地去参加。有一天晚上我们和他骑着自行车一道去拱墅区参加小教支部的活动。当时的大街小巷都比现在狭窄得多，路灯也很暗，骑到一个地方他连人带车摔倒在地。我们见他摔得不轻，就劝他不要去了，赶快回家休息。他却忍着伤痛，继续骑车上路，坚持参加了当晚小教支部的组织生活，第二天又照常到机关上班。平时会员来到市委机关，计克敏同志和其他干部们一样，总是满脸笑容，热情接待，从来不摆领导人的架子，因此许多会员都喜欢到机关里来反映意见要求，拉家常，诉苦衷，把市委机关看作是他们的另一个“家”。直到几十年过去了，许多白发苍苍的老会员见了面时，仍对当年市委机关与广大会员的那种亲密无间关系怀念不已！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们根据中共中央的政策方针着手抓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当时，不少地方、不少环节、不少人的思想观念里，极“左”思潮还远未消除，平反工作阻力很大。如有一位做教师的民进会员因板书上的一点差错，竟被无限上纲，打成“反革命分子”被投入监狱达八年之久。所谓“刑满释放”后，这个饱经苦难的会员贫病交加，生活无着。他个人一再鸣冤申诉却没有结果。我们知道这一情况后，向老计同志汇报，他立即和我们一起四处奔走，了解真相，查阅原始档案。在我们掌握了大量事实和材料，确信这一事件纯属不折不扣的冤假错案后，以民进杭州市委会组织的名义多次向有关部门交涉，终于使这个会员的沉冤得到平反，落实了政策。八十年代后期，根据上级组织的决定，计克敏同志把主要精力放在民进浙江省委会的领导工作中。他继续发扬过去在杭州市工作时的那种深入实际的作风，经常到省内各地调查研究。有一次去绍兴因劳累过度而病倒，从此沉疴不起，于1991年8月逝世于杭州，终年77岁。

    计克敏同志的一生是爱党、爱国、爱人民的一生，是鞠躬尽瘁、忘我工作的一生。他的音容笑貌，至今仍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他是值得我们学习、尊敬和怀念的好领导、好同志和好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