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我和艾青的故事》有感

陈志坚

    艾青是我最推崇的诗人之一，又是我们金师附小的校友，所以对他怀着一种特别的感情，对他的诗充满着一种特别的喜爱－－尽管有一些还读不懂。艾老生前生后，我多次在学校及金华的大街小巷看到他的忠实战友、亲密爱人高瑛奶奶。行走在艾老的家乡，高瑛奶奶就像走在自己的家一样，使我顿生亲切之感：金华的媳妇回来了！

　　再过数日（五月五日）就是艾老逝世十周年的纪念日，我翻开这本散发着一股淡淡的油墨清香的《我和艾青的故事》时，勾起了想多了解艾老和高瑛奶奶的欲望。

　　艾老是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关于“获罪”的原因，据高瑛奶奶在书中记述，是因为丁玲被打成“丁陈反党集团”首要成员，屡遭批判时，希望艾老出面为她说几句公道话。尽管艾老不太喜欢她，觉得她是个很厉害的女人，还曾经给她取了“凤姐”这个绰号，但还是在会上说了，因为他认为，丁玲当初跟着共产党去了延安，应该说是个革命者，同时也是当年被秘密枪杀在上海龙华桃花下左联作家五烈士之一胡也频的遗孀。不想竟因此遭了祸殃：被开除党籍，撤消一切职务，停发工资，戴上“大右派”帽子，放逐出京。对于这样严酷而荒唐的现实，艾老无论如何是想不通的。在那些日子里，他一次又一次的对高瑛奶奶说：“我错在哪里？一个人总该有点正气吧！”“我一生不争权，不夺利，不整人，不害人，不搞阴谋诡计，不加帮入伙，不懂世故，不识时务。”“我的作品证明了我的一生。我的经历很清楚。日本侵略中国，我在巴黎呆不住了，国难当头，匹夫有责，我回国了，参加了左翼美联，因为进步，反蒋，被捕入狱，一蹲就是几年。在狱中写了一批被评价很高的诗歌，《大堰河——我的保姆》就是在监狱里写的。”

　　不错，艾老的历史是清楚的。他的作品也确实证明了他的一生。当他年轻的时候，在巴黎习画，“九·一八”事变后的一天，他在巴黎街头画画，忽而听到背后有人说：“中国人，你们的国家快亡了，你还在这里画画！”他毅然回国。血腥的监狱夺去了他的画笔，却未能摧毁他那一颗装满了人间苦难的诗心。他的诗忧郁而苍劲。无论是写于狱中的《透明的夜》、《芦笛》、《大堰河——我的保姆》，还是写于出狱后奔走于烽火连天、苦难国土上的《雪落在中国大地上》、《北方》、《乞丐》、《死地》、《手推车》、《献给乡村的诗》等等，都无不融贯着他对苦难大地的悲悯和对光明的渴望。这样的诗人，是无论如何也不应该把他打倒的，因为他属于受难的土地和受难的人们。

　　倒是他的夫人高瑛奶奶比他显得冷静和清醒些。这位比艾老小20多岁的“小爱人”，当艾老的精神处于崩溃状态的时候，当他“不想吃，不想喝，觉也睡不好，坐在椅子上目光发直”的时候，当他“用头撞墙壁，半夜起来指着墙壁问：‘你说我反党吗？’”的时候，不但没有背弃他，反而相信他，一天二十四小时守着他，劝他，宽慰他，以女性特有的关爱和温柔，让他感到严寒中尚有家庭的温暖，帮助他度过严重的精神危机。

　　作为受难者的妻子，高瑛是令人敬佩的。那时她和艾老结婚才几个月，那时她才23岁。那时她是多么年轻啊！而“组织上”一次次派去找她“谈话”的人，也正是想以此打动她、胁迫她，让她与艾老“划清界限”，“不要跟着右派分子走”的人。然而高奶奶始终与他相守，高奶奶相信他，陪伴他走过了日后漫长的充满着悲酸、屈辱、苦楚的人生旅程。

　　也许这就是中国女性的伟大之处吧。

　　捧着这本《我和艾青的故事》，我眼前仿佛又出现了这样的情景：艾老安静地坐在轮椅上，高瑛奶奶在后面缓缓地推着车。他们轻轻地谈笑着，在晚霞余晖中显得那样地和谐……

        （作者：民进会员，金华师范附属小学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