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献华
孔繁森卖血供两位孤儿读书，用自己的胸膛将孤寡老婆婆冰冷的脚烘暖，这是什么缘故？马加爵将同寝室的同学一个接一个地杀戮了，这又是什么缘故？
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怎么这么大？许多人把这种差别归结为“道德”，我认为更源本的应该是“悲情”。孔繁森是一位“悲情”很浓的人，马加爵是一位“悲情”缺失的人。
“悲情”是什么？我很难下定义。我只是有这样的体会：有“悲情”的人，同情心、怜悯心强，珍视一切生命，心慈，不爱争斗，体恤他人的痛苦……缺少“悲情”的人，没有同情心、怜悯心，蔑视生命，心狠，爱争斗，以他人痛苦为乐……
“悲情”是怎么来的？与遗传有关？可能。与气质类型有关？可能。但可以肯定，“悲情”与家庭教育和成长环境有更大的关系。一个人“悲情”的多与少，主要从他个体方面找原因。
每一个国家和地区都有“悲情”浓厚的人，也有“悲情”缺失的人。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差别，不是“悲情”的有与无，而是多与少的问题。那么，我们国家是多还是少呢？让我们来回顾以下一幕幕：
据《随笔》载：文革初期一所学校的红卫兵，将美术（西画）老师抛进池塘，老师挣扎着露出水面，小将们就用砖块砸，眼看着水面冒泡，自己的老师沉入水底，观者欢呼雀跃。类似这样的情景，各场政治运动中发生多少起？多少人参与？
据报载：广州几家酒店曾有一种“活猴脑”的菜，桌下猴子哇哇叫，桌上食者哈哈笑。老外看了目瞪口呆，中国人怎么那么“敢”吃。
据《中国农民调查》载：安徽很多村、乡镇干部，派出所公安干警对上访请愿的农民兄弟大打出手，致死致残，使尽残暴手段。这种情况，其他省是否同样存在？
据上海电视台报道：美国人约有十分之一的家庭收入用于慈善事业，而上海人不到千分之一。中国已有不少的富豪，但极少有慈善家。
社会上常常有这样的景象：一边是有权的单位豪华到不需装修的地方也装修了，一边是农村孩子在破旧房中上课；一边是“公仆”们一餐公费豪饮化掉一个下岗工人一年的生活费，一边是许多饥寒交迫的“主人”得不到政府应有的救济。面对这种情景，有多少人内心有半点触动。
以上的场面我们已司空见惯，见怪不怪了。这样的状况在英国、新加坡也常有吗？稍有良知的人，不能不问，中国人怎么了？其实，回答这个问题很简单，已有太多的中国人“悲情”缺失了。
“悲情”缺失已形成一个大群体，只能从社会寻找原因。我想，是不是我们的文化出了问题，我们的文化缺失了什么。我们的党，曾经是一个“革命党”，革命需要“革命文化”的支持。“革命”需要勇敢的战士，不怕牺牲，不怕流血，勇猛杀敌，否则，就不能赢得战争的胜利。革命成功后，我们曾认为激烈的阶级斗争还没有结束，因而革命还要继续下去，党没有及时地将“革命党”转化为“建设党”，本该早早淡出的“革命文化”被延续了下来。“解放”以来，我国青少年接受的多是“革命文化”的教育，看的电影多是战争影片，学习的榜样多是杀敌英雄，接受的观点多是“革命是暴动”、“造反有理”、“对待敌人要象秋风扫落叶一样残酷无情”等。当某位权威人士告诉你，某群人是“敌人”时，革命小将暴发出强烈的革命激情就可想而知了。在“革命文化”的长期熏陶下，人的“悲情”被丧失或得不到应有的培育，社会的悲剧也就一幕接一幕地发生。
改革开放后，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革命文化”得到了改造，但余波还在，影响着新的一代青少年。本次《宪法》的修改，大大地强化了“人权”、“人性”、“人本”的意识，加快了“革命文化”的淡出。
“悲情”是情感的一种，是“人性”的体现。一个丧失“悲情”的人，已经沦为一般动物，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人了。“悲情”是人善良的情感基础，有“悲情”的人才有行善的需要和动机，才会有关怀他人和社会的愿望；有“悲情”的人，就不会轻易地伤害他人，虐待动物；有“悲情”的人，就不会大手大脚地糟蹋公共财物，会“于心不忍”，容易成为一个廉洁的人。一个社会“悲情”的人多了，社会会更平和、稳定。
在我们生活的周边，有两个人群特别有“悲情”。一群是耄耋之年的老人，一群是信教的妇女。这是值得研究的一种现象。前者从“旧社会”走来，后者走向“美幻世界”；前者接受较多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后者接受较多宗教文化的洗礼。在当今倡导社会道德建设之时，“悲情”的教育是不可或缺的。那么“悲情”教育的材料从何而来？用什么来传递？可不可以从中国传统文化和宗教文化中吸取有营养的“元素”？这是一个有待研究并实践的课题。
“博爱”应不应该成为资产阶级的“专利”？无产阶级是不是只允许有阶级兄弟的爱、有选择的爱？假如对待“阶级敌人”要仇恨、要无情斗争，那么当一个人错将“竞争对手”“情敌”当成“阶级敌人”怎么办？一个心中充满仇恨的人，哪来的“悲情”？哪来对人类的爱？无产阶级是人类的一部分，对人类的无情最终会伤害无产阶级自己。我认为，“博爱”（以及广义上的人道主义）应该与“民主”、“科学”有同等待遇，尽早地在中国大地上播种、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