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社东

   我们这一代人，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是幸运的，有幸目睹我们中华民族从蛰伏到中兴的全过程，又躬逢其盛。

1978年我初中毕业，参加刚恢复不久的中高考。我考上了中专，但上了重高。当时学校里有下放回乡的知青和我们一同进考场，他们一边教书，一边备考。平时是他们教我们，此刻却我们一起对答案、一起大叫、一起抱头顿足。当时我们学校有很多非常棒的教师，一个个都是赫赫有名的人物，是因为家庭出身、政治或生活上的问题下放的，三五年之后全走了。我当时的数学老师——赵老师，就是其中一个。

1980年，我上了县重点高中，我们这一届有7个班，在当时规模已经非常庞大了，可那些优秀的教师逐渐在往省城调动，因此学校的师资配备总是捉襟见肘。当时高中是两年制的，因原来的春季毕业要改为秋季毕业，我便多读了半年，在1980年8月才上了大学。

原本以为大学是优秀教师集中的地方，但是去了以后才发现，由于省内高校的变迁、撤并和政治运动不断，教师也一直处在流动之中，很不稳定，我大学毕业后，很多教过我的老师就都调走了。

教育是几乎惠及到每一个人的民族大业，一个人读书与教育相干，一个人教书更是与教育脱不了干系。在我眼里，操持教育的人就是神圣的文化守护者。当年，教师的移动成了一道风景，那些知识的播种者苦了自己，却给我们这些乡镇孩子带来了文明和理想。

我大学毕业后在县一中教书，初中时的赵老师也调到了这里，我们从师生变成了同事。随着学生的增多，学校教育也更加正规了，学生中经常冒出优秀的苗子来，1988年，我教的第一届毕业生中，就有考入清华、北邮、中国医科大学的。后来几年我教复读班，150多人一个班，更是每年都有好几十人考上重点大学。在那个年代，农林医师是大家不愿意填报的，成绩不大好的就填这些志愿，录取相对容易些。这样，人们便认为次等生才进师范，当老师。

赵老师就最小瞧新从教的师范毕业生了，他为人好下断语，总说一代不如一代，近亲繁殖，还不教出一窝糊涂蛋？他瘦削狷介的脸上，厚镜片里透着孤傲，我们都是他的学生，他骂我们，我们也都洗耳恭听。他很纯朴，不是穿一件中山装，就是穿一件黄黄的衣服，纯朴得可爱，又有学问，经常把书上的例题改掉然后求解，解不出来也会给一个结论：本题无解。他授业不拘一格，这样不教条的老师，在当时是找不到几个的。他经常骂学生的一句话是：狗也想犁田？意思是说你不好好学，就别想做大事。当时有个政治老师，每逢年底考试前就发个学校油印的讲义试题，从全班学生那里忽悠着收钱，赵老师特瞧不起他。到九十年代末，赵老师轻视年青教师的情况终于有所好转，有一次打牌，他被一名弟子击败后狂喜大呼：后继有人，社稷江山有望！这些事情给我启发很大，如果让我们民族最优秀的人来从事教育，那我们就有可能走上一条真正的无往而不胜的道路。但无论怎样，教育还是为文化普及做出了很大贡献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老师能教出优秀学生就行。

搞教育是一件很热闹的事，课程改革、各种实验这些系统内行为经历得多了，就会觉得有走马灯之感，觉得学生成了实验品，当然，大多数学生是被实验好了的。外面的经验一学回来，一使用，学生教师的负担就更重了，今天我们的校园应该是几百层各项实验结果的重叠堆垒地吧。我也感兴趣过，但最终还是选择了回归。教育就是把一个人变好，变善良，没有那么多门道。我也参加教学大赛，但又反对表演性的教学，我也写教育科研论文，又觉得这是架空的纸上文章，我还曾试图改变教学内容，但最终还是考试说了算。刚性的强势的应试，会让任何一种“多余的”想法头破血流，收家伙滚蛋。

不可否认。恢复高考制度是一件功勋卓著、利国利民的大好事。30年的教育，在人才培养的数量上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而在教育本质上，也就是在对人的态度上，即对我们未来国民的态度上，仅有些许进步。

1996年我到了杭州教书，这里的文明程度更高，没想到竞争也更激烈。重视教育转变成了重视升学率，要保持教育的领先地位，就是要保持著名高校的录取率，而学生的心理健不健康没有人关心。

经过这些年，杭州的教育观念已发生了显著变化，开始重视人了，开始重视所有的人了，尤其重视后三分之一的学生了，这是教育从重数量向重质量转型的重要标志性事件。

马尔库塞说，文化会生产幸福。我相信，让人痛苦的、让人没有幸福感的一定不是伟大的教育事业。古称三十年为一世，世事更迭，今天的孩子有权享受良好的教育，是多么的幸福。事实证明，从贫穷、落后、封闭到繁荣、昌盛、发达并不遥远，我们中国，最多的是人，最富有的也是人力和智力，教育就是打造这人力和智力乃至国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