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惠泉

　　建国59周年的国庆日，儿子远行。儿子是由学校公派的交流生，赴东瀛某大学学习通讯科学技术知识的。30年来的出国潮此起彼伏，人们或许习以为常，但作为在长达20多年的求学路上历经风霜的“老”父亲的心里，实在是久久不能平静。

　　儿子已逾21周岁，在父子俩共同的母校就读了三年，还担任过校学生对外联络协会的主席，2007年的元旦，他把来自香港几所大学在自己学校交流学习的7位同学请到了家里，让我忙乎了一整天。回想我21岁时的人生境遇，和儿子的相比，不啻有天壤之别。

　　36年前，从萧山中学（高中）毕业，我“待业”整整三年半，其间的人生岁月，我曾一言以蔽之：除了没要过饭，没作过贼，其它什么苦活脏活都干过。直到持有了一张萧山县革命委员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颁发的《病残青年留城证明》（缘由是“眼睛高度近视”）一两年后，才被县计划委员会的一纸招工令收进了一家还没有一寸厂房的“微型工厂”（直到今天，看到路上的任何商店在门口贴着“招工”的广告，心里就会酸酸的。那个年代的任何机构和个人私自招工都是违法的）。我们10名身体上几乎都有缺陷的年轻人成了该厂的第一批工人。第一年的月工资是14元加上2元的“米贴”。一年积攒下来，差不多能买一只上海牌手表（伙食费到父母那里揩油，手表票还不易搞到）。

　　儿子启程，我没有去送行，径自去了富阳参加微雕、书画艺术展览。从家门到上海浦东机场，儿子和他的几大件行李，均有人相伴相送，已无需两鬓斑白的我操劳了。

　　儿子的学姐，为送学弟，放下研究生课本，专程从外地赶来。从浙大玉泉校区出发赴申城的专车，是一位我未曾谋面的企业家特意安排的，车子自然豪华体面，是我辈未曾饱过眼福的。飞抵东瀛，对方学校在途中派员迎候，以严谨守信著称的民族，让我释放了诸多的牵挂。

　　回想33年前，我带着中状元般的喜悦，穿上企盼已久的工作服，来到一块刚刚被征用、约10亩大小、高低不平的农杂地前，参加工厂的土建工程。日晒雨淋，尘土相伴，历时近两年，用青春和汗水建起了一座小水泥厂，成了“三班倒”的“产业工人”。

　　那位未曾谋面的民营企业家，比我小十来岁，应该是改革开放中的弄潮儿，很有生意头脑且不乏积极创新的勇气，这似乎和儿子想自己创业的理念不谋而合。几周前，儿子和他那家投资创业、投资高科技、投资未来的公司签约，拿了一笔在工薪阶层看来数目不小的助学资金。相应的回报条件是，在若干年后，待儿子创业成功，企业股票上市，民营企业家就合法拥有其一定比例的股权。事后得知此事，我责怪儿子竟敢擅自和人签约。儿子平静地解释道：这是他自己的事情。他不愿意再增加我们的负担。再说，以当前的月收入而论，我们夫妻俩的工资加起来还不足以提供给他在日本衣食住行等方面的开支，尽管他无需向所在校方缴纳任何的学杂费。

　　我曾经要正在学微积分的儿子比较精确地算一算他父亲前半辈子的工资总收入：从每月16元到如今的每月6000多元（以年薪计，并含扣除的住房公积金等部分），共计30多年。儿子打趣地说，把两个数加起来除一下再乘一下，数字就出来了。

　　儿子是很想在创新创业方面发展的。中考前他就被录取在省教委开设的“创新实验班”，独自一人提着箱子去了宁波效实中学。一年半后，他告别来自全省各地的30多位同学，径自转学回到了萧中。如此选择，犹如24年前，我没有服从要我去某大学任教的分配方案，径自回到了家乡。生存、发展、创新，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地调整、选择，更受到时空等客观条件的牵制，或囿于自身对发展前景的短视。

　　21岁的儿子走出国门，我高兴，我牵挂；我心酸，我妒忌；我遥想，我期盼……

　　宰相刘罗锅开口即自称“一介草民”，乍一听觉得怪怪的，仔细想来却寓意颇深。高考制度的恢复使我以 “产业工人”的身份迈进了学校的大门，二十四五岁了还和七位十七八岁的小伙子同住在一间学生寝室里，社会上曾冠之以“天之骄子”的美誉，但像儿子那样21岁能跨出国门学习深造的机遇，就只能等待来世了……

　　儿子是改革开放的儿子，改革开放为21岁的儿子和他的同龄人提供了一片实现鸿鹄之志的蓝天，在这片蓝天下，他们谋划创新创业，尝试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并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贡献智慧、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