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发明

一

　　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我不记得那时是几岁，有一天大人告诉我一个伟大的领袖逝世了。老师把我们集中在操场上，让我们低着头，说这是默哀。全场一片肃静，我偷偷看了看老师的脸，个个都很严肃。我觉得这天的气氛实在是怪，正诧异时，一个女孩大约是实在忍不住，扑哧笑了一声。几个老师不约而同扑向了她，将瘦弱的她按倒在地……后来，我们再也没有看到过她，听说她已经转学到别的学校读书了。

　　晚上回到家里，我把白天发生的事讲给爸爸妈妈听，爸爸妈妈脸色都青了。郑重地再三叮嘱我：“你在外面千万不要乱说话！”我被爸爸妈妈的郑重吓怕了。妈妈说：“那是要劳改的！”然后提醒我：“去年你同学唱‘社会主义好’的时候，你接了一句‘一点也不好’，差一点……”我争辩说：“我是说那个同学歌唱得不好……”父亲打断我的话：“你要记牢，不要乱说话，乱说话是要坐牢的！你要变成反革命的！”虽然我年龄小，但在那个年代，我已知道“反革命”意味着什么，我脸色吓得煞白。我牢牢记住爸爸妈妈的话：不要乱说话，乱说话是要坐牢的。

二

　　2008年2月，我作为民进婺城总支的代表，在政协婺城区二届二次大会上，就“健全卫生服务网络，改善群众卫生需求”的问题，提了四点建议：1、进一步强化政府责任，加大公共财政投入力度；2、抓好农村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网底”建设，进一步健全农村公共卫生服务网络；3、完善乡镇卫生机构对村级卫生机构的指导职能，发挥乡镇卫生机构在农村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的枢纽管理作用；4、进一步提高卫生人才队伍素质。这是我第一次在正式场合向政府提出建议，区委、区政府、人大、政协的领导济济一堂，认真倾听我提出的建议。走下发言席，我抹了一把头上的汗：我怎么也想不到，竟然有这么多领导、这么认真地听我发言！

　　没过多久，陈区长对这个提案作出 “公共卫生服务网络建设问题是民生的一项重要内容，党委政府应予以高度重视，此建议的几条措施是可行的，请潘副区长同志牵头会同相关部门研究对策措施，并在工作中逐步落实”的批示。他同时对我的另一件提案也做了批示。收到批示的那一天，我激动得晚上睡不着。我明白了：改革开放30年了，我们的党、我们的政府对待老百姓“说话”的态度变了，老百姓“说话”再也不会坐牢了；党和政府不但不怕我们“说话”，反而很认真地倾听我们“说话”，他们希望我们多“说话”。

三

　　我于2006年加入民进，成为民进的一名普通会员。这两年，我可以用“幸福”两个字来概括我的感受。一是，民进是个“家庭”，我这个“新会员”受到了来自“家庭”的关怀；二是，我可以发挥我的所长，不停地“说话”。

　　在两年时间里，我不停地“说话”。“说”家乡的菜市场，太脏太乱，还紧挨着交通要道，十字路口，人来人往实在不安全；“说”幼儿教育，“家庭式”的简陋园所，“保姆式”的办园理念，“拔苗式”的小学化教学，“小摊贩式”的恶性竞争；“说”新农村建设，要有长远和整体的规划，要增加农民收入，要加快发展农村社会事业和民主政治建设；“说”职校教师，面对最差的生源，没有成就感，社会地位低，评职称时遭遇歧视；“说”城乡教育均衡，建议人事部、教育部禁止教育系统内部“滥挖人”，建议评上“名师”后每5年在农村学校任教不少于2年，建议从根源上禁止“择校”，建议采用“城乡教育共同体”模式解决教育均衡问题……我的“说话”还挺“管用”，家乡的菜市场得到整治了，十字路口设了红绿灯；教育局和农业局把我请去，就教育和新农村建设问题当面征求我的意见；信息送到市政协，市政协采用了；送到省民进、中央民进，也纷纷被采用；民进省主委、副省长盛昌黎还作过批示。

　　改革开放的好环境，让我“敢于说”；身为民进会员，我应该有所作为，责任提醒我“必须说”。刚开始，我“学着说”，看看别人是怎么说的，经过两年的努力，我基本上“会说话”了。现在我所要做的，就是继续提高自己的“说话”能力，做到“善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