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罗荣桓元帅追悼会难忘回忆

谭启晓

　　前些日子，我在新华书店看书，偶尔看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元帅传记丛书——罗荣桓元帅》的大事年表上写着：“（1963年）12月22日，在人民大会堂为罗荣桓举行了隆重的首都公祭大会。”我又翻看了四川人民出版社的《罗荣桓元帅画传》和当代中国出版社《当代中国人民传记》丛书中的《罗荣桓传》，可这些书上对于罗荣桓元帅公祭大会地点的记载却惊人的一致——人民大会堂。“明明是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太庙大殿举行的，怎么写成人民大会堂了呢？”一个大大的问号闪现在我的脑海中，同时也勾起了我对当年参加罗荣桓元帅追悼会的一段难忘回忆。

　　1963年12月我正在西安铁路局参加某工程的现场设计，17日，从广播中得知“罗荣桓元帅因病久治无效，于12月16日在北京逝世，终年61岁……”罗荣桓元帅是继任弼时同志之后，党内、军内去世的最高级别的领导人。回想当年解放战争时，他和林彪带领第四野战军，从辽沈战役打到平津战役，从东北打到海南岛，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即使在和平年代，他在我军的政治思想建设中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噩耗传来，心中自是无比的悲痛，中国失去了这么一位如此优秀的领导人、军事家，多可惜啊！

　　据我所知，国家领导人去世后，一般要经过遗体告别和设灵堂公祭（包括追悼会）两个阶段。如果我马上回北京，说不定还能赶上参加罗荣桓元帅的追悼会，以寄托自己的哀思。

　　于是，我当机立断，连夜把工作赶完，第二天一早就乘上了西安开往北京的特快列车，经过一天一夜的行程，终于到了北京。一下火车，我马上借北京站站长办公室的电话，按照报纸上公布的 “罗荣桓同志治丧委员会”电话打了过去：“惊悉罗元帅不幸去世，我心中万分悲痛，由于前些日子在外地出差，刚赶回北京，不知道是否还能有机会参加罗荣桓元帅的追悼会？”治丧委员会的同志在电话中询问了我的姓名、单位和电话，并答应我，经研究后无论是否同意都会通知我。

　　乘上公交车刚回到单位，马上有同事告诉我：“刚刚铁道部办公厅来电话了，让你马上去趟铁道部，有要事找你。”“铁道部找我能有什么事？”我有些莫名其妙，好在铁道部办公厅离我们设计院不远，步行几分钟就到了。办公厅的同志跟我说：“是不是你在两小时前给罗荣桓同志治丧委员会打过电话，要求参加罗荣桓同志的追悼会？经他们研究后同意你去参加，但请你务必在12月22日上午8点半前进入劳动人民文化宫……”一个普通群众的要求竟然得到如此重视，我心中异常激动。

　　12月22日我一大早就乘车赶往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可等我来到太庙前的广场，发现来自海陆空的官兵们早已列队完毕，整齐地排列在广场的左边。广场右边安排的是首都各界群众，也已经有不少人按照各自单位所在的位置站好了。中间留着一条约莫3米宽的通道。由于我是以个人的身份去参加追悼会的，没有固定的位置，所以我选了通道右边的第一排的位置站定，以便能最近距离地瞻仰罗荣桓元帅的遗像、目送殡葬队伍。

　　10点整，追悼会正式开始，国家主席刘少奇主祭，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常委会致悼词。在军乐团演奏的哀乐声中，大家沉痛地默哀3分钟，最后伴着庄严的《国际歌》，追悼会结束。将近11点，太庙里陆续有人出来。首先是罗荣桓元帅的家属和亲属，走在最前面的罗荣桓的女儿手捧着父亲的骨灰盒，接着是另两个女儿联手捧着挂有黑纱的罗荣桓遗像，然后是罗荣桓的妻子林月琴，在儿子罗东进和亲属的搀扶下缓步走出会场，后面则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朱德、林彪、邓小平……由于毛主席已于12月19日在北京医院向罗荣桓的遗体作了告别，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正在访问亚非欧14国的途中，所以未能参加罗荣桓元帅的追悼会。

　　在此后的一次去总政军乐团学吹圆号时，我的老师詹昌春还告诉我在罗荣桓元帅追悼会上的一件事：按照国家规定，元帅级别以上的领导去世，在默哀3分钟时，哀乐要奏足3分钟，所以在罗荣桓元帅的追悼会上，军乐队便按规定进行演奏。谁知哀乐刚奏完，林彪办公室的一位负责人便马上走过来严厉地责问军乐团指挥：“今天你们的哀乐奏了几分钟了？怕是连5分钟都有了！你们可不知道，林彪元帅刚从医院出来，身体比较弱，不能低头，他在默哀不到1分钟的时候，头上就冒汗了，出了事你们得负责任……”军乐团指挥在那种场合下不好作声，只能接受“批评”。可是大家心里都明白，指挥并没有出错，3分钟的哀乐根本无任何的超时。

　　清明节快要到了，每当这个时候，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罗荣桓元帅，他的为人、他的高风亮节、他的伟大功勋都是值得我们珍藏的一笔巨大财富，他也将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借此机会，回眸往事，以缅怀共和国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