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勇年

2009年3月“两会”期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透露了这样的数据，即2008年全年“各级法院经调解结案的民事案件3167107件，占全部民事案件的58.86%”。这个数据，犹如具有强大磁力的吸铁石一般，紧紧地吸引了我的眼球，令我感到十分欣喜。然而欣喜之余，我又陷入了冷静的思考之中：这个调解率与以往几年情况相比会是什么样的？在这个调解率背后有没有需要值得注意的问题？

通过查阅最高人民法院近几年的《工作报告》，我知道了这样的情况，即2008年度法院在民事案件调解上所做的努力确实明显，其调解率属于飚升剧增状态。资料表明，2005年全国各级法院“一审案件调解结案率32.1%”；2006年 “全国法院审结的民事案件中，有30.41％的案件以调解方式结案”；即在二年前全国各级法院民事案件的调解率是在30%左右。以2008年的58.86%与2006年的30.41％相比，其调解率整整上升了28.45个百分点；而上升的28.45%，则是原来30.41%的93.55%，接近翻了一番。那么，法院审理的民事案件调解率为什么会升得那么快呢？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是这样表述的，2008年度法院是“高度重视运用调解手段化解矛盾纠纷。着眼于促进社会和谐，转变审判观念，坚持‘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原则，把调解贯穿于立案、审判、执行的全过程”，从而“全面推进民商事案件调解工作”。

对于法院的民事案件调解率剧增，总体上来讲应当说是一件可喜可贺的好事。通过调解手段，在不伤感情或少伤感情的情况下处理民事诉讼案件，对化解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无疑是有着积极意义的。以调解方式解决民事诉讼案件之意义和好处，可以说出许多许多，在此我就不细说了。我想说得的是，对法院审理民事案件调解率剧增，思考一下其存在的或者说可能出现的缺陷，也是很有必要的。

1. 要防止“调解优先”下使一些法院为偏面追求调解率产生的负作用。在查阅了近几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时，我发现其2009年《工作报告》中对民事案件调解的提法与以往发生了变化。在2008年以前的《工作报告》中，其提法是“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案结事了”。而在2009年《工作报告》中的，其提法变成了“调解优先、调判结合”。这个变化，对民事案件调解工作所提要求的是不同的。原来是“能调则调”，现在是“调解优先”；原来提“当判则判”，现在不提“当判则判”了。这就意味着最高人民法院的指挥棒向全国各级法院发出这样的信号：凡是民事案件都要尽量优先采用调解方式结案。最高人民法院提出“调解优先”要求的本意是好的，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我们不得不注意这样的问题，即在这个指挥棒的要求下，一些地方法院为了表明自己贯彻“调解优先”的积极态度和工作成果，会产生偏面追求民事案件调解率的提高，会使一些法官为了提高调解率不惜采取一些不当手段和方法。

在现实的民事审判活动中，受“调解优先”影响，我们不能排除这样的现象，即一些地方法院为了提高民事案件调解率，在其内部考核办法中设置了诸如调解一件民事案件加分，判决一件民事案件扣分的考核项目。由于法院内部考核与法官奖励收入与业绩挂钩的，所以一些法官为了多获取考核分值，就千方百计地想办法将民事案件用调解方式结案。一些法官面对属于“当判则判”的民事案件仍然不以判决结案，甚至不惜采取软硬兼施的办法（实质上是违背当事人自愿原则的），迫使案件当事人或当事人的代理人接受调解，诸如在原告面前说如果判决原告肯定要输的，在被告面前说如果判决被告肯定要输的；或要求律师代理人去搞定当事人接受调解，否则今后你（律师）在我（法官）这里的其他案件就难了；等等。另外，法院偏面追求民事案件的高调解率，还会使社会公众误认为“法院是捣浆糊的地方”，对法院的威信、司法的公正和法律的权威产生怀疑。

在民事诉讼中提倡“调解优先”产生负作用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因此，理所当然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2. 要防止追求高调解率成为掩盖法官法律素质低下的“遮阳伞”。在司法实践中，作为承办法官在办理一件民事案件时，制作一份法院调解书结案比较容易，而制作一份判决书结案却有较高的难度。《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八条规定，“判决书应当写明：（一）案由、诉讼请求、争议的事实和理由；（二）判决认定的事实、理由和适用的法律依据；（三）判决结果和诉讼费用的负担；（四）上诉期间和上诉的法院”。而该法第八十九条规定，“调解达成协议，人民法院应当制作调解书。调解书应当写明诉讼请求、案件的事实和调解结果”。从法律规定中我们得知，民事判决书的制作要比调解书的难得多。调解书可以省略“理由和适用法律的依据”及“判决结果”，而这些内容恰恰是体现案件承办法官法律素质很关键的方面。

应当承认，我国的法官队伍的法律素质总体上是好的，而且是在不断地提高。然而，部分法官的法律素质低下之情形也是客观存在的。如果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中偏面追求高调解率的话，在司法实践中可能产生这样的现象：一名法律素质高，按照“能调则调，当判则判”依法办案的法官，无论其工作如何积极，办案质量如何高，其工作业绩往往会不及一名法律素质低下、采取各种办法和手段（包括正当或不正当）达到高调解率效果的法官。这种现象的一旦出现，会促使一些法官放松甚至放弃对法律素质的提升，而沉浸在一味想办法“调解”的办案方式之中。

对一名法律素质不高的案件承办法官来讲，“调解优先”旗帜下的偏面追求高调解率可能成为“遮阳伞”，掩盖其法律素质低下的缺陷。这恰恰是建设高素质法官队伍所不希望看到。因此，这也是应当引起我们思考的问题。

3. 要加强和完善对法院调解书的法律监督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我们应当看到，法院以调解方式结案的民事案件，不是也不可能是百分之一百的正确。对于法院来讲，民事案件的调解书差错率也许只是千分之一（或许更少，也或许更多）。然而这个千分之一对于具体案件的当事人来讲，则是得到了百分之一百的不公正。通过监督程序来纠正法院调解书的错误，从而保障司法公正的实现是必要的。正因为如此，《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纠错机制，即“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提出证据证明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违反法律的，可以申请再审。经人民法院审查属实的，应当再审”。

然而，我们应当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即《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对调解书的纠错机制是不完善的，它对有“违反自愿原则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违反法律的”的法院的民事调解书，只设置依当事人申请的法院自律性纠错机制，却没有设置检察机关依法抗诉的他律性机制。在现实生活中，法院自律性纠错机制有时会因其自身部门保护而难以启动，导致当事人要求对调解书进行纠错的权利无法得到保障。

近几年来，检察机关根据宪法规定的“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之职能和《民事诉讼法》第十四条规定的“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之原则，以检察建议形式建议法院对有错误的调解书进行再审，取得了较好的纠错效果。由于检察建议是柔性的，缺乏相应的具体法律规定支撑，故不具有检察机关对法院生效判决依法抗诉的刚性效力，所以在司法实践中有点举步维艰。因此，我认为，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法律应当设置对法院民事调解书的他律性纠错机制，即将法院的民事调解书纳入检察机关依法抗诉的法律监督之中，这是十分必要的，可行的。尤其是法院的民事案件正在大量地以调解方式结案，将法院的民事调解书纳入到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之中，则更是一项迫在眉睫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