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侃吕荧，以及周扬、郭沫若
田建模
本文想要侃的，是现代文学界三个作故之人（一个小人物和两位大人物）。三人之中，周扬与郭沫若位高势显，红极而紫，可谓名噪一时。而吕荧呢，乃一介书生，寂寞冷遇，怕是甚少有人听说过他吧——吕荧，1935年就读北京大学史学系，曾参加“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后在武汉“七月”文丛中开始了写作生涯。１９４９年，只身离开台湾，绕道来到北京，之后参加了全国第一次文艺界代表大会。吕通晓德、俄、英多国文字语言，博学通才，美学理论与文学创作颇丰，翻译过莎士比亚、普希金等人作品，是个辛勤于文化园地的耕耘者。
关于吕荧回大陆后的遭际，先来看一段
读者会问：何以落到了如此不堪呢？这就要回溯到１９５５年５月２５日，从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家协会召开大会批斗胡风说起。作
接着，一个个发言者上台慷慨激昂地声讨胡风。当李希凡上台时，周扬特别高兴地向大家介绍，他就是毛泽东表扬的‘小人物’，是‘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忽然，一个身体瘦弱的书生主动要求发言，谁也没想到，他居然不识时务地为胡风辩护，他上台的第一句话：‘胡风不是反革命，他只是学术思想问题……’这就是《欧根·奥涅金》的译者、美学
结果可想而知：关押、审查、管制。但吕荧总也不悔。《听我讲那过去的故事》（朝花夕拾）中写道：“在中国作家协会批判胡风时，文艺界噤若寒蝉，只有吕荧挺身而出，敢当众为胡风辨解。胡风被定为反革命后，敢去看望胡风的，还是这个吕荧。文革开始后，旧账新算，吕荧被定为‘不安定分子’强制劳动。他是抱着一台英文打字机和刚译成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进农场的。他想继续写作，担心停电，带了一大包蜡烛，后来都被身旁小流氓偷光了。”
另在《美的殉道者──吕荧》一文中，有以下记载：“吕荧殒灭之前，已饿得骨瘦如柴，饿得刚分到一点少得可怜的饭，就迫不及待地用手抓了吃。他已被远超过他的体力的艰苦劳动压得不成人形。他已被凌辱摧残得精神分裂，成了疯子。”在茶淀农场，作为难友，丛维熙曾去看望过他，丛事后写下了这样一段：“吕荧躺在炕上，已经完全丧失了人的外形，抽缩得如同一个小小侏儒。说得确切一点，他成了一具只会出气的木乃伊。我在劳改队见到不少的死者，但从没有一次，像这样使我为之落泪并为之动容的。在吕荧这具活尸面前，我失去了严酷生活赋予我的冷静。几天后，吕荧走完了他的人生历程。那年他仅仅55岁。”文章最后说：“在一堆乱坟中，拱起了一个新的土丘。在土丘前竖起一块红砖上，只留下粉笔写的两个字：吕荧。”但，即使如此，在“他贴胸的上衣口袋里还存放着一朵揉皱的茨菰花”——直到最后的一刻，他还在珍爱一朵小小的花……事情到此结束了吗？划下了的是长长一串省略，而不是那个终结的圆圈。死亡只是肉体的消亡，但决非精神的消灭。要不，何以半个世纪以来，一代又一代，有人还叨念着他呢？冷漠冰冻了情义。今天，要让一个死人触动活人，真的是很难。可当一些年轻人闻知这件旧案，他们却潮湿了眼睛，并陷入于沉思。感动是心灵的亢奋，也是一种无声的催化。什么样的魔力，让活人为死人而着迷呢？我想，震撼你我的，并非人物的坎坷遭遇，也不只是悲惨死亡所引发的同情——类似的命运，在中国又何止千千万万呢？
请想想，近千个作家、诗人和学者——一个个明是非，知羞耻的优秀人才，“灵魂的工程师”，“良知”与“原则”的维护者——何以争先恐后，跳上台去，既充当“打手”，又扮演“谄媚”之徒？近千人之中，何以再无第二人，敢于异口异声？明知屈打，何以忍心落井下石？“趋利而避害”，这或许是一种解释吧。但利害的趋与避，莫非一定要打杀无辜么？于是，有人想保持“缄默”——但沉默也招惹麻烦，被视为是无声的抗拒！
有人想探究吕荧心理：他周遭氛围，他利害考量，他内心冲动与矛盾，等等。但且慢，这或许全然多余。对他来说，十分地自然：虽千人嚣嚣，吾往矣！本着良心去做，没考虑那么多。平素拘谨，读圣贤书，行平常步；危难之际，独担道义，敢为天下人之不敢为，以凛然大义，而见其铮铮傲骨！正如文天祥《正气歌》所咏：“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节操的坚毅不屈，显示出了“人格之魅力”。借用这两句，是对亡灵的崇高评价，也算是一点无奈的慰藉吧？
再来侃侃周扬和郭沫若，他们的底色和吕荧一样，同属现代文化人。不同的是，他俩多了一种标识——权贵的身份。这既赋于了特殊的使命，也塑造了另一种人格。公余之暇，于亲友之间，或有温情和善的一面，对某些不应为而为之事，夜阑人静，或许也有一丝不忍吧。但在大庭广众之际，他们须得道貌岸然，显示出高度的原则性与一贯正确来。他们是权力机器的两个齿轮，必须按指定的线路与程序运作，不得有丝毫差错。权力的上下其手，再好不过地显露了出来。对上，仰承“主命”，甘心作“驯服工具”——对下，在文化领域，执行一条对知识分子“利用、限制、改造”——“请君入瓮”的政策。为求“统一思想”，容不得半点异己（或批评）。有史料可证，中共建政以来，凡文化文艺界全国性运动与批判，皆是领袖授意（或江青煽风），由周扬点火，组织发动：如对电影“清宫秘史”及“武训传”的批判，到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一棍打死，到揪出“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之后又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等等。胡风三十万字意见书，针对周扬、林默涵等人教条主义与宗派作风，但胡风不懂政治，完全错判了形势，以至于误逆了“龙鳞”；而吕荧为人耿直，不肯见风转舵，可惜呀，枉自断送了性命。
然而，成也权力，败也权力。对周郭而言，其之“成”，在于领袖眼里，尚有可用，故得宠有持，权力在握；其之“败”，在于已无可用，故权势失落。当文革狂飚席卷：“造反有理”、“打倒当权派”之时，周扬未必能参悟“上意”，未必能紧跟形势，遂为张春桥、姚文元取代。不仅权力剥夺，还戴上“反动走资派”、“中宣部阎王”帽子，一样也饱尝铁窗之风味——既是极左路线执行者，也是极左路线受害人，而这，便是周扬之宿命。粉碎了“四人帮”，周扬出狱后，以切身之痛楚，方悟极左之迷误，有所愧悔而公开致歉。郭沫若，现代风云人物，早期以浪漫诗人著称，纵情讴歌自由，又研究学术，多方面卓有成就。“五四”时期思想激进，经历复杂。后以民主人士身份担任中央政府要职。文革时，列入保护名单，但仍受冲击。人大会议上，郭痛骂自己，宣称要烧毁一切旧作。并写诗向“敬爱的江青同志”致意，表示其“忠心”不贰。战战兢兢，惶恐无已，与当年批斗胡风的慷慨激昂，义愤填膺，判若两人——其人格之二重性亦由此可见。但厄运仍不放过他——两派揪斗中，郭爱子遭人围攻，不幸坠楼身亡。文革结束不久，郭郁郁以辞世。
周郭二人，若作一比较，于同中亦有异，“异”在何处？周乃旧部亲信，自已人；而郭是知识界领头羊，可尊可贵之客卿，同路人而已。郭聪明过人，深知此中之利害，竭力歌功颂德外，列次政治运动，表现尤为积极，比党内的老“左”还要来得“左”。周郭二人以正剧角色闪亮登场，但其所作所为，从良心之不得安宁而言，仍属悲剧性人物。至于胡风，囚禁二十四年后，终于重见天日——徼天之幸，得以死里逃生。
再来回首那一幕幕凄绝情景，我只能说：感谢历史，它给后人留下了可资探究的印迹；感谢时光，是它验证一切，并作出了公允裁示。但问题似乎依然存在，它摆在我们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人士面前，拷问着每个人的良知。五十载岁月，十亿人沧桑！今天的年轻人，热衷于金钱与享乐，对往昔发生的一切，了解有多少？今日的中老年人安于现状，对那段荒诞绝伦的岁月还能记起多少？对于历史的教训（因缺乏独立思考而盲信盲从，因缺乏人格道义而墙头草随风倒），我们持有何种态度——是的，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年匆匆而过，但，我们的积习与劣根又去除了多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