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忠民

1937年8月9日，驻上海日本海军陆战队中尉大山勇夫率士兵斋藤要藏，驾军用汽车强行冲击虹桥中国军用机场，被机场卫兵击毙。事件发生后，中国上海当局当即与日方交涉，要求以外交方式解决。但日军无理要求中国军队撤离上海、拆除军事设施，同时向上海增派军队。8月13日，日军便以租界和停泊在黄浦江中的日舰为基地，对上海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上海中国驻军奋起抵抗，在上海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开始了历时3个月之久的淞沪抗战。

1937年8月14日下午5时许，已停业辟作收容所的大世界被炸，死伤2000余人，幸存的千余难民纷纷涌向设在福州路、云南路口仁济善堂内的慈联会要求安置，善堂门前顿时乱作一团。同属“慈联会”在仁济善堂办公的国民党上海市政府社会局的工作人员都吓得往外逃散。时任“上海市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简称“慈联会”）常务委员的赵朴初与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吴大琨各执一面红十字小旗，带领挤满仁济善堂门前的难民，打开了宁波同乡会（今申花俱乐部）、金城大戏院（今黄浦剧场）、天蟾舞台（今逸夫舞台）等处大门，以安置难民，一夜间这些单位便被辟作难民临时收容所。第二天，“慈联会”又下设一个“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赵朴初以“慈联会”常委身份兼任救委会收容股主任。收容股主管各收容所的成立、迁并、人员任免、教育及行政工作。1938年初，难民教育委员会宣告成立，在组织上与“慈联会”并列，管辖“慈联会”所属各难民收容所的难民教育事宜。主任委员是陈鹤琴（租界工部局华人教育处处长），赵朴初是副主任委员兼总干事，“慈联会”从1937年8月到1940年3年内，前后设立了50多个难民收容所，收容难民达50万人次。

赵朴老在做安置难民工作的3年多时间里，先后接收、安置了一大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到难民收容所工作，并成为骨干。一些中共党员如曹荻秋、刘述周、陈国栋、韩念龙等都在难民收容所工作过。赵朴老也与共产党人如许晴、焦明（刘平若）、吴大琨、方知达（颜阿章）、周新民（周克）等一起工作得很默契，合作得很好，尽管他当时并不知道这些人是共产党员。朴老在整个难民工作中赤胆忠心，忘我工作，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在上层社会和难民工作中赢得了很高威望，也成了共产党的亲密朋友和战友。

名为难民收容所，然而据一些当事人回忆，当时的难民收容所实际上成了抗日救亡的大学校，现在定居在上海尚健在的89岁离休干部罗忾就是其中之一。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是1937年年底由老朱（即朱诚基，原浙江军区顾问军级离休干部，1997年去世。时任难民收容所股长，1937年10月在难民收容所参加中国共产党，后参加新四军，从事我军情报工作直至离休，）介绍到上海康梯收容所的。那时候我因为工厂被炸，只身逃到租界。当我知道他在正大难民收容所工作。我曾经去看他，他告诉我：他是由同在世界语协会工作的焦明（曹白，刘平若）介绍到这个收容所工作的。当时我看到收容所的生活并不是想像中的一批生活无着孤苦无助的人群，而更像一所抗日救亡大学校。工作人员和难民们共同生活，学习文化、教唱抗日爱国歌曲，学习生活十分有规律，青年人充满着朝气，收容所里到处抗日歌声飞扬。当时我对他们的生活十分羡慕，收容所的同人们看到我这个从战区逃出来的青年，自然纷纷劝我加入他们的队伍。”

1938年夏，在上海“慈联会”有一个名叫屈映光的副主任从上海租界租用英国船运货到温州做生意。当赵朴老得知新四军成立的消息后，心中不禁一动：船既然可以来往运货，那当然也可以运人了，是否通过这个途径把这批人送到新四军队伍里去？于是他就同焦明（中共党员）商量，意图将难民组织起来，经过温州送到新四军部队去，并派焦明赴新四军军部商议。焦明到达新四军军部说明了来意，之后新四军便派时任新四军教导总队政治处主任的余立金到上海，在正大收容所当管理员，做准备工作。

为了获取合法性，赵朴初在上层奔走推动。他提出“移民垦荒”是目前解决难民救济经费日益困难，生产自救的好途径。他说动了“慈联会”的上层负责人，受到了租界当局的欢迎，得到了国际红十字会的同情和物资赞助。此计划向国民政府当局写了申请报告，并得到批准。于是难民参加新四军就以合法的形式进行动员输送，同时还组织了租界和各界人士为参加“赴江西垦荒”的难胞筹集物资和开荒费用。

1938年8月18日，“慈联会”租了英商太古公司的一艘轮船，运送700余名难民，其中主要是青壮年难民中的优秀分子和40余名安置在收容所里的中共党员。人们乘上了敞蓬大卡车分别到达法大马路（金陵东路）轮船码头。为避免日伪怀疑，中间也还安插了一些老人、孩子、妇女及乞丐、流浪汉等作为掩护，每人都发给难民证。“慈联会”还给每个难民发了一套衣服和零用费。这次难民旅途中租船、吃住费用都由“慈联会”负责。是日，700余人集中在外滩爱多亚路码头（现在的延安东路码头）上，上海各界代表都到外滩码头上来欢送，码头上集合了许多民众，他们手中挥舞着小红旗来送别。码头上高音喇叭播放着歌曲《何日君再来》使人格外感伤。赵朴老也亲赴码头送行。在汽笛声中，轮船缓缓地离开了码头，望着远去的轮船，赵朴老百感交集，站在黄浦江头写下送行诗一首：“挥手汽笛鸣，极目楼船远。谈笑忆群英，怡怡薪与胆。雄风舞大旗，万流助浩汗。同张射日弓，待看乾坤转。”

轮船在吴淞口还得接受日本人的检查，幸好事先早有准备，大家把进步书籍都已藏好，静静地围坐在带头的朱诚基等领队旁边。等轮船开出吴淞口，顿时大家一片欢声，一起高唱抗战歌曲。

两天后，轮船平安到达温州。在暮色的昏暗路灯下，难民队伍默默地穿行在温州市区街道。难民们被分别临时安置在一所城隍庙和城外的一所名为园觉庵的尼姑庵中。在温州逗留了五、六天后，新四军派人到温州迎接，除了部分老弱病残的在当地作了安置外，其余的600余人从温州步行近20余天，于9月下旬到达皖南新四军军部——安徽泾县的云岭村。几天后，这些从上海来的难民们全部都编入新四军教导总队学习，从此汇入了民族解放战争的洪流之中。

除了这次大规模的向新四军输送人员外，在新四军部队缺医少药，医疗工作十分困难，通讯器材也十分缺乏时，赵朴老还冒着生命危险，多方筹措通讯器材、医疗器械与药品，源源不断地送往新四军，正是在这批救命物品的帮助下，挽救了不少伤病员同志的生命，很多伤员很快伤愈回到了部队，部队的战斗力增强了。同时，他运来的通讯器械也使部队的通讯联络工作得以恢复和发展，分散的部队和根据地终于又能紧密地联系起来了。

1938年3月，由赵朴初定名的“工华难童收容所”在租界工部局华人职员的支持下与“慈联会”合作筹办，历时28个月，收容的难童近千人次，送到皖南新四军的儿童，第一批就有23人，前后7批人去了大江南北的游击队。1939年敌伪报纸惊呼“工华”收容所成了红小鬼的培养所。

在难民收容所中还办过一个无线电训练班，为新四军培养通讯服务技术人员。1938年，王文清（王纪华）等去慰问新四军时，了解到新四军缺乏医药、通讯器材、收发报务人员和寒衣等。朱启銮、杨昌镛向赵朴初建议办无线电培训班，得到赵朴初的支持。赵朴初以难童学技术谋出路为由，取得有关方面同意，无线电训练班于1939年7月1日开始上课，校址设在宁波路190号。赵朴初与租界工部局华人教育处处长陈鹤琴对该训练班很关心，并到校视察，对大家进行鼓励。无线电训练班的业务训练教室另设在宁波路540号神州中学内，对外称神州中学无线电班，并由神州中学发结业证书。前后二期训练班共约培养了50余名学员，其中送往新四军的有38人，分别到了皖南云岭军部与苏南武进新四军新二团。

1938年秋至1939年秋，赵朴初与陈鹤琴商量后决定，在“慈联会”下属各难民收容所挑选难童办一所难童职业中学，取名慈联职业中学。赵朴初派朱启銮与杨昌镛筹备，就在无线电报务员训练班的基础上进行筹建。慈联中学可称是当时“孤岛”上一所红色学校，先后入学学生有200多人。学生本人志愿参加革命的，学校分批送到江南抗日义勇军和新四军。据不完全统计，参军的有112人。“皖南事变”后，百余名新四军的小战士曾寄养于赵朴老主持的教养院，经过一段时间后才转送到苏北抗日根据地去。

淞沪抗战后的赵朴老在战火中与中国共产党人结为了莫逆之交。1993年赵朴老来杭州之便会见在浙江军区任顾问的朱诚基时再次手书《送行诗》赠老战友，1998年秋，91岁高龄的赵老又一次重书此诗时作了如下注解：“抗日战争初期，余负责上海战区难民收容工作。1938年，选送难民中优秀壮年、青年及部分优秀难童暨工作人员，赴皖南新四军本部，此为送行时之作。”

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重温这段历史，老一代革命者、爱国者为民族解放斗争所建立的伟业是永远也不应当被今天的人们所忘记的。

（作者系原民进杭州市委会调研处调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