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芷茵

上海是1949年5月27日解放的。但在5月25日凌晨，当解放军先头部队从西郊进入市区时，处于上海天西路一幢小洋房内的广播电台，就被几位勇敢的女地下党员控制了，她们没有受到任何阻拦，昂首挺胸地进入播音室，庄严宣布：上海解放了！两天后，即5月27日，从丹阳南下的干部才正式接管了这个官方电台。

物质条件是有了，但人员缺乏怎么办？

由于抗日战争时期我曾在浙江内地山区当过一家大报的编辑，6月份，凭着一位老朋友的推荐，进入了刚建立的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编辑部工作。当时，已失业近三年的我，喜悦兴奋之情自是不言而喻。更让我意料不到的是，因为我负责编早新闻，台里还安排我从江湾路一间棚屋内，搬到长乐路一条“高档里弄”中，怎能不欢欣若狂？

由于电台人少事多，工作的紧张繁忙几乎到了极限，但我的工作狂热程度更是高涨，出外当记者，回来当编辑，夜间忙写稿，忙得废寝忘食。特别到了9月底边，为了迎接10月1日的开国大典，电台的工程技术人员忙着在全市各热闹地段装转播扩音喇叭，电台的杨课长（接管后派他当了工务课副课长）与工人们一道爬上爬下地日夜赶工。我们编辑部的人也没闲着，到各大工厂和单位去组织收听，寻找发表感想的对象，还带着新鲜好奇的心理，用刚从香港买回来的录音设备（其实是如今早被淘汰的钢丝录音机和几盘钢丝录音带）制作录音报道《欢乐的一夜》……

于是，10月1日上午，全上海都听到了从北京天安门广场发出的巨大声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顷刻间，天空变得更蓝，大地变得更美，街上一片欢腾。欢呼声、腰鼓声、秧歌的伴奏声，汇成了沸腾的海洋……

我也是这海洋中的一滴水，随着海浪汹涌翻滚，几乎忘掉一切。

两天后，即10月3日，上海市人民广场举行庆祝大会，陈毅市长亲自到会致辞，电台进行了有史以来第一次实况广播。那时的广播不像现在，节目主持人可以随时插话、随机应变，而是每一个字都要由编辑记者写下来，经领导审核，再由播音员播出。实况广播时，由于人手太少，电台的会计朱小姐也在帮忙接听电话。突然，有一只汽球飞进了朱小姐的怀中，她惊喜地一把抱住，激动万分。这一幕正巧被旁边一位曾在私营电台工作过的播音员看到，她立刻用欢快活泼的语调进行了即兴报道。几分钟之后，就有听众打来电话称赞报道的细节做得好。

那年10月6日是中秋节，上海各单位借这个名义举行各种联欢活动；10月8日上海举行了百万人庆祝大游行，晚上还在外滩举办电火炬舟艇大赛；10月30日是重阳节……整个10月份，上海市民一直沉浸在欢腾的海洋中。

但是谁也没料到，碧蓝海水中也会有那么多礁石、岩块。

建国初的几年金融稳定，生产逐渐恢复、发展，人民生活安定。我在电台的工作也受到肯定，主要负责教育类节目，如时事政治讲座、抗美援朝讲座和俄语教学节目等。但从五十年代中期以后，情况渐渐有了变化：请专家教授来做节目的次数减少了，政治口号叫得更多更响了。

1958年“反右补课”时，善良的台长，先是靠边审查，后又被戴上了“帽子”。那时又逢大跃进，上海新闻文化界有一大批人先后被派往宁夏和青海，我刚敲锣打鼓地送走去宁夏的同志，包括多年邻居杨课长一家，没过几个月，我也带着几个孩子和主动从华东师大历史系申请支边的丈夫坐上了去西北的列车。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邀请支援宁夏的同志返沪参加庆祝建台45周年活动时，我碰到了杨课长的妻子沈女士，这才知道他们一家在文革中历经磨难，杨课长曾几度自杀未遂，最后死于癌症。

我们去青海的一批人都已四散。我在青海省台只待了几个月，就被调到丈夫所在的青海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随着困难日益严重，学院的教学也并不正常，大家每天忙于采摘野菜备荒。学院给外来教职员工预发了几个月工资和粮票，鼓励大家到外地去“求食”，于是我们决定回浙江。临走时，院长深情地握着我们的手说：“你们千里迢迢来支援青海，我们却只能用野菜招待你们，惭愧啊！以后等形势好了再请你们回来。你们有孩子，乘软卧吧，报销如有困难，可以找学院解决……”短短的几句话，说得我们热泪盈眶。第二天他又用学院唯一的小汽车送我们到火车站。虽然我们以后再也没有回去过，但对于偏远荒芜的青海，却留下了一丝温馨之情。

60年代我们来到了宁波师院。饥饿的阴影仍未离去，1958年在东钱湖畔建造好两座教学大楼后，宁波师院的日子更是举步维艰。师院不得不在1962年宣布下马，一年级学生全部被遣返回家。当这些农村来的小伙子挑着行李到我的住处来告别时，我和他们一样感到迷茫，怎么会弄成这样？以后，以后将会怎样？包括国家和个人。

不过，对我们来说，幸亏有这次下马，学校改名为地区教师进修学院，“文革”一起，中小学教师哪还来进行什么业务文化进修？没有了学生，东钱湖水波不兴，让我们这些从旧社会过来的老教师也少遭了许多罪。我常想：当年被遣散回家的老实巴交的农村小伙，一旦当上了红卫兵，会变得那么凶狠吗？又是一阵迷茫。

文革10年岁月，我们在劳动和背诵红宝书中度过，随着自己年龄的增长，更是感到心灰意冷。于是在1977年，我申请了退休。

而就在1977年底，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我们又看到了初露的阳光。更幸运的是我那只读了一年初中（六八届初中生）的小女儿，经过突击努力，竟然考上了大学本科中文系。谢天谢地，天上的云雾终于拨开了一只角。

两年后，当改革开放的阳光照耀整个中国大地时，我在欣喜之余，把“参与”的期望寄托在几个儿女身上：他们赶上好时候啦！

那时我自己也不算太老，才60岁左右，能走会跑，能讲会写，难道真的只当一个旁观者吗？我想到了那支自己放下已久的笔。

说到重新拿起笔，还与民进组织有关。

我在退休后曾去南京姐姐家小住。姐夫王辅民知道我喜欢写东西，就把他父亲王绍鳌先生留下的大包材料（内有照片、信札、日记、自传等）交到我手里，希望我能为他父亲写点东西。当年他父亲在北京逝世时，他正遭隔离审查，未见到最后一面，心里一直非常难过。我对王老先生也是早就久仰大名的，还曾参加过那次由王老领导的十万人送和平请愿团去南京的大会，对他的风度和演讲十分钦佩。后来，两万多字的“传略”写成了，被采用了，我与民进组织的感情也更深了，终于我成了民进的一名老年新兵。于此同时，我的写作兴趣也被激活了，从文史材料到散文，从宁波、上海的报刊到宁波民进报刊，都有我的文字出现。在会内，我年年被评为宁波民进组织的积极分子，拿到不少小奖品。另外，还结交了新朋友，充实了生活。

我的儿女们也都意气奋发地走在改革开放的队伍中，大女儿白晓文从安徽调来杭大后，很快也成了民进会员。二女儿从天津大学毕业下放河南工厂2年后即被母校召回，并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在美国某大学深造，如今虽已退休仍在为世界银行的援助项目东奔西走。其他三个都曾因“文革”被关在学校门外的儿女，如今也都拿着大学文凭忙碌在各条战线上。每周日的家庭聚会上，我都被浓浓的亲情、和谐的氛围围绕着，从儿女们的谈话中，我还谛听到改革开放的新信息和新步伐。哦，我并不寂寞，也不孤单。

回想过去的60年，我为自己与祖国共同经历过这么多风风雨雨，并且还能一天天看到更绚丽的彩霞涌现天边而欣喜不已。亲爱的祖国，我将永远追随你的呼吸与你同步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