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先锋派及余华小说《活着》

田建模

最近，北京一位搞电影研究的朋友来信说：“我的同事极力向我推荐余华的小说，认为他是国内先锋派小说家的翘楚。我早就听说余华的长篇小说《细雨中的呼喊》还得了法国文学骑士奖。于是从网上下载并拜读了余华的几篇小说。坦率地讲，他的有些小说我看不懂。但我想，对于这种先锋派无论从思想和技法上都应该有所了解，所以不揣冒昧，将他的两篇小说（《世事如烟》与《现实一种》）发给您，希望听到您的感想和评析。”

我粗读了一下，也感到困惑，于是回信如下：“您提的问题，引发了我去思考。我以为作家余华所表述的，是一些他头脑里的意象，里面的人物脉络，若按通常的叙述，是不难理解的。但作者却以怪诞手法（人名换成数字，讲述琐碎，行为怪异，过程凌乱）完全不讲求章法与效果，变成了一幅怪怪的，错杂的画面。这显然是刻意而为，一反传统与现实，别出心裁，标新立异——即所谓先锋作家之特有罢。先锋派始于西欧，诸如印象派、象征主义，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意识流派，荒诞派等。记得上世纪初我国有个叫李金发的诗人，就以其怪诞闻名。

上述流派虽各有侧重，但在反传统反现实主义上全然一致。他们不满文学艺术现状，力图挣脱羁绊，另辟蹊径。历史上，文学主流无疑是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则与其时分时合），并以其中外经典巨著奠定了基础。先锋派在文学之流中，从来只是时断时续的溪河，偶而也掀起一点波澜，但从不曾担当过主流的大任，这是有史可证的。先锋作家的作品，大多是一些尝试之作，如卡夫卡这样有影响的极少，多数人不得不回归到现实主义。就以余华来说，他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的作品，大多带有“先锋”派的特性，而在之后，如《许三观》、《活着》、《兄弟》等，则可视为他的回归之作。这并不奇怪，现实主义的创作观念与方法（写真实——以作家的良心良知，客观地反映人民性、民族性），自我国诗经以来，植根于现实土壤，历时千载，而集大成于近代之经典著作；西方之文艺路径，亦大抵类同。先锋派不能逆此主流，不能动其根本；它的不同，只在于形式的炫新，手法的变异而已，予人的感受，大多是不理解，不习惯，不喜欢。但因为是新潮，故能迎合一些年青人，吹捧仿效也大有人在。虽如此，但也不能不看到先锋流派对现实主义创作的影响，事实上，前者对后者也起到补充与丰富的作用。譬如，在现实主义作品中，应用了现代的意识流，蒙太奇手法；应用先锋派常用的幻化了的意象等等。不能不承认，这是先锋派所作的贡献。

但我们也必须看到，中国的先锋派作家，在反传统反现实，对文学现状不满之外，另有一个“不敢”——只因他们大多是犬儒，故绝不敢深揭批判——尽管文革之灾已不再，却仍忐忑于不测之风险。因而，在《活着》一书（我搜了一下，此篇写于1992年，《世事如烟》1988年，《现实一种》1987年——那是余华从“先锋”回归后的一篇有较大影响的作品）中看到的，只是一个人一生的苦难遭遇，为活着而活着的无奈与默默忍受。作品之所以为读者接受，很大程度上，缘于他简洁而形象的文字语言，缘于人物的鲜明与细节的生动。但也就仅此而已，并未能触及更多，发掘更深。试想，跨度长达五十年，时代有大变迁，社会有大折腾，而小说在背景上只淡淡地涂抹，可说是几笔带过（如写生产队吃食堂，煮钢铁；如写国共内战被抓丁，也略提农村的红卫兵），作者的笔墨全然耗费于“福贵”一人，穷苦哀愁，生老病死，点点滴滴全都写上了，却惟独没有这一切的由来——他命运何以会如此的解说（哪怕只是一点隐喻或暗示），更遑论对社会恶源之揭露与谴责了。有人说，文学不是政论，不能苛求于它。这话没错。但文学只能写现象而不触及其实质么？莫非文学并无是非爱憎，莫非它不应伸张正义？！在《活着》这本书里，时代的状貌，社会的背景，仿佛只是一块破布，两把破椅，作为道具，这实在也太过于草率简化了（大跃进的一段，只有一个村长作为代表，被抓丁后的内战中，出现一个国民党连长，一个解放军团长放他回了家；文革中，有红卫兵等几个片断。如此而已，岂有他哉！）余华在这本书前言的末尾这样说：

 “我和现实关系紧张，说得严重一些，我一直是以敌对的态度看待现实。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内心的愤怒渐渐平息，我开始意识到一位真正的作家所寻找的是真理，是一种排斥道德判断的真理。作家的使命不是发泄，不是控诉或者揭露，他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这里所说的高尚不是那种单纯的美好，而是对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对善与恶一视同仁，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

正是在这样的心态下，我听到了一首美国民歌《老黑奴》，歌中那位老黑奴经历了一生的苦难，家人都先他而去，而他依然友好地对待世界，没有一句抱怨的话。这首歌深深打动了我，我决定写下一篇这样的小说，就是这篇《活着》，写人对苦难的承受能力，对世界乐观的态度。写作过程让我明白，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我感到自己写下了高尚的作品。”

我之所以摘录它，是想要说明，作者在这里，要么是言不由衷地自我辩解，要么就是——恕我不客气地说，在坦承他的颠倒是非。作者宣称“和现实关系紧张，一直是以敌对的态度看待现实。”事实果真如此么？无论是从“先锋”期，还是回归之后的余华先生，在他的作品中，虽有对被损害者、受虐待者种种不堪之描述，但却缺少了终极关怀——现实主义的剖析、谴责与批判。我想，对于现实和权势，余华先生并非有什么“紧张”与“敌对”，怕倒是有那么一点“胆怯”吧？他还说，“一位真正的作家所寻找的是真理，是一种排斥道德判断的真理。作家的使命不是发泄，不是控诉或者揭露，”这就让人糊涂了，真理是要“排斥道德”的么？那么，没有道德判断的真理，又能是什么样的“真理”呢？他竟然还谈起了“使命”，余华心目中作家的使命应该是什么呢，请听，“他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亦即“超然，对善与恶一视同仁，”还有：“人是为活着而活着的，而不是为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余华的“超然”，是置身于事外，不闻不问么？更不可思议的是，竟公然宣称“对善与恶一视同仁”莫非善即是恶，恶即是善，对此可以熟视无睹，无憎无爱了？！我想，任何一个有良心有良知的人，都不可能这样不知羞惭地信口开河。

最后，余华先生坦然地向世人宣告：“我感到自己写下了高尚的作品（指《活着》。的确，书中的福贵，也正是按照作者意愿塑造的一个不怨不争，甘于受压迫受驱使，为活着而活着的典型——但这种无是非无爱憎的作品，能标榜它是“高尚”之作么？）。听听，作者便是如此目中无人而自以为是。此“前言”亦即作者之宣言，煌煌置于卷首，但读者却视而不见，评论家竟然亦默不作声。倒是盈耳的赞歌，连篇的好评，久久眩迷了世人耳目。写罢此文，我只能喟然引用一句老话：“世无英才，遂使竖子成名！”

以上所述，仅一管之窥，不当之处敬请赐教。”

数日后，接到朋友回信，内中说：“您对余华作品的评析相当精辟。我已将大作转给了向我推荐余华小说的朋友。他对余华等先锋派推崇备至，认为余极富想象力，开拓了前所未有的叙述空间，解构了被传统观念固化的人物形象，挖掘出深层的人性，总之好话一大筐。您的评析不仅仅是对这类年轻人的当头棒喝，而且对那些新锐文学评论家来说，也是一付清醒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