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晓军

黎巴嫩作家纪伯伦说，“你是一张弓，你的子女好比生命的箭，子女会离你而去，射向前方。”可是，弓有大小，力有强弱，这些留守知青经常为自己不能把儿女那“生命的箭”射向更远而痛苦、内疚和不安。

有文件规定知青的子女可以迁回父母下乡前的那个城市。几乎所有知青都没有放弃这一机会，政策一出台他们就把孩子的户口迁了回去，让孩子在自己身边读完初中，然后把他送回城里读高中，考大学。他们说，我们十六七岁时离开父母，我们的孩子在十六七岁时也离开了父母；过去父母为我们操心，现在我们为儿女操心。在人类亲情的环节中，我们是最窝囊的一环，上欠父母，下亏儿女。

当儿女返城后，知青担忧的是孩子在社会和学校会不会受到歧视，亲戚会不会让孩子遭受委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会不会把孩子宠坏，孩子失去父母的监护后会不会学坏，孩子的学习成绩会不会滑坡……

上次在前进农场采访时，一提起孩子，哈尔滨知青么俊颜那方方正正的脸上就浮现一层忧郁。他儿子跟着户口一起回了哈尔滨，没想到孩子离开父母后，成绩就像熊市的股票一个劲儿往下掉，考试居然考出十八九分的成绩，这样下去别说考大学，就是初中也毕不了业。

么俊颜是跟关明辉一起下乡的知青。大返城时，想到返城后一时半会儿找不到工作，还要父母养活，在农场不管怎么说每月还有37元的工资，每月还能给家里寄回去点儿，他就放弃了返城。知青大返城后，他被调到派出所，从治安股长干到副教导员。

儿子送回哈尔滨后，父母觉得他17岁下乡，当年怕增加父母的负担才没有返城，父母就把这份歉意“补偿”给了孙子。孙子要什么给什么，生怕他受一点儿委屈。这样一来，他的弟弟妹妹也没法管。最后，么俊颜又把儿子接了回来。我采访他时，他的儿子正读初二。他说，儿子回来后学习成绩有所好转，可是农场的教学质量和条件没法跟哈尔滨比，将来考学还是个问题。孩子考不上学的话，哈尔滨是不能回去了，回去干什么，下岗职工那么多，他上哪儿去找工作？那么出路只有一条———回农场种地……看得出来他是多么不情愿留在北大荒啊。

我忘记问关明辉了，么俊颜的儿子在做什么。其实在北大荒种地也不是坏事，这几年形势好转了，许多人靠种地赚钱在城里买了住房，往后想去北大荒种地恐怕还不容易呢。

有许多留守知青的子女户口迁回城市了，人在北大荒。七星农场的上海知青袁小虎把女儿的户口办回上海时，想的是让女儿成为地道的上海人，没想到女儿医士学校毕业回到上海，6个月跑回来6次，看来让女儿做个上海人也不那么容易。

袁小虎问女儿：“你应该好好想想，今后是在上海还是北大荒。”

“我回上海干啥？”女儿反问道。

袁小虎也反问一句：“那么你在北大荒干啥？”

“在上海不知道干啥，在北大荒也不知干啥，还不如呆在北大荒，最起码家还在这儿。”女儿说。

从那以后，她没有回上海。我这次去采访时，她已在北大荒成家生子，孩子已经8岁了，户口还在上海。袁小虎说，啥户口不户口的，人在哪儿就是哪儿的人。小外孙的户口没往上海落，落在了北大荒。

他的女儿和女婿承包了540亩大麦地，他们把它改成了水稻田，投资了60多万元，看来小日子过得不错。

儿子回上海后，李利民问：“儿子，想妈妈吗？”“不想。”回答得干脆利落，一点儿也不拖泥带水。李利民感到像一股强劲的西北风灌进心里，冷得发颤。看来儿子对北大荒淡漠了，跟父母疏远了。可是，留下来的知青哪一个没把孩子办回去？献了青春献终身没问题，献子孙怎么忍心呢？他们这些上海知青可以说我是北大荒人，可是不希望子子孙孙都是北大荒人。

李利民的两个儿子都是在十六七岁回去的。她在勤得利农场中学当老师，知道十六七岁孩子的心理发育状态，知道正值心理断乳，逆反心理强，离开家会影响他们对父母的感情的，甚至从此疏远父母。可是没有办法，儿子回去越晚对上海就会越陌生，越陌生就越难适应。她宁肯让儿子疏远自己，也不能让儿子疏远上海！

当这些知青的子女回上海时，父母已年逾古稀，俗话说，“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找自己去。”这些老人还有几年活头？留在北大荒的知青不容易，他们的父母就容易？不说别的，儿女下乡后他们那颗心就没轻松过，那些年流的眼泪比汗水还要多。做儿女的怎么忍心让父母再为第三代操劳？可是没有办法，这是孩子返城之后的最好的甚至是唯一的栖息地，他们也只能咬咬牙把父母贡献给儿女。

“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对某些上海人来说，他们可以伸开双臂去拥抱那些来自欧美的白人黑人，也不会拥抱这些“穷在深山”的北大荒亲戚。他们大义灭亲地把这些土生土长的上海知青及其子女归纳为“外地人”，将知青返城的子女称为“小知青”。不论老知青还是小知青，都在不受欢迎之列。知青知道在大返城时选择留下来也就等于失去了上海。他们明白自己之所以遭受歧视与鄙夷，绝非自己的上海话讲得不那么流利与那么地道，如果自己不是从北大荒回去，而是从欧美或日本回去的腰缠万贯的上海人，哪怕一句上海话也不会说，那些上海人也会倒屣相迎。北大荒与上海相比还荒凉，还落后，还贫穷，荒凉、落后、贫穷就有足够的理由让那些上海同乡歧视和鄙夷。

任何一种痛苦都远不及故乡的排斥，任何一种心酸都不及亲友的鄙夷。留在北大荒的上海知青为此而愤然，我们生于斯，长于斯，我们为上海而下乡，大返城时没有回，又为上海解决就业、住房和人口问题作出了贡献，如今你们凭什么把我们称为“外地人”？

当知青的子女返城时，有些学校和单位拒绝接收。这让知青愁断肠，这些十七八岁正值青春期的孩子，在父母身边深得宠爱，回到上海不仅要受外人鄙夷，甚至还要受亲戚的冷落，如找不到工作，对生活绝望，有可能走上犯罪的道路。勤得利农场有两个知青的儿子办回上海后住在外婆家。家里突然冒出两个外孙子，外婆在心理上难以接受，出门时就把吃的东西锁进碗橱里，不让两个孩子吃。两代人的关系越来越紧张，最后孩子一气之下用酒瓶把外婆打死……这一事件在知青中产生很大反响，对远在上海的儿女更加担忧了。   

李利民的大儿子回去后，赶上上海市对知青子女就业出台了倾斜政策，要求有关单位接收，这样才被分到上海第五粮食采购供应站当经济警察。可是，没干多久就下岗了。李利民和丈夫愁坏了，二十三四岁的大小伙子没有了工作，父母又不在身边，万一学坏了可怎么办？儿子来信说想开出租车，他们给寄去6000元钱。儿子开出租车后，出车时李利民的母亲就一遍遍地叮嘱：“按点收车准时回家，跟大家一起吃饭，别老让我单独伺候你！”可是，开出租车的回家哪有个准啊？

老父亲捎来话，说他和母亲老了，侍候不动外孙子了，让李利民想法回去吧。两个月后，她一想起来眼泪还在眼圈里转悠。作为女儿她感到愧疚呀，父母已是风烛残年，步履蹒跚，行动不便，在需要她来照顾的时候，她还把儿子送去让他们侍候。她是实在没办法啊，要是回去，早就回去了。知青大返城时，丈夫是当地青年，她只好留下来。如今丈夫已年过半百，前几年得过一次出血热，在佳木斯住了一个月院，差点儿丧了命。后来病治好了，身体却每况愈下，她哪能把他一人丢在北大荒？再说，大返城时回去，还能找份工作，现在当年那些返城知青有的已下岗，她再回去哪能找得到工作？在上海没有收入怎么生存？难啊，她只有恳求父母再坚持几年，她一退休就回上海。

儿子来信说，开出租车不仅辛苦，心理压力还很大，风里来雨里去，活多了连饭都吃不上不说，而且每天早起一睁眼睛就欠出租车公司300元钱。儿子不想干了，想去一家公司做事，那家公司让他交8000元的保险金，李利民又给儿子寄去一万元……她幸亏在学校教书，丈夫在农场物资部门，夫妻工资有保障，家里还有点儿积蓄，如果在下边生产队，那几年农场不景气，哪有钱资助儿子？

 她认为，在上海知青中，她还算不错的，有的知青父母不在了，父母留下的房子让兄弟或姐妹住了，他们在上海连立锥之地都没有，要把孩子办回上海，须跟兄弟或姐妹承诺：“孩子户口落在你们家，让他住校或在外边租房子，今后也不跟你们争房产。”即便如此，有的兄弟姐妹也不愿他们的孩子办回去，一怕跟着操心，二怕孩子办回去没地方住，亲兄弟之间打官司争房产。

她的弟弟过去是军官，转业后单位给一套安置房。弟弟明确表态：“父母的房产留给大姐！大姐将来退休回来也有个住的地方。”这让她感激不已。在寸土寸金的上海滩，房产就是钞票，谁会嫌房子多？自己不住可以卖掉，可以出租，还可以留给自己的儿女。

去年，我再次到勤得利采访时，在场部打听李利民，他们说她退休回上海了。她总算回去了，一家人分居十几年终于团聚了，不知道她回去时父母是否还健在，有没有给年迈父母端碗汤的机会；她的两个儿子生存状况可好？在北大荒生活了40来年，她回到上海是否习惯，晚年生活是否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