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海耕

我不是金海观先生（1897~1971）的学生，但我敬仰金先生。我是通过阅读《金海观全集》而认识金先生的。

金先生的遗著，我选读了论文、随笔、演讲、诗词、书信和日记。特别是1952~1971年的日记，我读了好几遍，这近20年的日记，是研究中国当代政治史、思想史的宝贵材料。这里，我想以“思想”二字为中心，谈谈金海观先生这位我国现代教育界的先驱、我省民进组织早期领导人的自由独立思想及其悲剧命运。

思想，这是一个崇高的字眼。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人有思想。但思想不像一块铁板、一块石头那样“清一色”，那样容易辨认。思想史有着与人类文明史同样悠久的历史。它源于人类生活，所以极其丰富，极其复杂，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波翻浪涌，气象万千。正确与谬误、深刻与肤浅、新鲜与陈腐、杰出与平庸……纠结在一起，令人目迷五色，不知去从。于是，提高人们辨别真善美的思想与假恶丑的谬见的能力，就极其重要；而这种辨别能力的提高，又有赖于人们自由独立思想的培养、坚持与发扬。自由独立的思想是专制主义和愚民政策的克星，因此，专制帝王和专制官僚们最不能容忍它，愚昧麻木的人们也最不喜欢它。但是，自由独立的思想者们发现、坚守、张扬的往往是正确的、先进的、包含着真理的理论和主张，人类社会靠它而前进，所以，自由独立思想又总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金海观先生的自由独立思想的悲剧命运，也证明了这一历史发展规律。

金先生有自己的政治见解，不盲从执政当局。解放前，他对“抗战愈久而吏治愈坏”，“官商不分，上不督察，下日放肆”的情形深为不满，表示“每念及此，中心异常苦闷”，并认为“中枢似当负责整顿之，否则将来有不堪设想者”。解放后，也曾对“党政不分”、不重视计划生育、粮食统购统销的某些现象提出疑问，并因此被打成“右派”。

金先生不盲从社会舆论和社会潮流。早在1921年，他就呼吁要重视小学教育。他认为“不办小学而徒办大学，比如建筑房子，基础不固，层楼高耸，怕有倒下来的危险”。1956年，针对不少区乡干部从政治上轻视小学教师、一般民众从经济上轻视小学教师的错误倾向，他一再呼吁，要尊重和关怀小学教师。

金先生对教育界同人的言论和主张，也是择善而从，决不盲从。1929年，舒新城在《教育杂志》发表了一封致青年教育工作者的信，“劝天才的青年们不要在教育界里面过平庸的生活，应该离开教育界”。金先生和舒先生是熟人，本可为顾及情面而保持沉默。但为削弱舒文的消极影响，他毫不犹豫，撰文与之商榷，观点针锋相对，旗帜十分鲜明。

即便在落入“阳谋”大网、被打成“右派”以后，金先生也没有完全放弃自己的自由独立的思想。他对自己的遭遇、对他周围一些人的遭遇、对以言定罪、缺少言论自由，是想不通的，是有保留意见乃至有腹诽的。他写道：“对社会主义制度及各种设施，我没有不赞成，但发言总觉不够自由。如我在统战部发了一次言，就引起了成为右派之主因，但在旧社会（无论北洋军阀时代及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代），我们在开会时发言之尖锐，或比此次发言为尤甚，但不见得有意外之事发生。……当时反动统治时期，亦有以言辞取祸者（如被暗杀），但究系少数，除非真有谋划。如吾辈之并无阴谋仅仅放言无忌者，当不致遭意外之处分也。”金先生这种“想不通”式的腹诽，在那个极左年代，当然会被视为顽固不化，在今天看来，却是自由独立思想在大石头底下的顽强挣扎和生长。

金海观先生的自由独立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呢？

首先，金先生生逢其时，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汲取了丰富的精神营养。

他生于1897年。从1915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是“五四”精神大发扬的时期；金先生时年18岁到24岁，正是精力旺盛、求知若渴的时候，他必然受到“五四”民主科学思潮的熏陶。21岁到24岁，他在国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读书，又深受陶行知先生的影响。杜威来华讲学，他是记录人之一。他又是少年中国学会的重要成员，与恽代英、杨贤江、朱自清等人都有过接触。完全可以说，“五四”的民主科学、个性解放精神，是深深植根于他的心田的。

其次，金先生一辈子为国为民，忧国忧民。忧患意识也成了他的自由独立的思想。

忧国忧民是一种高尚的情操。这种情操使他永远站在人民和国家的立场思考问题，以人民和国家的根本利益来衡量一切。不论解放前还是解放后，他都是这样。他在致契友的信中说：“我照我自己的判断去做，不迎合，不献媚，本着朴素的态度来办我的学校。”他不是那种以“顶头上司”的脸色或“最高当局”的训令为风向标而转变自己的“想法”和“做法”的人。这样，他就真正做到了人格独立，而思想也就获得了自由。他明明知道自己“因为不善变，故列入右派之林”，但他依然保持着他的自由独立的思想。“人民公社化”初期，“有许多地方修水利，往往夜战”，农民苦不堪言，金先生不顾自己是“戴罪之身”，写信给《人民日报》，希望党中央机关报能“做一篇社论，号召大家不要拼命地干”，而要注意巧干，创造性地干。“文革”初期“大串连”，他认为“叫全国学生停止学习，奔走道路，究竟不是办法。至于国家所花的钱，确实不可不以几十亿或几百亿来计算的了”。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当刘少奇被“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的时候，他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对那种强词夺理的、粗暴武断的“大批判”在内心提出质疑。他认为报刊上一些批判《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文章所批之观点，“有的似非刘文本意，仅断章取义，不顾其上下文，就作了批评，殊不能令人心服”。他提醒自己，应该再细读《论修养》，然后拿出自己的见解，而“不能人云亦云，随大流”。他这些忧国忧民的忧思，形之于语言和文字，就是十分宝贵的自由独立的思想。

第三，金先生长期生活在农村和学校，有丰富的农村生活经验和教育工作经验，重视实践，实事求是。这是他自由独立思想的又一源泉。

不是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吗？不论是高官政见、政府政策、上级指示、权威言论，金先生概不盲从。他看重的是政策指示的客观效果，对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的利害得失。一味强调“人多力量大”，不重视计划生育，他一直不以为然。他说：“前几年马寅初、邵力子一再呼号节育，被人讥为马尔萨斯主义者，实属妄加批评。”人民公社化，来势汹汹，只能唱颂歌，不能提意见，金先生却认为应该指出“其进行中之缺点”以“帮助改进”，不指出缺点本身，“是亦一种缺点”。。对动不动就搞群众运动，金先生也持保留意见。他说：“以前在大发展时期，用四大方式搞群众运动，成绩是有的，但持相反意见的人不敢提出。如在农村，一般老农意见极大，但箝口不敢置一词，以致本可避免之牺牲，弄到无法避免。”。他进一步提出：“发扬民主，让人民多说话，言者无罪，确是救弊之道。”。如此等等的观点，都是在他被打成“右派”以后、在接受“改造”的过程中，或写在日记里，或发表在小组学习会上的。他觉得生活实践证明了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他就应该实事求是，凭良心说话。

金先生自由独立思想的第四个来源，是他的爱读书。

身为知识分子而不爱读书，是不可想象的。从金先生的著作，尤其是他的书信和日记，可以看出他的语文水平相当高，文言文和白话文的基础都打得相当扎实。早在南京求学时期，他就翻译了不少教育方面甚至文学方面的著作。从教以后，尤其是1957年以前，又发表了许多教育短论，可见他时时在留心阅读报刊。1956年初从湘湖师范调到“民进”浙江省委当秘书长，升官了，一般人高兴都来不及，他却因三个月来脱离了教育业务和“看的书很少”而苦恼不已，并计划以后要“教育书及政治书”兼顾，都要阅读。。没有时间读书，尤其是没有时间读专业书，因而感到苦恼，是知识分子的典型的痛苦之一，由此可见今先生是有读书习惯的。被打成“右派”以后，他于接受批判、交代问题、“劳动改造”之余，仍然坚持读书，一以排遣苦闷，一以充实自己。沈括的《梦溪笔谈》、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和《汉文学史纲要》以及小说集《呐喊》、周振甫的《鲁迅诗歌注》、章太炎家书、姚雪垠的《李自成》、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以及《汉书》……，金先生都曾或全部或部分地阅读，且颇有心得。有定评的好书乃人类思想之宝藏，亲炙既久，头脑得到源头活水的灌溉，思想自然丰富而且深刻。试举一例。“文革”前夕学术界曾批判“道德继承论”，极左派认为历史上的统治阶级没有什么道德值得社会主义今天的人来继承，一切优良道德都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金先生则认为，此论不妥，几千年来的传统道德应该批判地继承。他举例说，勤俭节约“是劳动人民的道德，这固然不错，然这些用文字记下来的德目，记的人都是封建士大夫阶级中人，那么这些士大夫阶级知识分子总也是赞成这个道德的人，我们谈继承这些道德，难道没有他们的一份么？”这是金先生1966年4月19日在省政协文史办公室政治学习会上的发言，极有见地。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金先生的自由独立思想是源泉丰沛的，是根深叶茂的，既不是心血来潮的一时灵感，也不是随波逐流的人云亦云，更不是看风转舵的人格买卖。他是一位真正有学问、有思想、有气节的爱国教育家。  

但金先生的自由独立思想之树，终于被极左政治的雷电重重地拦腰劈断了。我之所以说“拦腰劈断”，而不说“连根拔起”，那是因为如前所述，金先生在被打成“右派”之后，自由独立的思想并没有完全被扑灭。如果天假以年，让他活到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他的思想之花是会开得更灿烂的。

像金先生这样被劈断思想之树的，在当代中国，数以千万计。仅1957年，就是55万，十年“文革”中，更不知得翻多少倍。这，对我国知识界的生产力是严重的摧残，对我国的现代化是严重的阻碍。教训是深刻的，值得认真吸取。至于摧残者与被摧残者各应吸取哪些教训，这可以说是更重要的一个问题，值得深入细致地加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