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
　　中国的兴盛是一个规律

　　从历史的角度看，任何事情都有可能是重复的。当前中国的经济发展、亚洲地区稳定以及中国的改革使我们不禁回想起中国的历史，而中国的兴盛改变周边国家也似乎是一个规律。

　　乔纳森·斯宾赛（Jonathan　Spence）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他是研究16世纪至今的中国历史专家，1990年出版的《现代中国的探求》一书剖析了明代至1989年的中国历史：如果不从历史的角度观察和分析中国，则我们的视角必然缺乏深度，这是历史学家一贯坚持的观点，对此，我本人不持异议。在我看来，中国崛起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政治稳定、经济增长、地区合作、能源政策、中国与周边国家以及美国的关系等，而这些均可从历史角度进行剖析，并寻求其解决之道。
　　从历史的角度看，任何事情都有可能是重复的。当前中国的经济发展、亚洲地区稳定以及中国的改革使我们不禁回想起中国的历史，而中国的兴盛改变周边国家也似乎是一个规律。经济增长是中国崛起的原动力和基础。在这里，最核心的问题是中国实现的是什么类型的经济增长。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差距，即沿海地区与内地的差距在14－16世纪的历史上就有所体现了，沿海发展快于内地似乎是一个规律，而这对中国经济发展是利弊兼有的。实际上，1860年之后，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代价是非常昂贵的，中国的发展似乎与平衡无缘。
　　此外，中国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不容忽视，如中国与南亚、中亚、东亚乃至与美国的关系，特别是中国与日本的关系极其引人注目。实际上，东南亚乃至东亚的某些国家、蒙古、俄罗斯的某些部分曾经是中国的领土或属地，某些历史遗留问题、文化关联依旧影响着中国的崛起。例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蒙古双边关系的发展十分迅速，而蒙古曾经是从中国划分出去的土地。
　　技术问题一直是中国崛起面临的核心问题之一，实际上，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数学方法似乎对中国技术发展有着某种影响。回溯历史，我们看到，明代之前中国的技术领先地位确保了中国的发展，中国人对历史上的技术领先津津乐道，而当前对外国技术的依赖也成为严重影响其经济崛起的重要因素之一。
　　中国崛起面临的生态问题也不容忽视。回想当年，贯通浙江杭州与北京的京杭大运河堪称中国在供水控制方面的杰作，而当前中国北部普遍缺水和环境恶化等问题也可以从历史回溯中寻求某种启示。
　　地缘因素对中国未来的影响不可忽视。我们看到，中国面临的许多领土问题都是地缘因素所导致的，而这些都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
　　还需要提及的是，中国崛起可以从美国、欧洲乃至日本的历史经验与教训中获得启示。
　　中国崛起与地区合作的关系极其重要，另外，台湾问题将可能成为检验中国和平崛起的试金石。


　　政治
　　政治因素并不是最明显的

　　对许多中国人而言，自由经济政策带来了高水平的生活质量。世界银行预计，在过去20年间，中国有4亿人口脱贫致富。然而，中国的社会各阶层并非平衡发展，经济改革也导致了区域间的、城乡间的差距。1988－1995年，中国的收入差距增长之快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和地区，这些趋势潜在地成为执政压力。
　　尤其对中国的农民和流动工人而言，中国当前的趋势是难以改变的。当前，中国60％的人口仍然生活在农村，农村人口完全工业化的成分不足3％。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中国农民将继续涌向城市，而中国城市能否容纳这些人口、提供这么多就业机会实际上是完全不确定的。兰德公司经济学家查尔斯·沃尔夫指出，中国约有1.7亿失业人口，占总劳动力的23％。在确保工农业人口就业方面，政府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在提高健康保障、造就社会福利、确保教育资金等方面的挑战更为严峻。
　　对于国内政治在中国崛起过程中的作用大小，哈里·哈丁的回答引人注目。
　　哈里·哈丁（何汉理，Harry　Harding）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艾略特国际事务学院院长、国际关系与政治学教授，斯坦福大学政治学博士，1971－1983年执教于斯坦福大学政治系，1983－1994年为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研究项目高级研究员，并曾担任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其著述包括《棘手的关系：1972年以来的中美关系》等：许多学者和决策界人士指出，政治因素将是中国崛起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在我看来，阻碍中国崛起的因素很多，而政治因素的影响并不是最明显的。中国存在的政治因素包括政治体制、代表权、环境等问题，即使这些影响是深刻的，也很难确定就会阻碍中国崛起的速度。当然，为确保中国国内的政治安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对中国的发展是十分重要的。
　　中国确实存在诸多矛盾之处，但问题在于这些矛盾是否是根本性的，会否对中国的崛起带来致命影响。我认为，答案似乎是否定的。中国的政治领域的因素不会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构成致命性的障碍。如果说中国确实存在影响崛起的某些危机因素的话，我认为首先在经济领域，如国内的金融体系问题、国际的能源等问题，而银行体制最有可能首先爆发危机；其次，中国面临着可能的公共卫生危机，2003年的SARS危机可以佐证；此外，环境问题的严重性也不可忽视。
　　我们必须注意到台湾问题，它有可能恶化中美关系，它对中日关系的影响也不可忽视；其次，中美之间在许多国际问题上也许不会出现重大矛盾，但在中国人权问题上的冲突却可能是严重的；另外，跨国性的危机，如环境危机、跨界犯罪、恐怖主义等，将会对中国与其邻国的关系产生影响。但总体而言，我们很难得出中国国内政治因素将最终影响中国崛起的结论。


　　经济
　　能源挑战

　　经过20多年的改革，中国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转向生机勃勃的市场经济，造就了空前的经济繁荣。北京过去20年的年均经济增长率几近10％，即GDP每七年翻一番。20年之前，中国80％的人口每天收入不足1美元，2003年中国人均年收入达到1080美元。
　　中国成为世界主要经济大国，2002年中国贸易占世界贸易总量的5％，现在已经成为美国第三大贸易伙伴。在亚洲，中国大陆成为香港、台湾省和日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而中国吸引全球FDI第一次超过了美国而跃居世界第一位。
　　中国持续的经济增长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当前，中国在亚洲物品供应链上处于重要的地位，“资本商品运向台湾省和韩国，资本密集型产品运向中国和亚洲其他地方，进行人工密集型加工，然后出口到发达国家的市场”。中国已经成为发达国家的劳动密集型商品的最主要来源，而工业化国家成为中国重要的资本密集型产品基地。
　　美国决策者对制造就业岗位向中国的大规模流动极为关注。布什政府大声抱怨人民币币值定价过低，许多美国政治家认为中美日益扩大的贸易逆差是中国不公平贸易的证据。
　　中国的增长记录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但它能否持续呢？从短期角度看，经济学家的主要分歧在于中国经济是否过热，或局限于某些具体的领域，如钢铁、汽车、铝或固定资产。2004年第一季度，中国的GDP增长率达到9.7％。关注的重点在于投资过热。中国改革不够彻底的、几乎完全国营的银行体系无法进行有效的信贷。过度的借贷导致工业能力过度，成效下降、破产和最终借贷的无效。
　　关于这些因素对短期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人们意见殊异。但这完全取决于政府对国内经济的掌控能力。尽管北京享有大量的FDI和外贸出口，主要贸易伙伴的经济质量和更为宽泛的全球经济趋势依旧影响着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
　　关于中国经济的长期趋势争论更多。如果说亚洲经济可以提供某种线索的话，中国的经济前景是颇为光明的。韩国和台湾地区在过去40年内保持着年均8％的经济增长率，而作为后来者的中国，经济发展不过20多年。尽管中国经济增长迅速，其人均收入依旧低下，中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收益依旧是潜力巨大。
　　然而，中国经济转型面临的困难也是巨大的。如前所述，中国的财政体系需要商业化（Commercialize），中国的投资率达到GDP的7％，但是中国的资本分配效率甚低。许多大型国有企业面临着艰难的转型，其发展前景更是不可持续的。进一步改革导致的直接成本可能是工人转型到私营部门，迅速导致大规模的失业和社会不稳定。另外的挑战来自于中国迅速的工业化，随着中国农业逐渐变得富有成效，乡村到城市的迅速移民将可能带来经济资源配置不当。
　　进一步展望未来，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几个重大因素有：中国迅速工业化导致的对原材料的巨大需求。2003年中国消费了世界一半的水泥、30％的煤炭、36％的钢铁，中国石油进口增长了30％，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石油进口国，获得更多的资源尤其是稳定的能源供应，成为真正影响中国长期增长的潜在因素。
　　中国的迅速工业化也导致了对生态的进一步关注。世界银行认为，中国有16－20个世界最严重的污染城市，汽车势必增加，将带来更为严重的空气污染。中国1／4的土地是贫瘠、干旱的，缺水导致每年土壤沙漠化900平方英里。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对生态问题的关注进一步加强，许多人认为即使冒着减慢经济发展的速度亦在所不惜。人口是另外一个影响中国长期经济成效的潜在因素。中国社会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步入老龄化。
　　实际上，中国的社会服务设施也面临着重大困难。据《经济学家》报道，迄今中国90％的农村人口没有医疗保险，城市人口的医疗保险不到60％。艾滋病在蔓延，中国有100万HIV病毒携带者。
　　但世界卫生组织认为，这一数字将在未来几年增长到1000万人。

　　詹姆斯·布克哈德（James　Burkhard），剑桥能源研究联合公司全球石油研究项目主任，乔治敦大学理学硕士，曾著有《全球石油观察》、《2020年展望：世界石油工业的未来图景》等，其研究重点领域为世界经济形势、全球石油需求和供给趋势及其对石油价格的影响等：目前中国已经从世界各地汲取石油资源，并成为世界第二大石油进口国，对国际能源市场带来了巨大冲击，导致了世界石油价格的飙升，中国如何解决其能源来源成为全球关注的问题。中国对石油的需求导致了全球石油价格的变动，而如何确保石油来源的多元化成为中国政府明智的选择。中国目前不仅从中东、俄罗斯进口石油，中国更多的石油开始来源于非洲等地。中国的天然气消费所占比例十分低，主要是液化气的使用。中国的煤炭消费占其能源消费的60％以上，表明了中国能源结构的不合理。如果完善中国的能源结构已经纳入中国政府主管部门的视野。
　　当然，中国的能源供应既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也是一个巨大的市场，未来20年，中国能源供应的市场价值将高达1.2万亿美元。中国能源产业面临的几大挑战是：第一，中国的能源企业90％以上是国有企业，面临着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如何实现中国能源产业的市场潜力极其重要；第二，中国能源市场的价格机制问题，即如何实现市场信息的充分价值。从长远看，中国如何解决能源危机对中国的崛起至为关键，这也是中国需要积极应对的重大问题。

　　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1971年获得牛津大学硕士，曾因金融研究的成就获多项编辑大奖。1999年迄今担任世界经济论坛年会评论员，1974年成为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1981年担任伦敦贸易政策研究中心研究主任，1987年加入《金融时报》担任首席经济学家，1996年起担任首席经济评论员：拿破仑说过，“如果中国醒来，她将震惊世界”。如果排除战争因素的话，中国有可能实现崛起，而不是维持落后。
　　中国崛起的可持续性意味着：2001－2020年中国GDP翻两番，即保持年均7％－8％的发展速度；从长远来看达到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这是中国政府的公开目标。而在我看来，这个目标更有可能实现，只要中国人均水平与葡萄牙持平，则中国就会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来源于其追赶效应，亚洲的崛起是工业革命以来世界第四大经济转型的代表。此前的几次崛起是19世纪中叶的大不列颠崛起、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和德国的崛起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日本奇迹。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其他亚洲国家（包括中国和印度）的崛起是亚洲创造的新奇迹。中国的绝大潜力在于其崛起时间晚（1978年至今）但更具有可持续性，因为目前中国的人均GDP水平仅相当于20世纪50年代日本开始腾飞之时。当然，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着巨大的制约，包括资源、国内政策、国内政治和国际环境制约等。具体地说，在资源制约方面，中国失业人口达到1.5亿人，未来20年还将出现3亿多的剩余农村劳动力，因此在劳动力方面中国并没有制约。
　　但是，在能源方面尤其是石油供应方面，中国有可能面临严重制约。从国内政策的角度看，中国的资本产出率是很高的，而且处于增长态势。相比而言，韩国20世纪70年代的资本产出率达到2－3，日本在经济增长迅速年代的资本产出率为3－4，而80年代至今中国的资本产出率从3升至5。这既可能存在巨大浪费，也会带来巨大的机遇。从技术的层面看，资本积累促成了四分之三的中国经济增长，而1995－1999年TFP的增长率仅为2％，而大量农业人口转为制造业人口表明，中国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而且，中国私营部门和涉外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分量越来越大。
　　然而，进一步完善政策至关重要，最为重要的是金融部门的改革。为了中国必要的经济发展，中国领导人会做出战略选择。
　　第三个限制因素是国内政治因素。中国需要政治稳定和符合规律的决策（Disciplined　Policy　Making）。我相信增长将会持续，而中国政府也如此相信。
　　第四个限制因素是全球环境。中国已经成为国际社会中极其开放的经济体，外贸成为其经济发展的发动机。然而，中国并非一个新的日本，中国贸易自由化发展极为迅速且经济高度开放。当然，汇率问题将是中国必须严肃对待的大问题，它使得地缘竞争和紧张提前来临了。
　　总体而言，我认为，中国有着迅速发展的潜力，但中国也面临着严重的限制和约束因素，我坚信这些限制条件是可以克服的，中国的经济增长将持续下去。

　　单伟建，美国新桥资本公司（Newbridge　Capital）合伙人，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博士，系中国香港银行、韩国第一银行、中国电信等的董事会成员，在进入新桥之前曾任J.P.摩根集团驻华代表，并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任教6年：
　　苏联崛起的教训值得中国记取。中国是世界上发展最不充分的经济体，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两个基本条件，第一中国是大国中储蓄率最高的国家，第二中国限制资本进入。但是，随着中国加入WTO及履行相关条款，这两个优势均将不复存在。因为中国必须遵照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条款，对资本进入的限制也随之不再发生效力。其次，人口因素将导致储蓄率发生变化，特别是出生高峰过后，中国社会走向老龄化，储蓄率也会下降，而且中国金融体系的坏帐因素不可忽视。可以说，正是由于这些基本原因的存在，中国的经济快速发展是不可持续的，而且金融改革迫在眉睫。
　　马丁·沃尔夫：中国并不需要一个美国式的金融体制。中国巨大的人口资源和技术增长抵消了这种金融限制，尽管中国的银行坏帐问题非常严重，但这并不能阻遏中国的经济发展。
　　吉姆·贾利特（Jim　Jarrett）英特尔集团国际事务副总裁，曾任职于西点军校，1979年加入英特尔公司，1987年起担任副总裁。
　　曾任英特尔中国有限公司总裁（1996－2000）：无论从生产还是消费的角度看，中国均是高新技术大国。英特尔在1995年进军中国市场，目前已经成为英特尔的第二大海外市场。从2001年到2004年上半年，中国的电子产品增长24％，预计明年中国的计算机消费量就会超过欧洲，成为美国之外的第二大消费市场。在3G技术的发展方面，中国的发展也是非常突出的，尤其以CDMA的发展为例证。
　　中国高技术的发展建立在开放性政策的基础之上。进入WTO并履行相关条款后，中国将在电子产品的消费上实行零关税，从而带动电子业发展的脚步。中国已经在执行电子产业的国际标准，这是中国一个巨大的进步。中国在高新技术发展方面面临着重大的机遇，例如，在半导体的发展方面，国际社会向中国提供了巨大的投资，而中国提供的产品物美价廉，中国PC机的发展极其令人满意；在手机生产与消费方面，中国无疑均是世界第一大国。同时，中国高新技术发展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其中包括：IP保护不够；中国必须避免地方性标准，向全球标准看齐；中国的资本市场不发达；最后，能源设施的建设是极其重要的。因此，如何确保稳定的能源供应事关中国高新技术的未来，因为中国发展太快了，能源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


　　美国
　　中国挑战美国领导地位？

　　近十年来，分析家一直就中国是否会注定对美国及其在东亚的利益构成威胁争论不休。争论的焦点在于，中国是一个战略伙伴还是一个战略对手。有人认为，中美之间的关系紧张将是结构性的，因而两国之间是战略对手。根据这一观点，美国是一个维持现状的国家，致力于维持国际体系的主导地位，而中国是一个崛起的大国，力图推翻约束它的秩序。美国因而应试图遏制中国的崛起。分析家在如何达致该目标上意见殊异，他们建议的政策包括继续确保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军事存在、与中国的邻国建立更为强大的安全安排等。鉴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其崛起的基石，美国应该限制而不是鼓励与中国的贸易。
　　另一种相反的意见是，遏制政策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用的。随着中国在区域乃至全球的参加更加积极，中国会认识到国际秩序将主要给自己带来利益。“接触”而不是遏制将是最佳战略选择，因为经济相互依赖的优势将有助于防止传统的均势政治走向战争。
　　近年来，中国与俄罗斯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改善了与诸多邻国的关系，其军事实力也有所增强。然而，没有迹象表明中国领导人确立了挑战美国霸权的战略。为确定未来冲突的可能性与否，有必要评估中美利益是趋异还是趋同。
　　最近的一些变化表明，美国和中国的利益在趋同，特别是“9·11事件”以来，中美之间的合作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美国承认需要中国的帮助来实现其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尤其是在朝鲜和周边反恐问题上更需要中国的合作。同时，中国逐渐放弃其所持有的受害国形象，更加以建设性的方式参与国际社会。北京最具有建设性的外交举措是，积极促进关于朝鲜核武器发展计划的六方会谈，中国外交政策成熟的其他迹象包括成功解决与周边国家的分歧，签订双边或区域性的安全和贸易协议，更加积极地参与多边制度。
　　其他因素则指向相反的方向。例如，一个潜在的冲突焦点就是对原材料的争夺。中国的现代化将吞噬诸多基本物品。中国进口的铁矿石由1990年的1400万吨增加到2003年14800万吨。同期，铝的进口增长了5倍，铜矿进口从2万吨增长到120万吨。中国某些原材料储备充足，其他则严重依赖进口。以石油为例，1993年中国成为石油进口国，目前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进口国。随着中国工业化的进程加快，中国汽车拥有量将会上升，石油的进一步进口不可避免。
　　中国对原材料的需求将成为北京外交政策和军事战略考虑的重要因素。中国将会有意识地加强对原材料来源的保护，进一步加强海军建设，这将会导致其他国家对中国意图的怀疑。
　　尽管悲观的分析家认为这些威胁将导致军事冲突，其他人则认为这些问题将随着中国进一步融入国际体系而获得解决。
　　中国与外部世界最不确定性的因素就是台湾问题。随着倾向于台独的势力控制了台湾当局，平衡可能被打破，从而引起冲突。

　　芮效俭（Stapletone　Roy），美国前驻中国大使、基辛格联合公司执行董事：
　　没有人，甚至中国人也不知道将来的中国将会变成怎样。中国在近代历史上没有任何拥有强大国力的经验，而中国经济的发展正使中国获得越来越强大的国家实力。历史告诫我们，任何大国的崛起都会影响区域稳定乃至世界平衡。中国政府也了解到这种担心，提出了“和平崛起”的概念。然而这个观点在中国国内也引起一定的争议，一些中国人和许多外国观察家认为，这个概念与中国使用必要的武力制止台独的立场不一致。然而，这一概念的提出本身就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中国人对认为中国崛起成为一个霸权国家的观点非常反感，在中国人的头脑中，中国的强大只是为了抵御外强的压迫，就像中国历史上出现的一样，而并不是为了欺压他国。与美国不同，中国要同其他大国共同分享这一区域，这包括美国和日本，这在一定程度上会限制中国强权。中国的未来最终取决于中国内部的发展，包括中国的经济政策的成败、中国领导执政的质量、中央政府能否控制住地方政府、中国采取措施维护和实现稳定。此外，外部环境也将影响到中国国内的经济发展。中美关系政策制定得好会为东亚以及环太平洋地区的和平和繁荣奠定良好的基础。
　　以下几个问题值得我们特别关注：首先，北京非常成功地化解了国际上关于中国威胁的担心；其次，亚洲国家担心美国会采取单边行动，这是亚洲对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行动的看法。三是一些泛亚组织把美国看成是“外人”。冷战后期，又一个问题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在亚洲缺乏对于美国在区域安全上扮演什么角色的共识。由于反恐在美国安全上具有最为重要的地位，亚洲国家虽有共识，但并没有像美国那样重视，对美国单边军事行动的顾虑，也影响了他们对美国在区域安全中的作用的认识。例如，韩国认为美国对朝鲜的单边行动的威胁比朝鲜的威胁更大。
　　中美关系一直在合作和对抗之间摇摆，一方面美国要让中国在东亚和平稳定秩序中发挥积极作用，另一方面美国要做好一旦中国成为一个具有威胁的力量的准备。为了处理好中美长期关系的问题，当务之急是要处理好两个问题：台湾问题、朝鲜半岛问题。解决好台湾问题会起到重新稳定中美关系的作用。随着陈水扁再次当选，美国面对一个不停地做出试探进行独立的台湾当局，可能会不断产生紧张局势，需要不断关注。另外需要关注的是这一地区问题的军事化。一方面中国大陆的演习和军队的部署，另一方面是美国对台湾的军售和军事合作。这一问题不再是出于政策的考虑，更多的是政治考虑。这一矛盾令该地区的国家比较悲观，似乎军事冲突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因此中美双方的首要任务是如何稳定目前的局势，并扭转两岸军事竞赛的恶性循环。中国第四代领导人出于自身发展的考虑，不大可能主动动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除非他们认为只有武力才能制止台湾独立。中国领导人的目标是，限制台独，同时实现和平发展本国经济。这两个目标的实现都受益于同美国的良好关系，只要美国的政策有助于控制局面。这就要求我们从根本上解决好这一问题，至少包括三个方面：一方面是北京要避免过激的军事行动，一方面美国不要让对方怀疑我们的动机，包括在军售问题上，还有就是台湾，不能出错。在朝鲜半岛问题上，从近期来看，中美在朝鲜半岛无核问题上的利益是非常一致的，但在长远上看，中美利益分歧很大。比如，有些美国的战略家希望美国能够使用韩国的军事基地展开在该区域的军事行动，中国显然对这种想法强烈反对；同时，中美都希望看到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因此，我认为问题的关键是，我们近期的共同利益能否成为缓和我们未来关于该地区不同看法的基础，并最终实现一致。无论如何，这对于我们的政策是一个挑战。

　　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资深研究员、美国著名右派人士，毕业于哈佛大学，获得硕士学位。1984－1988年担任美国前国务卿乔治·舒尔茨的演讲撰稿人，现在是美国知名杂志《新共和》编辑，其著述包括《纽约时报》畅销著作《天堂与实力》（中译本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
　　从历史的角度，我们看到了许多与和平崛起不同的情景，历史经验非常重要，因为人类历史上也有许多未能崛起的先例。在过去100年的历史上，曾经先后有三个大国的崛起，包括19世纪末和20世纪的日本、19世纪至20世纪的德国以及19世纪的美国，前两者失败了，而美国的成功经验值得记取。德国和日本的崛起战略均表明，大国崛起与战争密切相联。就中国的崛起而言，任何崛起大国都将不是防御性，而是进攻性、侵略性的。美国崛起的历史也是如此。尽管我的同事们认为中国承认现存的国际体系，但中国崛起不可能没有称雄世界的意图和野心，中国期望自己更加强大是可以理解的，实行其他国家不愿意看到的战略也是可以理解的。在我看来，中国可能会采取战略改变现有的国际权力结构，这可能是大家极其关心的。中国必将会采取与他国类似的政策，而这将会影响亚洲的根本利益，美国可能被迫从亚洲撤退。


　　周边
　　国家强大导致区域制衡？

　　就中国崛起是否会引致区域内的制衡，我们有三个答案，取决于不同的时期和条件，短的答案就是“会”；长的答案是“可能会”，而真正的答案是“是的，可能会，但我们并不确定”。

　　阿什利·泰利斯（Ashley　Tellis）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资深研究员，美国国际安全和防务研究方面的顶尖专家，曾任美国兰德公司高级研究员、兰德研究生院教授，并曾任职美国国务院，其研究领域包括国际关系理论、军事战略和不扩散问题、南亚政治、美亚安全关系。其著作包括《中国大战略》、《衡量国家实力》等：
　　有三个假设：第一，中国崛起为世界大国的道路还很长，最少需要数十年时间；第二，中国能否崛起并非是确定性的，尽管人们对中国崛起的具体含义已经进行了太多的争论；第三，中国崛起将意味着平衡亚洲地区的力量，甚至主导亚洲，并且与国际体系之间出现不和谐。
　　就中国崛起是否会引致区域内的制衡，我们有三个答案，取决于不同的时期和条件，答案有三种：短的答案、真正的答案和长的答案。其中短的答案和长的答案都是现实主义性质的。短的答案就是“会”；长的答案是“可能会”，而真正的答案是“是的，可能会，但我们并不确定”。这不仅取决于中国的政策选择，也取决于国际体系、国际环境的变化。
　　让我从短的答案开始分析，即地区国家会制衡中国的崛起，因为任何大国的崛起必然影响周边国家的直接利益，问题在于其他国家是否有能力做出对自己有利的反应。从定义的角度看，“中国崛起”的含义是什么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中国能否成功崛起也成为热点话题。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崛起必然会导致其他国家的关注与制衡，因为国际体系的平衡必然因之而打破，其他国家的利益必然受到冲击。因此，我的长答案就是：“是的，中国崛起可能会引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制衡。”潜在的制衡必然存在，而如何发挥作用要视周围条件而定。所有国家都会防止自己的利益被冲击，以最低的成本保护自己的最大利益，这是国家生存的必然逻辑。均势是一种公共物品，需要诸多国家为此作出贡献。其他国家联合起来，防止中国权力的扩大也许是可能的必要。一般而言，抗衡大国是国际体系的一个根本属性。但是，任何国家对大国实力的制衡均缘起于利益考虑，所以我认为制衡是可能的。
　　而剖析国际社会的现实和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我们只能说真实的答案是“我们并不确定”，因为一旦中国成功崛起，地区内形成的可能是合理的制衡（Reasonable　Balance）。我们要关注的是，中国成功地实现和平崛起与否，分别将对地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霍米·卡拉斯（Homi　Kharas），世界银行负责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首席经济学家、减贫和经济管理部主任，负责向世行提供政策建议，就减贫战略、贸易与竞争力、公共债务和财政政策、公共开支管理、治理、反腐败、财政和私营部门发展等向东亚和太平洋地区提供政策建议：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了机会而不是威胁，其他国家可以从中国的发展中受益；而且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发展道路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有借鉴作用。中国目前的进口总额将近4000亿美元，这是一个相当大的进口规模，目前的进口增长幅度在每年40％左右。对东亚的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说，向中国的出口占这些国家总出口额的50％左右，这只是直接贸易。加上间接贸易，例如通过日本向中国再出口等，中国已经成为东亚经济的发动机，在生产网络（Productionnetworks）中的作用越来越大。
　　分析中国进口增加的原因，我们发现，中国中间产品的进口用途有两个，其中有一半的进口是用于加工出口产品，而另外一半则是为了满足国内需求。这是一个好的信息，中国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需求市场。从长远来讲有利于东亚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但也并非没有风险，如果中国进口出现停顿，对区域的经济将产生巨大的影响。这不仅是东亚的问题，南美洲、非洲等发展中国家与中国的贸易关系日益紧密，也从中国的发展中受益。
　　中国是唯一实行农业自由化的大国。中国对农业实行低水平的保护政策，为那些需要为劳动密集型的农业出口寻求市场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机会。中国也成为了发展援助的积极提供者；其次，中国在区域一体化方面、贸易自由化开始发挥着建设性的作用，中国在区域产业发展中开始发挥主导性作用；其三，中国的努力促进了多哈的发展议程，同时促进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自由化发展，可以说，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借鉴模式。（以上根据录音整理，未经发言者审阅。感谢门洪华博士参与翻译与整理，高险峰女士也对翻译部分作出贡献）

　来源：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　记者　赵忆宁　华盛顿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