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长高了，做衣服的时候就要多裁些布料，才能把整个身体包裹起来。”胡瑞文教授以此来比喻未来中国对公共教育投入的需求。
　　上海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胡瑞文是“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问题报告课题组”的负责人。在他看来，随着我国公共教育财政体制的初步建立，“教育经费短缺和教育机会分配不均”的问题已经相当突出。
　　而解决问题的关键则在于尽快建立和完善适合我国国情的公共教育财政体制。

　　教育财政摸索前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财政逐步形成了以政府财政拨款为主，多元化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新体制，教育投入大幅度增长。
　　据上海教科院的统计数据显示，全国教育投入经费总量从1990年的659.38亿元增加到2002年的5480.03亿元，这期间教育总投入平均每年增幅达19.4％，而同期全国教育财政性投入年平均增幅达17.8％。
　　1995年通过的《教育法》第53条确认了“国家建立以财政拨款为主、其他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为辅的体制”。北大教育经济研究所的王蓉副教授就此分析说，“这样的制度创新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教育经费严重不足的问题。”
　　同样缓解教育经费短缺问题的举措是，实施非义务教育成本分担机制。另外，民办教育带动了教育的社会性投资增长，多形式的办学体制初步形成。
　　胡瑞文教授在回顾过程中着重提到了农村的税费改革。取消农村教育费附加和农村教育集资两项政策，对长期很大程度依赖这两项收入的农村义务教育是一个巨大的冲击，也是农村义务教育财政体制的重大调整。

　　体制性障碍
　　北大教育经济研究所的王蓉教授向记者直言，现有的教育财政体制还存在着不少体制性障碍问题，突出的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教育经费依然短缺。虽然《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了到2000年底教育财政性经费达到4％国内生产总值的目标，但该目标没有能够完成。
　　第二，县乡公共财政困难严重影响了农村教育发展。目前县乡两级政府的财政责任和能力严重失衡，中国县乡公共财政面临危机。这不仅严重影响了农村教育的投入和发展，导致农村教师工资拖欠，农村学校基本办学条件得不到保障，还削弱了农村教育财政体制改革的基础。
　　对于农村教育有长期研究的王善迈教授说，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为了实现“普九”教育目标，不少农村地区举债进行学校建设。
　　第三，教育资源地区间，城乡间不均衡的问题突出。首先是地区间的教育投入差距越来越大。王蓉教授说，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我国义务教育的区域间教育投入不均衡实际上主要是由省内差距而非省之间差距引起的。另外，义务教育投资体制存在城乡“二元性”，这从某种程度上扭曲了实施义务教育的根本宗旨。

　　专家对策
　　对于公共教育投入短缺问题，上海教育科学研究院的专家组认为，我国教育投资的比例始终低于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相应的国际平均水平。到2005年要力争实现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4％的目标，到2010年将该比例提高到4.5％；到2020年，该比例应该提高到4.5％与5.0％之间。
　　“并且从政府财政收入的变化趋势看，上述有关教育投资比例的建议是可行的。”胡瑞文教授说，公共教育经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与财政收入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成正相关。那么到2020年，中国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应该达到36％，教育投资的比例将达到5％。
　　针对教育投资地区、城乡间的不平衡，“需要建立规范的基础教育转移支付制度”。王善迈分析认为，落后地区义务教育经费问题的症结在于，实施义务教育的乡级政府的财力与其责任不匹配。
　　专家组认为，具有国家性公共产品属性的义务教育应当成为中央政府支持的优先领域，以确保人群间的平等教育机会。中央应重点支持那些具有民族团结和国家战略意义的地区，如边境和少数民族地区；那些在教育上需要实施追赶发展战略的省、区，主要是西部省和中部省；以及部分处境不利的人群，如贫困人群。“中央的支持要有极强的针对性。”
　　专家建议，省政府依靠本级财力和中央的转移支付，在省内进行以各地区基础教育经费均等化为目的的转移支付，可以加速建立农村地区平稳化、规范化的公共教育财政体制。
　　在这样的管理体制建立后，可逐步确立分别以省和县教育行政部门为财政管理核心的两级教育绩效—问责—预算管理制度，将教育资金的拨付、学生表现和基层政府管理业绩联系起来。
　　此外，发挥社会力量办学的积极性，并在财政管理中注重经济和法律手段的调控也是构筑公共教育财政的有力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