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启晓

在杭州，年纪大一些的人都知道，西湖十景（苏堤春晓、花港观鱼、柳浪闻莺、曲院风荷、三潭印月、平湖秋月、双峰插云、南屏晚钟、雷峰夕照、断桥残雪）碑的正面是清康熙皇帝亲笔书写的景点名称，而背面和侧面是他的孙子乾隆皇帝在辛未年（公元1751年）、壬午年（1762年）题写的景点诗。如今，西湖十景中，尽管“御碑”还在，但只见正面康熙皇帝的御题，却很少见到乾隆皇帝题写的诗文。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要说清这个问题，还得从文化大革命初期说起：

1966年5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毛泽东同志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宣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同年8月22日，毛主席向全国人民发出了横扫“四旧”（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号召，一时间，一切传统的东西都被不分青红皂白地当成了“四旧”扫地出门。

在当时这种政治气氛下，身为杭州市园林管理局副局长的周永年，意识到一场破坏“文物”的运动即将开始。由“帝王将相”书写、歌颂的历史文物肯定要受到红卫兵的冲击。他深感忧虑，一种责任感促使他要为保护文物做些什么。但在当时形势下，如果明目张胆的提出保护文物，肯定要被打得“头破血流”，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罪状罪加一等。他萌发了一个想法，要保全西湖全部的文物是不可能的，也不现实。但把园管局（当时在岳庙对面的竹素园办公）眼皮底下的历史文物——曲院风荷御碑保护下来还是有办法的。他知道，西湖十景御碑是杭州西湖的重要历史文物之一，而且是景点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之一。一旦遭到破坏，将无法弥补。于是，他经过精心策划以后，在一个深夜，请了十几个信得过的工人，干净利索地将御碑掀到了西湖里。果然不出所料，不到一个月，红卫兵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破四旧运动，凡是历史文物统统予以毁灭。没过几日，西湖十景御碑块块被砸得不成样子。少数的被砸成三、四段，大部分碑均被砸得稀巴烂。红卫兵认为“四旧砸得越碎，越算是革命”。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开始全面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在这种良好的政治环境下，早已官复原职的杭州园林局副局长周永年在1979年初就提出要将西湖十景御碑恢复起来。被砸成三段的“苏堤春晓”碑，原字迹还较完整，胶合了一下即成一块整碑重新立在原处，而“三潭印月”碑，“平湖秋月”碑、“柳浪闻莺”碑、“花港观鱼”碑、“双峰插云”碑、“断桥残雪”碑等，因原碑破坏得比较厉害，而且碎片也无法找到，只得根据过去康熙皇帝的御笔拓片或相片资料重新刻成“御碑”，背面及侧面乾隆皇帝的题诗因无资料也无法重刻了。周永年副局长找来了当年扔碑时的工人师傅，将当年扔到西湖里的“曲院风荷”碑打捞了上来，由于西湖水底是淤泥，故对原碑一点损伤都没有。当“曲院风荷”碑重新树立在原碑亭时，曾轰动了整个杭州城，不少市民闻讯后专程来曲院风荷观看这难得的真御碑。我就是其中之一，不仅将碑拍了相片，而且还将全部御碑拓了下来。

关于“曲院风荷”御碑的景名题写及乾隆皇帝的题诗还有这么一段小故事：

辛未年（乾隆十六年，公元1751年）乾隆皇帝41岁，他第一次来杭州巡视。这一年他把祖父题写的西湖十景一一加以题诗，他在“苏堤春晓”处题写了“通守钱塘记大苏，取之无尽适逢吾；长堤万古传名姓，肯让夷光擅此湖。”接着在“花港观鱼”处题写了“花家山下流花港，花着鱼身鱼嘬花；最是春光萃西子，底须秋月悟南华。”正要给“曲院风荷”处题诗时，随行的刘墉宰相轻声地对皇上说：“皇上，您祖父是不是在这里写了一个白字？曲院风荷的‘曲’，应该是做酒麺坊的‘麺’字，怎么能写成‘曲’呢？”乾隆皇帝会心的一笑，说：“刘墉爱卿，这您就不知道了，我祖父在这里不是写了一个白字，因他厌恶酒，认为酒喝多了要误事，故他有意将‘麺’字的‘麦’边取掉，写成了一个‘曲’字”。乾隆皇帝为了避免后人看了也生疑虑，干脆就题上一首诗，让大家明白康熙故意把‘麺’字写成‘曲’字的原由。于是，在“曲院风荷”景点处他写下了这么一篇七绝：“九曲松旁曲院风，荷花开处照波红；莫惊笔误传新榜，恶旨崇情大禹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