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原民进杭州市委会主委孙鸿垣
钱 江
(一)
1995年7月的一个晚上,闷热中吹过几丝微风,安静下来的浙医二院703病房里依然亮着灯光,一位身患重病的老人正伏案疾书。虽然他颤巍巍握笔的手连移动一下都显得很吃力,然而,他的思路却异常的清晰。猛地,他感到牙床又一阵钻心裂骨般的麻痛,那是癌细胞在作祟。但他忍着疼痛的折磨,手中的笔写得更快了。他深知,做手术的日子已愈来愈近,手术后的结果谁也无法预料,而中共杭州市委马上要召开扩大会议,他必须要把这份材料在手术前赶写出来,以尽自己作为诤友的责任。他就是当时任杭州市政协副主席,民进杭州市委会主委的高级工程师孙鸿垣。
时间已至深夜,孙鸿垣案前那几张临时向别的病友要来的白纸和他生病期间收到的一些会议通知纸的背面都已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字。当写完最后一个字并划上句号时,他才松了口气,感到可以放心地进入手术室了。忍受着剧烈的疼痛,孙鸿垣写下了对杭州“九五”期间城市建设的意见建议,同时也写下了一位与共产党风雨同舟几十年的民主党派人士对党和国家的一片赤诚之心。
早在1990年的一次干部体检中,医生就发现孙鸿垣的牙床有异情,要他作进一步检查,他当时没在意,以后工作一忙便给忘记了。直到1994年6月,他感到实在不适,才在爱人的催促下去医院检查,这一查便查出了灾难性的问题,原先那不令人注意的小小病灶竟已发展成为高分形鳞癌。然而就在他入院准备做手术的前几天,他得知了市委将召开一个重要会议,便不顾化疗后整个下颌的肿痛,连夜起草了近两千字的建议,在这份建议的前面他这样写道:“市里将召开重要会议,研究‘九五’计划,大事小事均已计划妥当,不应再多言多语,只念自己在杭州干了几十年的城建环卫工作,还想利用这难得的机会简要提点意见。”极为朴素的语言,寥寥几笔,却感人至深。孙鸿垣提出的关于旧城改造、城市供水等六个方面的建议是他经过长期的观察思考,集几十年从事城建环卫工作经验的总结。
7月8日,当时任杭州市政协主席的陆祖德同志在这份建议书上写道:“这种可贵精神令人感动,敬佩,值得学习,充分体现了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精神”。7月21日,叶德范副市长看了建议后批示道:“我为孙老的精神感动,他是在病榻上和大手术前写就这份材料的,不但内容好,而且充分表达了他对城市建设和管理的关心和一片深情。望有关部门认真研究并给予采纳。”中共杭州市委书记李金明同志在陆祖德主席陪同下,前往医院看望,对孙鸿垣同志身患癌症,仍念念不忘杭州城市建设,积极参政议政,为城建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的精神表示衷心的感谢。中共杭州市委副书记沈跃跃同志四次去医院看望并对孙鸿垣同志的手术治疗问题作了具体安排。
(二)
孙鸿垣是山东临沂人,1944年毕业于原中央大学土木系环境卫生工程专业。解放后,他曾先后任杭州市卫生局环境卫生科副科长、科长,卫生防疫站副站长等职务。文革后,他一直担任杭州市环卫处处长,并兼任浙江省城市环境卫生协会理事长,杭州市土木建筑学会常务理事,杭州市土建学会环卫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务。他的“公厕理论”曾被全国10多个城市采用,他的论文还被国家科委的蓝皮书《中国技术政策》所收录。孙鸿垣担任环卫处长时,对城市的环卫工作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城市环境卫生状况的好坏,反映着这个城市的精神面貌和人民群众的道德风尚,反映着这个城市的科学文化水平,杭州作为著名风景旅游城市和历史文化名城,搞好环境卫生工作尤为重要,不仅不能拖后腿,而且还必须超前。为此他提出了向科学要一流环卫的目标。很快,环卫科研所成立了,业余学校开课了,上夜校学文化技术蔚然成风。同时,经他和同志们的四处奔走,多方努力,首次在杭州引进了用于环卫清运的汽车85辆,从而加大了机械化的程度,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减轻了工人的劳动强度。在他的倡导下,又陆续建成了科技化、无害化的天子岭垃圾填埋场和不同形式的垃圾中转站。70年代末80年代初,孙鸿垣多次参加全国研究城市环卫工作的会议,在会上提出了不少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如城市环卫体制的确立、环卫职工和城市人口比例以及环卫职工享受岗位津贴等,都被国家城建总局采纳。
孙鸿垣1951年11月加入民进,曾任民进杭州市第二届理事会候补理事,三届委员会委员,六届、七届委员会副主委。1984年9月调任民进机关任专职副主任,后任市政协副主席、市民进专职主委,地位更高了,又是城建环卫的专家,但他仍没有一点架子,待人和蔼可亲,无论是谁与他见面谈话,都会感到非常亲切。有时机关同志受到了他的批评,由于他注意方式,既坚持原则又以诚待人,让人心服口服,因此,最终都会使人有一种很舒畅的感觉。他乐于助人,就在他住院前,还在为一名普通的民进会员、人民中学的教师解决住房拆迁困难而奔走。
孙鸿垣平时很注意在群众中的影响。民进机关没有食堂,很多年来大家都是每天早上从家里带些剩菜,再淘点米蒸蒸就算是一顿中饭了,孙主委也和大家一样,绝不肯搞哪怕一丁点的特殊化。市委市政府出于对民主党派的支持和关心,专门拨给各党派一辆小车,小车主要的任务便是负责接送领导同志的上下班,可孙鸿垣同志自进机关后却一直执意不肯坐小车,快70岁的老人,每天仍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在闹市中穿行。直到许多年后,有一次他上班时在众安桥被别人撞成骨折,才在众人的竭力劝说下开始坐车。
1993年夏天,民进市委会在金华举办新会章学习会,其间安排组织了一次去永康方岩的参观活动。方岩的山很高很陡,许多身强力壮的年轻人连半山腰还未爬到,就气喘嘘嘘跌坐在石阶上,有的人则望山生畏,爬至半山便不肯再往上去,等着大家下来。然而,当时已是74岁的孙鸿垣主委却不顾会员及机关同志的劝阻,坚持一个台阶又一个台阶与大家一口气登上了山顶,让人咋舌,也使会员们深受感动。孙鸿垣同志一直都非常惜才爱才,重视人的素质培养。他经常有意识地给机关年轻同志多些工作担子,鼓励年轻干部大胆开展工作,自己则帮助他们出点子,让他们在实践中磨炼成长
(三)
孙鸿垣同志有一个过人之处,那就是他的记忆力特别好,连年轻人也自感弗如。有一次机关组织学习,由一位同志读前一天刚在报上发表的中央领导人的讲话。读到一半不小心漏读了一段,孙鸿垣立即摇着手说:“这里少念了一段”,并当即一字不差地背了出来,令大家目瞪口呆。过了会儿,读的同志少读了一个字,他又马上予以纠正。以后这种事发生多了,大家似乎也习惯了。孙鸿垣如此惊人的记忆力,除了他本身的天赋外,更重要的是他平时刻苦学习,深刻领悟的结果。孙鸿垣在学习上对自己要求很严甚至苛刻。他看过的文章和文件重要的地方总是划了许多红杠杠,并密密麻麻地写上自己的注解和心得体会。他调入民进机关后,每天中午都从来不休息,吃过中饭便坐在椅子上认真看报和学习、文件,正因为他注重了自身的学习修养,所以他参政议政的能力特别强,许多重要的会议,都能不用讲稿。他发言逻辑性强,思维敏捷,把握全局的意识准,政策理解透彻,在他担任市政协副主席、市民进主委期间,时刻把全市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大事放在心上,积极参与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等参政议政活动。特别是中共杭州市委提出四套班子合力抓经济以后,他更是积极配合市政府开展工作。孙鸿垣同志在市政协分管城建工作,兼任城建委主任,凡是市政府或城建系统有关部门召开的重要会议他都尽量安排时间参加,并常以城建环卫专家的角度,经过认真思考,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90年代初,市政协城建委对保护自来水水源和运河杭州段的综合治理进行了多次调查视察,提出了进一步完善治理的措施,这其中,就包括孙鸿垣的不少真知灼见。如在祥符水厂迁移新水源时,提出要加强苕溪水系的环境保护;在运河治理时,提出要加快三污干管提前施工等。这些都得到了市政府及有关部门的重视和采纳。
近几年来,西湖水遭受污染,风景区违章建筑日趋严重。孙鸿垣率市政协城建委的同志多次进行实地调查,及时发出呼吁,并向市政府提交了尽快治理西湖污水和整顿西湖风景区违章建筑的建议报告,受到市政府的高度重视。经过综合治理,西湖水质已得到了明显改善,西子湖青山绿水,重现了往昔的美丽,风景区违章建筑亦得到遏止。
作为一位参政党的地方组织领导,孙鸿垣有很高的政治热情,他孜孜不倦,勤奋好学,至今已发表了有关论文30余篇,并多次在省市获奖。他还是杭州市六届、七届人大代表,市社会主义学院院长和市统战理论学会副会长,是一位坚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中国共产党长期亲密合作、风雨同舟的民主党派人士。孙鸿垣同志出院后在家休息时,仍以极其认真负责的精神关心着政协和党派的工作。民进成立50周年纪念会和市政协的一些会议,他都拖着病体前来参加,平时他想到什么问题,有关同志桌上的电话就会响起来。
1996年,孙鸿垣同志正式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担任了名誉主委。在欢送他退休的会上,孙老表示,自己虽不再担任领导工作,但仍是一名民进会员,今后一定会继续关心党派的工作,只要民进工作需要他出力,他会随叫随到。以后的事实亦的确是如此。这几年来,在许多参政议政会议和民进的活动中依然常可以看到孙老的身影,民进的刊物上也仍可看到他写的文章,他一如既往地关注杭州的城市建设,并在许多场合提出自己的意见、建议。他说只要生命不息,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以及民主党派的工作就应该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