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为男女合演（越剧）重点在民族音乐研究

 　　１９４９年底，受宁波地委书记陈伟达的委托，周大风着手筹备“宁波地委青年文工团”。并被任命为文工团团长，直至１９５２年５月１７日该团被撤销。不久，即担任省文工团团干兼乐队队长，同时担任省杂技团筹备主任和杭州大世界游艺场总负责人。在乐队，大风先生请来音乐家贺绿汀讲课，在他的赞同下，越剧开始男女合演的改革。
　　 ５２年下半年，周大风与作曲卢炳蓉合作，为男女合演《罗汉钱》谱写５６曲唱腔及全部配乐，于５３年春节后在杭公演，并一炮打响，连满４１场，次年全省各地出现了１３个男女合演的越剧团。
　　 １９５３年省文工团更名为“浙江省歌剧团”，５４年又改名为“浙江省越剧团“，大风先生负责音乐研究组工作。１９５７年又成立了”浙江越剧二团”，他被任命为艺术室主任，一边从事创作合演现代剧的作曲，一边重点研究民族音乐和全国地方戏曲及曲艺音乐，整整１４个年头。期间，为《五姑娘》、《金鹰》、《两兄弟》、《风雪摆渡》、《春到草原》、《江姐》、《血榜记》、《斗诗亭》等男女合演越剧作曲。特别是１９５８年，周大风倾注极大心血担任《雨前曲》的编剧、舞美设计、作曲，并晋京公演，剧中插曲《采茶舞曲》自１９５９年流行全国，至今已有６０余种唱片、磁带、ＣＤ片。１９８３年还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列为教材。
　　 周大风先生还为绍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评弹电影《燕窝鸟》作曲，又为甬剧、姚剧、婺剧、话剧、广播剧以及十几种曲艺谱曲，出版《越剧曲调介绍》、《浙江地方戏曲音乐选》、《越剧新基调的创作》、《越剧唱法研究》等，唱片２６张。
　　 每当谈起《采茶舞曲》的创作，周大风先生总是激动不已。１９５７年夏，大风先生到老作家陈学昭家作客，陈学昭说，最近，陪同周恩来总理去过梅家坞，总理对龙井茶备加赞赏：“好山好水好茶叶，可惜缺少专为茶叶生产的文艺作品来反映”。
　　 不久，大风先生即去梅家坞体验生活，与茶姑一起采茶，与茶农一起炒茶，并拜访茶叶专家庄晚芳先生。１９５８年初春，又去浙南茶区生活二月有余。化了三天三夜的时间，写出了一个大型九场越剧《雨前曲》。该剧于５８年６月６日赴上海首次公演，中国唱片公司即录制了《采茶舞曲》的第一版唱片，并作为浙江人民广播电台的开始曲。
　　 １９５８年９月１１日赴北京，在长安剧场公演《雨前曲》。当大幕徐徐降落后，敬爱的周恩来总理走上了舞台。总理语重心长地对演职员们说：“男女合演越剧要象人民公社一样蓬勃发展，你们也还要继续向女子越剧和老演员学习。”总理又说：“反映茶农生活是好的，只是剧本艺术性还要加强。还要多学习研究传统戏曲的许多巧妙的方法。我看，这个基础很重要，毛主席指示‘推陈出新’嘛。”总理又对大风先生说：“这个《采茶舞曲》曲调还不错，有越剧味，也有时代特点。只是歌调中有两句需要修改。‘插秧插到大天亮，’这不符合党的劳逸结合的政策；‘采茶采到月儿上’也不好，露水茶是不香的。说明你缺少生活，还应补课，我希望你到梅家坞去生活一个时期，把这两句歌词改好它，我是要来检查的。”周大风先生当即表示一定按照总理指示办。
　　 自此以后，那两句歌词始终在周大风的脑子里打转。当时的省文化局长丁九同志也曾写信给大风先生，一定要迅速把歌词改好。
　　 一天，大风先生正走在梅家坞村口的大路旁，一辆小车戛然停在身旁，周总理从车中走了出来。说：“你究竟来了，歌词改出来了没有？”大风说：“还没有找到适当的词句。”周总理说：“要写心情，不要写现象。”接着叫来一位秘书记下来，交给周大风说：“我建议改为‘插秧插得喜洋洋，采茶采得心花放’。为什么这样写？‘喜洋洋’、‘心花放’让唱的人听的人自己去想。说得太直了就不是文艺作品，你看如何？供你参考。有什么更好的词句还可以改。”言毕，总理紧紧地握了握大风的手，上了汽车，临别时又说：“好的作品往往是改出来的，当然也有出口成章的，那是奇才。我还有接待外宾任务，希望你把歌词改得更好。”
　　 周大风先生望着远去的轿车，内心久久不能平静：多么谦逊，多么热情、亲切，才思如此敏捷，记忆力如此惊人！
　　 １９６４年９月２２日起，周大风先生任三届省政协委员，并连任四、五、六、七届委员，直至１９９８年超龄退出。１９８４年５月，周大风先生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任民进浙江省委会常委。大风先生广交朋友，了解民情，写了很多提案，大多是关于国计民生的，如“不准围湖造田，不准围海造田，以防洪蓄水及利于滩涂养殖”，“沙漠四周每年推进五公里或十公里，植树植草”，“江河上游不准砍树，经批准后也要砍一种十”，“对教育单位及科研单位，要提高待遇，改善设备，增加经费”等。

　　 　　 　　 　　 　　 　　 “老年人还得尊重一个客观规律，
　　 　　 　　 　　 　　 　　 应看到朝气蓬勃的年青一代。”

　　 １９６６年６月，“文革”起，灾难临。周大风先生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越剧黄色音乐祖师爷”而被关入“牛棚”。谈起这场劫难，大风先生只是淡淡地说：“我始终达观和忍耐，因为古今中外的历史证明，冤假错案最后总会得到澄清，或后人会公正评述。”
　　 １９７０年７月２２日，周大风先生以“待审人员”的身份，暂调文化局，专门为“革命样板戏”总谱译简谱。７０年１月调入文化系统五七工厂去修钢琴、小提琴及其它乐器，虽有审查结论，但仍不准从事文艺工作，７４年调入“国务院录音录像组”工作至７６年９月回到浙江。直至１９７９年４月７日，中共浙江省委下达文件，对周大风同志一切诬蔑不实之词，被全部推倒，并为他恢复了名誉。
　　 １９７７年初始，大风先生整理出《民族化歌词、曲词、伴奏的写作》、《越剧音乐概论》、《越剧流派唱腔研究》，并陆续出版。１９７８年初，又与几位同好，在杭州组织“古琴研究会”，这是文革后国内第一个琴组织，后改名为“西湖琴社”，以培育新人，切磋琴艺为宗旨。又与宋景濂、沈凤泉等组织“江南丝竹社”以弘扬民族传统音乐，同时又为恢复“浙江越剧二团”奔走呼吁。剧团恢复后，他即为新创作的《强者之歌》作曲。７９年底大风先生出席四次全国文代会，又出席了中国音乐家协会第三次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国音协理事。又于１９８５年被选为中国音协第四届常务理事。
　　 １９７９年大风先生调入省艺术研究所，并任杭州大学兼职教授。８０年２月被选为杭州音乐家协会主席，不久又被选为省音协主席，此后忙于讲学和研究工作，写成七万字《浙江民歌研究》一文。１９８１年１月被聘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戏剧卷·音乐分支》副主编，三年时间，殚精竭虑写成二十余条文及《声腔系统主要剧种板式简表》。
　　 １９８８年６６岁生日时，周大风先生写了一首《六六吟》调寄“鹧鸪天”，以总结自己的一生：
　　 　　 　　 　　 　　 　　 我本乱世一书郎，天生刚直半疏狂。
　　 　　 　　 　　 　　 　 常辨人间美与丑，亦尝世间炎和凉。
　　 　　 　　 　　 　　 　 歌一曲，文千章，兴来作画镌篆方。
　　 　　 　　 　　 　　 　 不与俗客争名利，但创一得酬国殇。
　　 大风先生晚年比退休前更加忙碌，白天，外出参加各种会议，讲学，接待客人，为来访的青年讲解一些知识。晚上，用电脑静心写作，大约每晚三千字，范围涉及教育学、教学法、心理学、思维科学、创造学、美学、音乐、古典文学、戏曲研究等。但为数最多的是教育科研方面及艺术各学科方面的研究。大多是约稿。
　　 大风先生享受国务院“有突出贡献专家”政府津贴，著述甚丰，到今已发表各种学术论文１００万字。至今仍在发挥余热。
　　 平日，常做木工及金工活（制作钢琴、提琴等），周老喜称“这是我的运动方式”。他常对来访的后辈说：“我感到很愉快，同时感到时间不够，因为尚有很多课题未完成，紧迫感触动我”。今年１月份来，他共撰写论文５０万字左右，内容有《漫谈兴趣教学》、《类比教学法》、《关于求异思维》、《美感与美学》、《民族乐器的改革》、《中国音乐简史》、《科学歌唱法的探索》、《欧洲音乐简史》等。
　　 大风先生今年已七十九岁，当我们一起议论怎么发扬余热的问题时，他语重心长地说：人死了之后，他的思想、学说、成果、道德、作风等等，依然为生者所应用、所享受、所崇尚、所学习，这才是真正的余热。
　　 在大风先生的书房里，挂着鲁迅先生的语录“人的年龄大了，开始去学习或继续学习，绝不是羞耻的事”。每次拜访大风先生，你会感到他是位充满睿智，博学多才，健谈热情的老人，也是对年轻一代寄于厚望的老人，听他的谈话，心头总是热呼呼的，促使你为国家、为社会、为人民、为子孙不懈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