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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灯檠

周新华

 

电灯的发明委实堪称人类生活的一次革命。试想想,在现如今的时代,当夜色四合,华灯初上,瞬间光亮如昼;回到家中,一按揿钮,通室流光溢彩。何其便利舒心。

可若是搁古代呢?古人是用何种方式来照明的?难不成到了漫漫长夜,他们就得在黑灯瞎火中过日子么?当然不是的。

考古学家结合发掘所见分析,人类在电灯出现之前,照明经历了燃木、燃脂油、燃蜡三个阶段,历时数千年。当然,从这三样物事的出现先后来说,这样的排序是没错的,但它们并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事实上,一直到现在,燃松枝或竹片(当然还有别的易燃的材料)来照明的习俗也未曾绝迹。我记得小时在乡下舅舅家过年,夜里要赶到邻村去看戏,我的四舅就拿晒干的葵花杆(头上要压碎,以便点燃)点着了当火把照路,印象很是深刻。

早在新石器时代,人类学会用火之后,先民们即已采用易燃耐燃的草木照明,年代最早的实例见于宁夏海原县菓园子村新石器时代的多座土洞居室遗址中。照明遗迹分布在高出地面5130厘米的洞壁上,共有火苗状烧土近百处,下部都有一个圆孔,孔内周壁被烧烤成青灰色。经模拟试验,证明是用红松(油松)木条插于壁上点燃以照明的。

当然,这样的照明手段比较简陋,基本上属于就地取材,还谈不上灯檠(灯具)的使用。

灯檠是随着燃脂油和燃蜡这两种相对先进的照明手段出现而诞生的。

灯(燈)古作“镫”,《说文》:“镫,锭也。”徐铉注云:“锭中置烛,故谓之镫,今俗别作灯,非是。”盖古时灯檠多为青铜所制,故字从金旁。后世材料不一,故字又从改从火旁罢。

从文献来看,灯檠或始于战国。《楚辞·招魂》云:“兰膏明烛,华镫错些。”从这个“兰膏明烛”来看,燃脂油和燃烛似乎是差不多时候出现的,至少在屈原那个时候,灯檠中有燃“兰膏”(即脂油)也有燃烛的。不过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提到的“烛”,也未必就是后来意义上的烛,用蜡或桕油所制,有可能还是一种火炬。《周礼·秋官》载:“司烜氏凡邦之大事,共坟烛庭燎。”郑玄注云:“坟,大也,树于门外曰大烛,树于门内曰庭燎,皆所以照众为明。”又云“燎,地烛。”此种烛燎,均用松苇竹麻等为中心,加以缠束,而灌以脂膏,故如今之火炬。

考古发现也证实了战国始有灯檠的观点。在湖北江陵的包山2号楚墓及望山2号楚墓中,均发现了点燃脂油的灯檠。其中包山2号墓出铜豆形灯、铜人擎灯各2件,望山2号墓出铜豆形灯、铜人骑驼灯各1件,时代均属战国中期。到战国晚期和秦汉墓中出土更多,这类灯檠都有环状凹槽形的灯盏,灯盏有一个、数个,多至十五个的。但这类脂油灯的灯盏都较浅,容油不多,且易烟熏。

考古发现的燃蜡灯时代要略晚一些,迄今所见最早的是西汉遗物,见于长沙杨家大山401号墓和沙湖桥A45号墓。出土时,铜灯内均遗存残蜡,可为蜡代膏之证。不过,铜灯内的这种蜡是融化后作为油膏使用的。制成形如现代的细柱状蜡烛,大约要到东汉时。上世纪50年代在广州四座东汉晚期墓中各出土一件陶烛台,分柱和座两部分,柱上半中空,用以插烛。而完整的蜡烛实物,最早见于1983年河南陕县唐代姚懿墓,出土两枝,作细柱状,长43厘米,径5.5厘米,烛面光洁,绘有黑绿色的梅花图案。

秦汉时期的灯檠多用青铜制作,而且千奇百怪,工艺卓绝。《西京杂记》里就记载了秦宫中的精巧之灯:“高祖入咸阳宫,周行库府,金玉珍宝,不可称言。其尤惊异者,有青玉五枝灯,高七尺五寸,作蟠螭以口衔灯,灯燃鳞甲皆动,焕炳若列星而盈室焉。”书中又记:“长安巧工丁缓者,为常满灯,七龙五凤,杂以芙蓉莲藕之奇。”

文献中还提到汉武帝七月七日供奉上神时用过一种“九光灯”和“九微灯”。宋陈元靓《岁时广记·食仙桃》引《汉武帝内传》:“至七月七日,洒扫宫掖,燔百和之香,然九光之灯,躬监香果,为天官之馔。”这种九光灯又名“九华灯”,唐杜甫《寄刘峡州伯华使君》诗云:“雕章五色笔,柴殿九华灯。”九微灯则见晋张华《博物志》卷三:“汉武帝好仙道……七月七日夜漏七刻,王母乘紫云车而至于殿西,南面东向……时设九微灯,帝东面西向。”这九微灯也见于后人咏吟,如唐王维《洛阳女儿行》诗:“春窗曙灭九微火,九微片片飞花锁。”

私心揣测,这汉武帝时的“九光灯”或“九微灯”,莫非就是古来诗文中常提到的九枝灯耶?南朝梁沈约《伤美人赋》云:“拂螭云之高帐,陈九枝之华灯。”唐卢照邻《十五夜观灯》诗:“别有千金笑,来映九枝前。”唐李商隐《楚宫》诗:“如何一柱观,不碍九枝灯?”宋柳永《玉楼春》词:“九枝擎烛灿繁星,百和焚烟抽翠缕。”所谓九枝灯,亦省称“九枝”,指一台而有九个分枝的灯烛,后亦泛指一台而多枝的灯。

这种灯盏较多的灯檠,古时多见,因其分枝矗立,状类树,故又有“灯树”之称。河北平山中山王墓出土有战国时期的十五连盏铜灯树。文献中载,还有多达百枝的灯树。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物》载:“韩国夫人置百枝灯树,高八十尺,竖之高山之上,元夜点之,百里皆见。”这韩国夫人就是杨贵妃的姐姐,跟另一个姐妹虢夫人一样,都是喜欢竞奢示靡的主儿。可以想象,像这样的百枝灯树点起火烛来,正如晋傅玄《朝会赋》中所云“华灯若乎火树,炽百枝之煌煌”,故又有“火树”之说。唐苏味道《正月十五日夜》诗:“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后世所用“火树银花”一词,其源正在于此。

秦汉时期铸工精巧的铜制灯檠,在考古发掘中也屡有所见。

比如河北满城西汉窦绾墓出的朱雀灯。通高30厘米,盘径19厘米。朱雀脚踏蟠龙,展翅欲飞,口衔环形灯盘,内分三格,每格有一根钎,可同时点燃三支蜡烛。朱雀与青龙、白虎、玄武并称四神,代表东西南北四个方位及五行中的金木水火。朱雀为南方火神,故以其形制作灯檠,职司火烛。

还有汉墓中出土的人形铜吊灯。长28厘米,通高29厘米。由灯盘、储液箱和悬链三部分组成。灯盘作扁圆形,盘心有尖状灯柱,可插烛。柱旁有小方形输液口,当膏液积深至5毫米时,便经输液口流入储液箱。储液箱由一裸体铜人构成,卷发,深目,高鼻,作类似游泳的匍伏状,昂头,手前伸,双掌托灯盘。人体中空,灯盘膏液即流入人体胸腹四肢。悬链由一乳状盖面组成,盖顶立一朱雀状凤鸟,高冠开屏,作展翅欲飞状。盖下有三条铜链,使悬灯牢固地处于平衡状态。造型奇特,构思巧妙,该器形为我们传世和出土文物中仅见。

不过,最令人称道的还是1968年河北满城西汉窦绾墓中出土的鎏金长信宫灯。

该灯通高48厘米,通体鎏金,作一侍女跪坐执灯形状。侍女头上梳髻,戴头巾,身穿长衣,左手持灯盘,右臂上举,袖口下垂成灯罩,灯盘中心有一安插蜡烛的钎杆。灯盘有短柄,可来回转动,灯盘上的弧形屏板可能推动开合,以调节灯光的强弱和方向。侍女体内中空,蜡烛燃烧时烟灰可以通过右臂到达体内,以保持室中清洁。灯座、灯盘、屏板、灯罩及侍女头部能拆卸,以便清洗烟灰。灯体有铭文九处,其六十五字,载有灯的容量、重量和器主名称,其中有“阳信家”、“长信尚浴”、“今日者卧”等,据考此器系阳信夷侯刘揭所作,后阳信侯废除,灯没入窦太后长信宫内。窦太后转赐窦绾。

像长信宫灯这种造型精巧、结构科学的装有烟管的灯,也被称为釭灯,长信宫灯是汉代釭灯中年代较早且最为华贵的一件。

随着东汉瓷器的发明,汉晋以后以陶瓷制作的灯檠开始增多,相比于金属所制灯檠,又展现了另外的一种审美情趣。

1974年在浙江上虞百官镇曾出土一件东汉越窑熊形灯盏。该灯盏为灰胎,外披青釉,通高47.8厘米。整器塑成一头大熊形象,熊头顶一碗,为盛灯油及捻的盏,盏下刻画出一个人脸,眉、眼、鼻、嘴俱全,神态滑稽。熊竖耳鼓眼,双爪捧一饼状物在吃,憨态可掬。熊身上还堆塑了几只小熊,或攀爬伸颈,或缩脖静听,或张嘴鸣叫,形态各异。堆塑手法新颖,形象生动,极富拙朴自然的民间情趣。熊背后釉下刻“大吉祥”字样。

过去有人认为该器造型非熊而为人抱一鼠,取“老鼠偷灯油”之意,其实不确。在考古发掘中时常可见汉晋时期的熊形灯盏造型,如南京六朝墓中曾出一件熊形灯盏,是塑成一个仔熊头顶灯盏之形,同样憨稚可爱。因熊在古代为吉祥之兽,如《诗经·小雅》:“维熊维罴,男子之祥。”灯盏在古代常用于随葬,取其光明破暗之意。则熊形灯盏就寓有古人希冀光明吉祥之意,结合熊背后“大吉祥”之铭来看,这样的推断是有道理的。

今浙江省博物馆又藏有一件东晋瓯窑青瓷牛形灯盏,其造型也是别开生面,新颖别致。该灯盏将灯管与托柱合则为一,别具一格地将底盘正中的灯管做成牛形,顶上和后壁均有方孔,可插灯芯。灯管下的圆盘则起到油盏的作用。后面有一弯曲把手,象征牛尾。牛的四肢上下并列,造型夸张有趣。牛嘴及牛眼上略施褐色点彩,独具匠心。在六朝青瓷丰富多彩的造型艺术中,将狮、虎、羊、鸡、狗、猪、熊、鸽、龟等各种动物形象作为装饰题材是常见的,但奇怪的是牛的造型很少见,这件牛形灯盏在已发现的青瓷灯盏中,是仅见的一例。

到了后世,灯的花样日多,尤其自唐以后,有上元张灯之事,于是灯制更为奇巧,名目不一。不过此种灯不过是一时之巧,未必为常用之物。如明文震亨《长物志·器具》所云:“书灯,有古驼灯、羊灯、龟灯、诸葛灯,俱可玩翫,而不适用。”

此外,还有一种灯笼,即以笼为灯,可以携之而行。据明徐矩明《事物原始》云:“徐广曰:灯笼一名篝烛,燃于内,光映于外,以引人步。始于夏时。赵宋刘随为通判,人号水晶灯笼。坡诗蜡纸灯笼挑云母。”云始于夏时,极不可信。惟南朝宋武帝微时,曾用葛灯笼,见《宋书·高祖本纪》,是知已有灯笼了,用葛所制,但是否携之而行,犹不可知。不过既有了灯,自可携行,也许汉时已有了的。

古代读书人寒夜苦读,灯檠是常伴左右之物,因之古来文人对灯檠均有较深感情,时时于诗文中咏吟之。如北周庾信作《对烛赋》:“刺取灯花持桂烛,还却灯檠下烛盘。”唐李商隐《行至金牛驿寄与元渤海尚书》诗:“六曲屏风江雨急,九枝灯檠夜珠圆。”唐韩愈作《短灯檠歌》:“长檠八尺空自长,短檠二尺便目光。”因灯檠又有瓦制者,故又称“瓦檠”,宋陆游《雨夕》诗云:“瓦檠堕灯烬,铜椀起香缕。”

可能因为我也算是个文人,我个人对于陶制灯檠也有着特殊的情感。记得小时候,正赶上“文革”,那时候的口号虽叫“抓革命,促生产”,但事实上一闹革命肯定会影响到生产的,县城里经常不能正常供电。这时节家家户户都会自备煤油灯。比较简陋的是用空墨水瓶来制作,我家里倒有一只祖上传下的陶制圆钵,贮上煤油,接上一根比较粗大的灯芯,就可以燃灯照明了。我后来看齐白石老人画的一幅《鼠子闹山馆图》,上面画的灯烛,依稀也是这个样子的,还显得有点古趣盎然。

说到这个陶油灯,其实是有不少笑话的。最典型的一例出自《儒林外史》的严监生。这个严监生的故事因被收入中学课本而家喻户晓:临死之前,他看着桌上点的油灯,把手从被窝里拿出来,伸着两个指头,就是不肯咽气。他的大侄子问他,莫不是还有两个亲人不曾见面?他摇摇头。二侄子又问他,莫不是还有两笔银子找不到?他也摇摇头。倒是他老婆赵氏了解他,说,你是为那盏灯里点的是两茎灯草,恐费了油罢?我如今挑掉一茎就是了。严监生点一点头,方才断气。人到了快死的时候,还惦记着这点事情,也算是吝啬到了一定境界了。真是够经典的。

还有一个笑话,就发生在我身边。早些年,研究茶文化很是热门,我有一个同事,就写了一篇研究茶具的文章登在杂志上。其中有件“茶具”,我看了觉得有些别扭。这是件唐代的越窑青瓷器,上小下大,底上是个托盘,中间是个把手,顶上有个小酒杯大小的圆盅。这其实不就是件青瓷制的灯盏么!我那同事先入为主,直把看上去像茶杯的物事都看成茶具了。这当然是闹笑话了。我那时年轻气盛,就写了一篇《茶盏乎?灯盏乎?》的小文章,在那本杂志上刊出,辩驳了他一下。为这个他后来还有些不高兴,有好些日子都不曾理我。

其实现在想来,我那时那般较真,还真有些不必。因为后来茶文化研究更热了,我见到一些名头更大的学者,编了厚厚一大本《中国古代茶具》,那更是包罗万象,不要说是灯盏(那毕竟看上去还有点像),连古人起夜撒尿用的虎子也算到茶具里去了,直令人咋舌不已。后来只好自己这般解释,古人喝了茶,必定会内急。一内急,就要用到虎子。这样从广义上说来,把虎子算进茶具里,从逻辑上也还是说得通的。早些年就有学者发出宏论,曰厕所就是展开的厨房,用小沈阳的话来说,这道理是一样一样的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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