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海耕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这是匈牙利诗人裴多菲（1823—1849）于1847年元旦写的一首《格言》诗。在中国，家喻户晓。
这首诗是谁译的？一直来都说是殷夫（1910—1931）所译。
殷夫，浙江象山人，原名徐柏庭，学名徐祖华；殷夫、白莽是他的笔名。人们讲课、写文章、写信、演讲、题词、谈话……只要引用这首诗的，众口一词，无不说是殷夫所译。
那么，是谁第一个说这首诗是殷夫翻译的？很难查考，姑且说是是鲁迅吧——这里要暂时委屈一下
事情是这样的：殷夫曾向鲁迅、郁达夫主编的文艺月刊《奔流》（1928年创刊于上海）投过翻译稿，译的是裴多菲的小传和诗作，并和鲁迅见过几次面。1931年，殷夫被国民党反动派枪杀于上海龙华的荒野里。1933年，鲁迅发表《为了忘却的记念》（刊载于
那本《彼得斐诗集》却在的，翻了一遍，也没有什么，只在一首《Wahlspruch》（格言）的旁边，有钢笔写的四行译文道：
生命诚宝贵，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又在第二页上，写着“徐培根”三个字，我疑心这是他的真姓名。
细读鲁迅《为了忘却的记念》全文，特别是上引这段文字，可以看出，鲁迅并没有下结论说：此诗乃殷夫所译。他只是说：在德文版的《裴多菲诗集》里，有一首《格言》，旁边有四行译文，用钢笔写的：“生命诚宝贵……”而在诗集第二页，写着“徐培根”三个字。他猜想徐培根就是殷夫。
这样看来，第一个把裴多菲《自由与爱情》这首诗的中译公开发表出来以献给中国读者的人，是鲁迅和《现代》杂志主编施蛰存。
1949年以前，出于对国民党政权的专制腐败的痛恨、对被难文学青年的同情，1949年以后，出于对革命诗人的崇敬、对极左政治的畏惧，人们千部一腔，几乎一边倒地持《格言》四句乃殷夫所译的观点。例如：
1959年，萧三主编的《革命烈士诗抄》（中国青年出版社）收入此诗。萧三先生在代序《致读者》中说：“殷夫同志翻译裴多菲的四句诗——‘生命诚宝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异常简洁有力。这样的翻译等于创作，所以我们也收入这个集子。”
1984年，丁景唐、陈长歌先生编的《殷夫集》（浙江文艺出版社）也收入此诗。编者在此诗的注释中说，这是“殷夫的译诗”。
1989年，飞白著《诗海》也收入此诗。飞白先生说：“裴多菲的《自由与爱情！》自从殷夫译介后，在我国已经家喻户晓。”
如此等等。直到今天，人们仍持此诗乃“殷夫译”的观点。2010 年
我自己，从1957年在《文学》课本上读到此诗，到现在，50多年了，也一直是把这首诗和殷夫的名字连在一起，从来没有怀疑过它的正确性。
《自由与爱情》乃殷夫所译，几成定论。
然而，也不是完全没有异议。
明确提出此诗并非殷夫所译的，就我耳目所及，是
鲁迅没有写明在《裴多菲诗集》第几页发现《格言》诗，余文则指明在《裴多菲诗选》第18页，这个细节是有价值的。又，指出徐氏兄弟二人当时都是富有救国热忱的“热血青年”，这也很有见地。
但是，
鲁迅并没有断定《格言》四行乃殷夫所译，而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该感谢
译者到底是谁呢？有三种可能：一、殷夫；二、徐培根；三、别的什么人。
或问：依你之见，到底是谁？
我说，我“疑心”是殷夫的哥哥徐培根所译。其理由如下：
1. 徐培根和弟弟殷夫一样，都是热血青年，都想献身社会，报效祖国，只是所走的政治道路不同，一个追随国民党，一个追随共产党。哥哥早在辛亥革命时期就参加过“光复杭州”之役，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曾任第五战区司令李宗仁的参谋长，参与指挥台儿庄等重大战役。弟弟则前后四次被捕，虽九死犹未悔，终于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可以肯定，对裴多菲这首热血沸腾的言志诗，两人都会产生强烈的共鸣。写诗可以明志，译诗也可明志。从政、从军的同时，保持着对文学的爱好，这样的人古今中外都不乏其例。从这个角度说，弟兄两人都会有翻译这首诗的兴趣和激情。
2. 《格言》一诗翻译水平极高，非兼通中德两国文字者莫办。徐培根1922年底毕业于北京陆军大学，又曾留学“德国陆军参谋大学”5年左右。1932年学成归国后，曾任国民党航空署长、陆军大学教育长、驻美军事代表团参谋长等职；1949年去台湾后，又曾任国防大学校长、国防研究院教育长等职，上将军衔。他是著名的军事理论家，曾出版《孙子兵法注释》、《中国国防思想史》、《中国历代战争史》等著作，人称“中国近代兵学泰斗”。这样看来，他的国文根底和德文根底，都是相当深厚的，能把裴氏的《自由与爱情》译得像我国优秀的五言绝句，脍炙人口，正是情理中事。
殷夫的中文、德文水平怎么样呢？毫无疑问，殷夫天赋聪颖。他被害时才22虚岁，留给我们的诗，不论是创作是翻译，却都清新可诵。他的不足之处，是学历上的欠缺。他1923年7月考入上海民立中学读初中一年级，1926年夏初中毕业，7月考入上海浦东中学，越级插班，读高中三年级。1927年“四·一二”大屠杀中被人出卖，被捕入狱，坐牢三个月，学业中断。这样看来，他只读了三年初中和一年不到的高中。1927年9月，他借得别人的高中毕业文凭，考入上海同济大学德文补习科学习德文。次年秋，因参加革命活动，再度被捕，获释后，又回同济大学学德文，但10月即回老家象山做小学代课教师。1929年春回上海，从此完全投入革命斗争，成为职业革命者。仔细算来，他学德文总共才一年多一点点时间，而且常常分心于革命活动，并非专心致志地学。所以，他的中文、德文功底，可以断言，远远不如他的大哥。
3. 从诗体看，殷夫写的全是新体诗，而几乎没有写过一首旧体诗。丁景唐、陈长歌先生编辑的《殷夫集》，是迄今收集殷夫诗最完备的版本，共收殷夫诗110首。其中99首是创作，但没有一首是旧体诗；11首是翻译，也没有一首是用旧体诗的形式译的。11首译诗中，裴多菲的占10首。10首裴诗中，9首用新体诗的形式翻译，唯独《格言》亦即《自由与爱情》1首用旧体诗的形式翻译。也就是说，在殷夫的全部诗歌遗产（110首）中，就只有我们现在讨论的这首《自由与爱情》是旧体诗。
这也不难理解。殷夫只在私塾里读过三、四年“四书五经”和初小课程。进入象山县立高等小学，已是1920年秋，“五四”新文化运动早已席卷全国，“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思潮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用文言写旧体诗，在一般思想激进的年轻人眼里，即便不是顽固不化，也是守旧落伍了。殷夫的思想极为激进，他不与旧体诗沾边，正是不足为怪的。
4. 殷夫向《奔流》投稿，投的是裴多菲诗歌的译稿，共9首，已如前述。如果《格言》亦即《自由与爱情》也是他的译作，他为什么不把它收在一起，合为10首，送给鲁迅呢？显然，殷夫尊重他人的劳动，不愿掠人之美。
根据以上四条理由，我认为，裴多菲的《格言》诗亦即《自由与爱情》，极可能是殷夫的哥哥徐培根所译。
然而，即便如此，我也只能说“极可能”，却不敢说“一定是”。因为，还有一种可能：译者既非殷夫，亦非徐培根，而是别的什么人。我估计《裴多菲诗选》是徐培根留德时所买，则同学朋友借去看了，偶然兴发，译诗一首，也并非绝对不可能。
那么，这个问题就永远弄不清了么？也不是。我以为，只要把殷夫和徐培根当年的笔迹一对照，事情就一清二楚。这里需要有心人，有心人又要有机会去台湾、北京、上海、象山，得到有关部门和热心人的帮助，查对殷夫和徐培根当年的笔迹。果能如此，则还有两个细节，也能顺便弄清：一、鲁迅看到的那本书，到底是《裴多菲诗集》还是《裴多菲诗选》？二、鲁迅《为了忘却的记念》所引《格言》译文的第一句，到底是“生命诚宝贵”，还是“生命诚可贵”？
裴多菲的《自由与爱情》，孙用、飞白、兴万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