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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炉子

周新华

有一年元旦,带着小女参加一个游园会,见到有猜灯谜的。谜面是白居易的一首诗:“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问刘十九》)打现代两样娱乐场所。答案我猜出来了:夜总会、酒吧。心下还暗暗称赏这则谜语出得有水平,够雅致。虽然谜底这两样物事与谜面这高雅的诗意实在有些不搭。

其实我更欣赏的还是白居易这首小诗那蕴藉的意境。寒日欲雪天气,红泥火炉,绿蚁新酒,这些意象光想想就已经够让人心动的了。时下已是深秋时节,过不多久就要入冬了。我现在供职的这所大学,位于临安的西径山下。这里山色固佳,但入秋之后的清冷,确乎也有些沁骨,尤其是在夜雨飘窗之时。周作人《雨天的书》序云:“今年冬天特别的多雨。因为是冬天了,毕竟不好意思倾盆的下,只是蜘蛛丝似的一缕缕的洒下来。雨虽然细得望去都看不见,天色却非常阴沉,使人十分气闷。在这样的时候,常引起一种空想,觉得如在江村小屋里,靠玻璃窗,烘着白炭火钵,喝清茶,同友人谈闲话,那是颇愉快的事。”读这段文字,想象这微雨寒村里的冬霖景象,真令人觉得一种说不出的温馨与闲适意味。

苦茶老人这里提到的“白炭火钵”,实则也就是古人所谓的炭火炉了。说起来也是,在古代,到了冬日里人们如何取暖?恐怕除了烘火一途,也别无他想。因之,也就传下来诸多“围炉夜话”这样可以入诗入画的优美典故。

不过,古人的火炉,倒也不全然只是为烤火取暖而设,烘火顶多算是一项附带的功能而已。俗语有“重起炉灶”一说,“炉灶”二字并提,表明这二者之间有着密切联系,换言之,在古代炉也是一种重要的炊具。

事实上,在史前遗址出土的一些陶炊具中,有时确乎也难以区分炉或灶。比如北方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出土的陶灶,也有人称之为陶炉,而这种陶炉,与南方河姆渡文化的陶灶除了造型略异,在功能上又是何其相似乃尔。

1923年,出土于河南新郑南门春秋中晚期墓的青铜“王子婴次燎炉”,是目前所知最早自铭为“炉”者。炉高11.3厘米,形似长方形盘而圆角,平底大口,四旁有环耳,底部有23个突泡形足。此炉自铭为“燎炉”,故后人多以为其为取暖之用,与炊食具无涉,其实未必。一器多用现象自古即有,这件青铜炉何以见得不能用于烤炙食物呢?

此后战国、秦汉之际,青铜炉多有出土。战国早期的湖北随县曾侯乙墓中就出土一件青铜“炉盘”,由上盘下炉两部分组成。盘浅腹圜底,下附四蹄形足,立于炉口沿之上。盘腹两侧各有一对环耳,耳内套接铜提链,链端为环形提手。炉也作浅盘形,底面上有分布不匀、大小不等的十三条镂孔,用以漏灰。炉口承盘足,下附三矮足,其中一足为兽形,兽以前肢上托炉底,另二足为蹄足,无兽首。

刚出土时,盘内盛有鱼骨,经鉴定为鲫鱼。盘底有明显的烟炱,而炉盘内尚盛有十几块未燃尽的木炭。由此可知这件铜炉是用于煎烧而非烹煮的炊具。它的浅盘类似于后世的平底锅,既可煎烤鱼类肉食,也可用以煎面饼类素食。因江西靖安县曾出土一件春秋时期的徐国铜器,自铭为“炉盘”,曾侯乙墓所出者与之比较接近,故称之为“炉盘”。

1969年陕西西安延兴门村出土一件西汉上林方炉,炉分上下两层,上为长槽形炉身,底有数条镂孔,如同箅子。下层为浅盘式四足底座,炉身也有四蹄足置于承盘之上。炉口沿上有42字铭文,读之始知此炉原为弘农宫之物,初元三年(公元前46年)被征调到上林荣宫使用。由此可知此炉还是当时的皇室用器。

事实上早在新石器时代的马家滨文化中,已出现用来烧烤肉食的同类器具。河南密县打虎亭汉墓壁画中烤肉的画面更是明确地说明了长条炉的用途。火苗透过箅孔烧烤放置在炉底或炉沿上的肉食,下层底座名为承灰,用于放置炭火并盛装灰烬。这种烹饪法是对原始熟食阶段的燔炙的继承。如今在街上偶或见到的烤羊肉串的长条形炭炉也还是这个样子,还真是千余年不变了。因烤肉古称为炙,故也有人称这种炉为炙炉。

炙烤场面在汉画像石中表现较多,看得出汉代人有喜欢吃烤肉的习俗。前述密县打虎亭汉墓和山东诸城前凉台发现的画像石上,都有这种烤肉的画面。类似的烤肉串图在其他地点也有发现,如新疆和林格尔汉墓壁画中有一幅《厨炊图》,图中除绘锅灶之外,尚有一烤炉形物品,图上并绘有鱼、鸟、禽兽等食物。另如山东长清的孝堂山石祠所见,画面上两人面对面地在一具方炉旁烤肉串,手里各持有二三支肉串。又如山东金乡出土的一方画像石所见,有一人左手执两支肉串,右手摇动扇子,在圆形火炉上炙烤。

除了吃烤肉,汉代人还吃别的烧烤食物。陕西曾出土一件陶烤炉模型,在炉上有两条支架,上面各串着四个蝉在烤,相当罕见。现在广州一带仍有一种小吃叫卤水桂花蝉,吃的时候拔去蝉的脚和翼,剩下躯体,然后用口吮吸里面软软的肉。另在广州的酒家里,有一道名叫椒盐桂花蝉的菜肴,是油炸后加一些调料制作而成的。我小时候也和小伙伴们从树上捕下知了来(我们那儿管蝉叫知了),也曾把它们用竹签串了放在火中烤,有胆大的小伙伴尝了吃,我却不敢尝试。想不到差不多2000年前的汉代人早就在吃知了了。

后世常见的炉多以泥制,间或铁制,古人多以柴草、木炭或石炭为燃料,其烧炭者,亦称“炭炉”或“火炉”。前述白居易诗中的火炉即为红泥所制。也有瓷制者,陕西曾出土一件宋代耀州窑瓷刻花五足火炉。有种火炉,以竹外罩罩之,名为竹炉。唐杜甫《观李固山水图》诗中就咏之:“简易高人意,匡床竹火炉。”清《帝京岁时纪胜》也记:“江南柴灶,闽楚竹炉,所需不啻什百也。”

汉唐之际,又有一种新的炊具炉,是专为烤制“胡饼”而用的。胡饼兴起于汉代,之所以称胡饼,一说是其法从西域传入,故名;一说是因其表面粘有胡麻(芝麻)。无论如何,这种饼从汉至唐,一直备受青睐,史载有唐一代“时行胡饼,俗家皆然。”大诗人白居易还亲自做过胡饼,并写了一首诗以记其事:“胡麻饼样学京都,面脆油香新出炉。寄与饥馋杨大使,尝看得似辅兴无。”其时白居易刚由江州司马升任忠州(今四川忠县)刺使,心情非常高兴,亲手制造一束胡麻饼,派人送给当时的万州(今重庆万州区)刺使杨敬之,并附了上面这首七言绝句。关于这种胡饼的制法,史载也颇不一致。胡三省说胡麻饼是一种蒸饼,而《缃素杂记》则言“有鬻胡饼者,不晓其名之所谓,乃易其名曰‘炉饼’”。但从白居易诗中“新出炉”一句,并且说这胡饼有“面脆”的特色,显而易见是用炉烤出来的。在后来的《齐民要术》一书中,还专门有了“胡饼炉”这一名称。只是这烤制胡饼的炉是什么样子的?因史无明文记载,现代的人也无从想象了。

古代的炉用途有多种,或用于举炊,或用以取暖,不一而足,名谓也各异。如取暖用的火盆,称为“燎炉”,亦有小巧者称为手炉、脚炉。自唐代以后饮茶风兴,一些专用以烹茶的炉开始出现。

如一种茶炉,也叫“茶灶”,就是煎茶水用的小炉灶,在唐宋人诗文中屡屡见之:“趁暖泥茶灶,防寒夹竹篱”(唐·白居易《新亭病后独坐招李侍郎公垂》)、“杉松近晚移茶灶,岩谷初寒盖药畦”(唐·许浑《送张尊师归洞庭》)、“茶炉烟起知高兴,棋子声疏识苦心”(宋·陆游《山行过僧庵不入》)、“茶灶笔床怀甫里,青鞋布袜想云门”(宋·楼钥《题陆游诗卷》),等等。但这种茶灶或曰茶炉,因无考古发掘实物出土,也没有相关图像资料,故对其形制如何,无从知悉。

被后人尊为“茶圣”的唐代陆羽,著《茶经》三卷广布之,后人但知茶事。他在《茶经·四之器》中,专门发明了一种用于烹茶煮水的“风炉”:“以铜铸之,如古鼎形……或炼铁为之,或运泥为之,其灰承作三足铁柈抬之。”其特点为下有多个风门,以进风漏灰,故名。实物在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文物中见之,是银制的,恐非实用器。

除了烹茶专用的炉之外,古代还有一种炉,有人认为是专门用以温酒的。据杜金鹏等著《中国古代酒具》一书介绍,陕西兴平县汉茂陵陪葬冢曾出土“阳信家”铭铜炉共两套,每套包括一杯一炉,下为铜炉,上为铜耳杯。因耳杯不大,长15厘米,高仅4.1厘米,故有专家认为不大可能用于煮食羹汤,而用于温酒的可能更大。1988年,在河南洛阳金谷园也出土一套这样的铜温炉,由耳杯、四足温炉和长方形托盘三部分组成。温炉有椭圆形勾云支架,在支架长径一边有对称的丙个缺口,可向炉中投炭,与支架相连的是方形炉体。炉体上14道镂孔,长边四道,短边三道,炉体下装四个兽蹄足。

古人历来喜欢温酒,考古发现中有许多此类文物,不但有温酒炉出土,而且还有铜温酒樽现世,由此可见两汉魏晋时期饮用温酒是种时尚。晋左思《魏都赋》云:“冻醴流澌,温酎跃波。”温酎即为温热的酒。三国时还有关公“温酒斩华雄”的故事,为人津津乐道。看着这件温酒炉,令人仿佛可以想见当年关公的勇武气概。

以上说了不少古代的炉,其实还有一样不能忽略,那就是古代用来熏香的炉,即俗称的香炉。熏香之习由来久矣,但从考古发现来看,最早的香炉似始自汉代,名曰博山炉。博山炉又名博山香炉、博山香薰或博山薰炉,是中国汉、晋时期常见的焚香所用之器。初为铜制,后有考究者,或鎏金,或错以金银。后以瓷制者渐多。炉体呈青铜器中的豆形,上有盖,盖高而尖,镂空,呈山形,山形重叠,其间雕有飞禽走兽,象征传说中的海上仙山——博山(汉代盛传海上有蓬莱、博山、瀛洲三座仙山),“博山炉”之名即由此而来。

比较有名的博山炉有出土于陕西兴平的西汉鎏金银竹节高柄铜薰炉和河北满城汉墓的错金博山炉。

据《两京杂记》记载,长安巧工丁缓善做博山炉,能够重叠雕刻奇禽怪兽以做香炉的表面装饰,博山炉工艺之繁,远远超过后来出现的五足或三足香炉。北宋考古学者吕大临《考古图》记载:“香炉像海中博山,下盘贮汤使润气蒸香,以像海之四环。”

六朝《咏博山炉》诗曰:“上镂秦王子,驾鹤乘紫烟”,唐李白《杨叛儿》诗云:“博山炉中沉香火,双烟一气凌紫霞”,记述的都是博山炉熏香时香烟缭绕的迷人意境。

古代香炉材质甚多,除了铜、瓷之外,陶、石、铁制香炉均有。到了元末明初,随着铜铸造业的发展,其他材质的香炉逐渐一统为铜质香炉,到明朝宣德年间始铸“宣德炉”,更是达到巅峰。

明宣德皇帝为了满足玩香炉的嗜好,下令从暹逻国进口一批红铜,并责成宫廷御匠吴震和工部侍郎吴邦佐,参照皇府内藏的宋柴窑、汝窑、官窑、定窑、钧窑瓷器的款式,以及《宣和博古图录》和《考古图》等史籍,设计和监制香炉。除了红铜之外,又加进金、银、锡等几十种贵重金属和宝石等材料,经过十多次的精心铸炼,成品后的铜香炉色泽晶莹而温润。宣德三年,利用这批红铜铸造了三千座香炉,此后再未生产。经过数百年的风风雨雨,真正宣德三年铸造的铜香炉极为罕见。据说现如今国内大大小小的博物馆内收藏的许许多多的宣德炉,没有一件能被众多的鉴赏家们公认为真正的宣德炉。也正因此,鉴别真假宣德炉还成了中国考古学中的“悬案”之一。

宣德炉最妙在色,其色内融,从黯淡中发奇光。史料记载有四十多种色泽,为世人钟爱,其色的名称很多。例如,紫带青黑似茄皮的,叫茄皮色;黑黄象藏经纸的,叫藏经色;黑白带红淡黄色的,叫褐色;如旧玉之土沁色的,叫土古色;白黄带红似棠梨之色的,叫棠梨色,还有黄红色的地、套上五彩斑点的,叫仿宋烧斑色;比朱砂还鲜红的斑,叫朱红斑;轻及猪肝色、枣红色、琥珀色、茶叶末、蟹壳青等等……明朝万历年间大鉴赏家、收藏家、画家项元汴(子京)说:“宣炉之妙,在宝色内涵珠光,外现澹澹穆穆。”

时移世异,时代发展到了今天,再来看炉子的变迁,真有物换星移之感。以炊食具而论,如今厨房里用的多是电烤炉、微波炉;冬日取暖,也有了空调或是油汀;至于熏香,那也恐怕只是极少数有雅兴的人才会为之了。在一二十年前,即便在城市里,也可常常看到用煤球炉、煤饼炉来生火做饭的情形,到时下,恐怕也再难觅它们的踪迹了。二十年前我刚大学毕业,到温州苍南参加路教队实践活动,在一个叫桥墩的小镇上,大家看到有竹壳编的烤手炉,大家还抢着买。其实买回来也是当古董看看玩玩了,如今谁还用那个?即便要想用,炭也没地方找呀。

从个人的生活来看,火炉子慢慢地要退出历史舞台了,这是好事。十几年前,我在一篇叫《冬日的况味》的小文章里,回忆小时候在乡下舅舅家过春节,大家伙围着火炉烤火的情景,文中这样写道:“白居易笔下‘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这番趣味,究竟太古旧了一些,于烘油汀、喝易拉罐啤酒的现代人而言,太遥远了。还只有在乡下,古风犹有几分孑遗的村落里,约略尚能体味一些。更深人静,蜷在火炉边,耷拉着眼皮,听老辈人闲话,听火炭噼剥声,听远处的狗叫和风雪夜归人高高低低的脚步声,迷迷糊糊,感觉自己也成了古典章回小说里发黄的一页了。”说的正是这种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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