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玉安

世间有些事情真是令人不可思议。像高考和填报升学志愿，在今天无疑被视为一场命运的决战，轰轰烈烈得简直可以惊天地泣鬼神，而在我们那时候却显得平平常常，甚至进行得阒无声息。

上世纪60年代初，我高中毕业，准备参加高考。要参加高考，首先得填报升学志愿（当时的做法有异于今，填报志愿在先，考试在后）。校方考虑到大家对怎样选择和填报志愿缺乏经验，曾召集全体考生开了个动员大会。我的学业成绩向来是理科优于文科，所以早就决定报考理工类。同时由于受我哥哥的影响，平时对无线电知识比较感兴趣，我便选定上海交通大学无线电专业为我的第一志愿。记得校方还让我在那个动员大会上发言，介绍自己是如何确定升学志愿的。

但不久，班主任老师找我谈话，说从报名的情况看，报考文科类的考生不足，势将影响国家招生计划的全面完成，上级要求动员一部分理工类考生改报文科类。说我平时文科成绩也不差，又是学生干部，能否带个头改报文科类。

我天生愚弱，尤其缺少回绝别人的勇气和智慧，我觉得班主任说的很在理，而且他来跟我商量，也是对我的信任，我更不应该回绝。于是我很快就被说动了，当场决定改报文科类，重新填写了志愿表，在第一志愿栏填上了复旦大学新闻专业。第二天起，我就到文科类考生那里去听复习课了（当时高中不分文理科，只在临高考前一个月为报考文科的考生集中复习辅导）。这时离高考的日子不到一个月了。

过了几天，班主任老师又来找我，告诉我一个新情况，说报考师范院校的考生偏少，这将关系到今后国家教育事业的发展，希望我将第一志愿改变为师范类学校。当时中学语文课本里还未曾将韩愈的名篇《师说》选入，我还无从产生“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者也”的理念；但我耳濡目染十几年学校生活，深知教师职业之神圣和不可缺少。我想，既然现在国家有这方面的要求，我就服从好了。就这样，没有经历什么特别的思想斗争或者令人牵肠挂肚的精神割舍，我便再次改变了自己的志愿，将第一志愿改为华东师范大学教育专业。

隔了一两天之后，我又一次被召去谈话。这次是校长亲自把我叫了去。这位原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部炮兵团团长转业的校长曾教过我们政治课，说话直奔主题。他说宁波师范学院是我们宁波地区（当时绍兴归属宁波地区）的一所重点院校，上级要求向该校输送优秀毕业生，他要我响应这个号召，将第一志愿改报宁波师院。尽管我从未有过当老师的念头，对宁波师院更是一无所知，但那时候，思想过于清纯，看一切都是玫瑰色的，对某所学校有无具体的概念已经变得很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笼罩在玫瑰色里的信念。于是我又一次改变志愿，在第一志愿栏填上了宁波师院中文专业。

偶尔灵光一闪，结局全盘改观。结果呢，许多同学都如愿以偿考进了自己心仪的大学，而我以文科类第一名的成绩被宁波师院录取。从此，我便注定要做教师了。

若干年之后，当我已经成为一名事实上的教师时，我从母校老校长那里得知，当时为了确保新生质量，各地都奉命指令性地动员了一批优秀学生干部填报宁波师院，作为其骨干力量；而三改志愿，由理工类改文科类，又由新闻类改师范类，最后改报宁波师院的，惟我而已。我至今说不清当年三改高考志愿究竟是自己“思想觉悟高”的表现，抑或以今日眼光观之恰是缺乏思想觉悟的表现。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就是当时这一切似乎皆在情理之中：这样做了，我觉得心里很踏实，没有牵挂；而如果不这样做，我会于心不安。

曾经沧海难为水。此事已经过去四十余年，偶念及此，仍感慨系之。珍视国家的、集体的、他人的利益诉求甚于自己个人，这是我在人生启蒙时获得的最初的也是最重要的价值观，我至今无意颠覆这一观念。但历史的瞬间毕竟改变了我的人生，令我至今还感到有些遗憾。我只能说，人生在世，有时大概免不了要发生这样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