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启晓
“文革”十年中,全国的大、中专院校招收的“工农兵学员”,是中国教育史上特有的一种历史现象,这必将成为一个让后人颇为费解的历史名词。四十年多来,在人生路上与诸多的“工农兵学员”相遇,尤其是在大学毕业后的27年里,近万个工作、生活日里,他们不是我的领导,就是我的同事,碰撞中有意无意,产生出诸多火花,心有所感,笔录如下。
“工农兵学员”应该是工农兵大、中专学生的合称。1966年5月(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六通知”标志着“文革”开始),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在中华大地上开始燃烧,造反派和最高统帅说,新中国的十七年(1949-1966),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专”了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政”,学校里培养的是脱离工农业生产劳动,“四肢不勤、五谷不分”的修正主义苗子,共和国的学校教科书上“贩卖”的全都是封、资、修的黑货。由此军宣队、工宣队、贫(贫下中农)宣队浩浩荡荡地开进全国所有的大、中专院校和中、小学,知识分子“臭老九”统统靠边站。大、中专院校一律停止在应届高、初中毕业生中招生,国家完全废除了高考招生制度。在几乎全国所有的大、中专院校停止招生四年之后,1970年5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向中央上报要求开始招生,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发出最高指:“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招生制度要改革,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和解放军战士中选拔学生。由此,从京城的北京大学到萧山的湘湖师范,都陆续开始恢复招生。因为工农兵大、中专学生肩负的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的神圣历史使命,而大学教授们则是“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臭老九”,故不称其为“学生”,而是“学员”。
当年有一部家喻户晓的影片《决裂》,以宣传教育革命为题材。银幕上的
我的初、高中同学中也有极个别成为“工农兵学员”的,记得他们当年在班里的学习成绩是不怎么理想的,但家庭的社会关系颇为扎实。
第一次接触工农兵学员,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就读大学中文系时,原先听说系里有位
当年全国一共是29个省市自治区(全国山河一片红,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台湾省除外),“文革”期间七年左右的招生,形成了近百万的工农兵学员队伍。经过三四十年的人生筛选,他们中的一部分成了社会各界的精英,其中不乏两院院士。十步之内,必有芳草,更何况他们在人生的竞赛通道上起步早,机遇好,抢先占领了制高点,自然成功的概率也高。尤其是走上社会后各个平台的人生竞争,同你先前读什么学校,学习成绩分数的高低并不产生直接关联,有时候先前的优势倒成了日后进步的障碍。
比起同龄人来,大部分“知青”的命运就很不如意了。我姐姐16岁到萧山县石岩人民公社史家桥大队插队落户,24岁回城,“修地球”8个年头。干农活是“上背日头下背水”,一天能挣到五六个工分,折合几毛钱,而且要等到生产队年底结算才能兑现。两千多天的“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除了“滚一身泥巴,练一颗红心”之外,其它一无所有。我的妻子,1975年高中毕业后“分配”到萧山县盈丰人民公社插队落户,三年中住在“一面泥土、五面稻草”搭建的草舍中,床铺是四个氨水瓶上架一张竹绷。直到粉碎了“四人帮”,才有可能考上湘湖师范,原先的城市户口才又迁回城里。
1976年金秋十月,“文革”结束,党中央拨乱反正,高考制度恢复,相对的公开、公平、公正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高考招生的最大特色。如果仅凭一张推荐表、几个“革命委员会”政审合格的公章,替代12年的刻苦学习和考场发挥,对大多数人来说则有失公平。
幸好“文革”没能一直进行下去,不然的话,电影《决裂》反映的故事情节,又将在中华大地上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