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晓军
在去红兴隆垦区之前，我给孙绩威打电话说，我晚上十点多钟到友谊。他爽快地说，我去火车站接你。不让他接是不行的，让他接我又深感不安。他这人是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最反感的就是以权谋私，友谊到红兴隆有点儿距离，我想他是绝对不会跟局里要车的，尤其是他刚从组织部长兼人事局长的位子退下来，弄不好就得打的过来。
绩威是我最敬佩的知青，见面次数不多，感情颇深。每见一次面，他都让我生出几分感动。第一次采访他是1995年6月，他47岁，任八五三农场党委书记。十几年过去了，去采访他的情景还历历在目。
那次，我是从红兴隆坐客车去八五三的。那辆破旧的客车无所顾忌地在北大荒的沙石道上颠簸着，似乎每一个部件都不甘寂寞地发出刺耳的噪声。路上除了小坑就是大坑。司机可能跑习惯了，遇到坑坑洼洼根本就不减速，有点像游乐场的“疯狂老鼠”，刺激，动不动就来个有惊无险的动作，人不是被一颠老高，就是前仰后合。车上不缺别的，缺安全带，手要死死抓牢把手。录放机反复播放着《流浪歌》，音箱效果极其差，让那忧伤的歌曲打磨得嘶哑、苍凉———“流浪的人在外想念你/亲爱的妈妈/流浪的脚步走遍天涯/没有一个家/冬天的风啊夹着岁月花/把我的泪吹下……”现代人的情感到底是丰富了，还是脆弱了？在那些十六七岁就下乡，一口气在北大荒干了几十年的老知青身上怎么就没发现“流浪”的感觉？车窗两旁匆匆闪过的除了绿茸茸的小麦就是赤裸的黑土地，刚翻过的土地泛着黑油光，让我有种冲动———跳下车去抓两把。
9点多钟上的车，下午两三点钟才到八五三，下车后，我直奔场部。办公楼空荡荡的，所有的房间都锁着，好像这幢楼已经废弃，机关已转到其他地点。农场又不是县城，楼房屈指可数，场部机关能搬到哪儿去呢？在二楼总算找到一个人，他说机关干部都下地插秧了。插秧是农场的中心工作，“上到白发苍苍，下到开裤裆，都在忙插秧”。北大荒人说话就这么形象、幽默和风趣。
傍晚，我才找到双鸭山知青、农场党委书记孙绩威。他竟让我想起毛泽东的诗句：“书生意气，挥斥方遒。”他真不该当农场的党委书记，应该当学者。他有着浓郁的书卷气和骨子里的潇洒。47岁，生命的舢舨早已远离了青春码头，他身上还有着朝气勃勃的色彩。谈起垦区和农场，他滔滔不绝：“每年全国有1000万亩耕地在消失，人口以每年1500万的速度在增长，所以在农场真想干一番事业的话，还真是大有前途……”
他说的都不是我想采访的，我让他谈一下自己在北大荒的经历和感受，他却谢绝了：“不要采访我，要采访那些留在基层的知青……”
“只采访留在基层的知青，不采访你们这些人，怎能全面、客观、真实地反映留在北大荒的知青呢？”他是在我的“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下接受采访的。
孙绩威似乎就该属于北大荒。1964年，初中毕业时，17岁的他去北大荒的笔架山参观后，立志要学习董加耕和邢燕子，要求下乡到架山农场。在老师和家人的极力阻拦下，他考取黑龙江省重点中学———双鸭山市第一中学。
作家郑加真在《北大荒移民录》中写道：“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垦区内外几乎一提起北大荒就是八五三，提起八五三就是雁窝岛。雁窝岛成了北大荒的代名词!特别是那些慕名而来的垦荒青年，当垦区派人前去接收时，他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说：‘咱们就去八五三的雁窝岛！’”
八五三是1956年由复员转业官兵所创建，这里有电影《渡江侦察记》的原型、战斗英雄王树功，是长篇小说《雁飞塞北》和电影《北大荒人》的诞生地；朱德的孙女朱玉珍在雁窝岛种过地，贺龙的亲侄贺兴桐在这里洒过热血；这是英雄辈出的地方，1958年8月，转业军人罗海荣不顾怀孕7个月的爱人和自己关节炎的疼痛，在宝清河运油料时不幸牺牲；1961年8月，在麦收关键时刻，收割机坏了，山东支边青年张德信跑出100多公里去背零件，最后在过河时遇难……
孙绩威不仅幸运地来到八五三，而且被分到雁窝岛上的五分场二队！雁窝岛是由挠力河、宝清河和镜面湖围起来的方圆200多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当地人称为“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进饭锅里”的好地方。
孙绩威干的第一个农活是收玉米。那时，北大荒的雪大，玉米被雪埋住，只有露在外边的玉米穗在寒风中抖动。孙绩威他们要先把玉米从雪里抠出来，然后掰下玉米棒。荒原的寒风刺骨，孙绩威感到鼻尖“嗖”一下，像被刀削似地火辣辣的痛，接着鼻尖就没了知觉，第二天早晨才发现鼻尖被冻破了。最苦的是夜班，上半夜干得汗流浃背，棉衣都湿透了，下半夜是又冷又困，又累又乏。
最让孙绩威难以承受的是政治气候，农场改为兵团时，知青被分为两类，一是兵团战士，二是兵团职工。他的家庭出身不好，父亲因政治历史问题在劳教中死去，当检察长的大哥被打成“走资派”，当总工程师的二哥变成了“臭老九”。他是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下乡的，自然不能成为战士，只能做职工。
不过，他这个“职工”没有遭遇歧视和冷落，在农工班干了20个月就被调到炊事班当班长，当连里要提升他当排长时，又被营里调到商店当营业员，还当上团支部委员。5年后，他被调到雁窝岛中学当老师。
在那冰天雪地的日子里，淳朴正直的北大荒人像低矮茅草房温暖着远离父母的知青，他们帮助知青洗衣服，缝被褥；手把手地教干活；知青生病时，送来热乎乎的病号饭……
这些可亲、可敬、可爱的北大荒人哪，最好的工作、最重要的岗位，不留给自己的儿女，给了知青；他们家里做点好吃的，他们宁可让儿女吃不到，也要让知青吃到；尤其是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风口浪头，他们像在战场保护战友那样挺身而出……
突然，有人贴出大字报，说孙绩威用“一双无情的黑手封锁了毛泽东思想”。在极“左”的思潮下，莫须有的罪名就可以置人于死地。有位上海知青组织了一个学生乐队，乐队里有几位女学生，舆论就不得了了，说他跟女学生如何如何。最后那位知青关了７年，90年代才得以平反。
“封锁毛泽东思想”是一顶骇人听闻的帽子，弄不好要揪出几个现行反革命，学校的领导
学校的指导员是一位抗日老战士，为人正直，嫉恶如仇，他挺身而出，力挽狂澜地挡住这股恶流。他带领驻校工宣队员进行了调查。原来八年级的班主任孙绩威见订的报纸经常丢失，多数同学看不到，于是，他就指定由一位学生管理报纸，谁想看就跟管报纸的同学借，看完再送还。这引起几位调皮捣蛋的学生的不满，贴了这张大字报。
老指导员不仅对那几位学生给予严厉批评，还对孙绩威的做法给予了充分肯定。
“我为什么没有返城？在下乡时，我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北大荒人没有歧视我，那些老同志给过我很多帮助。”孙绩威说道。
孙绩威有过多次返城的机会，在下乡的第三年，双鸭山到八五三来招工，哥哥为他走了后门，来招工的人指名要他，他没有走；知青大返城时，他和妻子可以一起回双鸭山，他们没有走。他在双鸭山有着深厚的人脉资源，大哥是双鸭山市政协副主席，他的同学有两位当副市长，还有几个当市政府秘书长、人事局长、劳动局长。1992年，大家见跟他一起下乡到八五三的同学都返城了，只有他老哥一个留在那里，于是背着他悄悄运作，把职位都给他安排好了———市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他还是没有走。他诚恳地跟同学说了自己留下来的理由：一是自己年龄大了，返城后重打锣鼓另开张不容易；二是在农场呆久了，对社会上那些适应不了；三是在八五三大家了解我，我也了解大家，八五三有山有水，空气好，不走啦！
孙绩威说：“在三年灾害时期，八五三人宁肯饿得浑身浮肿，就是不动粮囤一粒粮食，守着粮囤饿死人。1994年是我们农场历史上遭受水灾最严重的一年，可是国家需要粮食，小麦的收购价每公斤只有0.8元，大豆每公斤不到1.2元，还先打白条后付钱，什么时候付还说不上。当时小麦和大豆的市场价是每公斤1.60元～1.80元，是现金交易。我们却把粮食统统上交了国家，仅粮食差价垦区就损失了3.5亿元。我们垦区‘是企业办社会，是政府还交税’。每年八五三要上缴宝清县900多万元，上缴分局和农场总局200多万元；农场办教育、卫生、公检法司要1000多万元；8000名离退休职工的退休金要2000多万元。每年我们农场仅社会负担就是4000多万元，能有多少效益？”
亏损是政策性的，那些年北大荒像一头任劳任怨的奶牛，挤出来的不仅是奶，还有血。
孙绩威接着说：“我们老场长说过，‘北大荒的干部是最可爱的干部。’有人说：‘要找党上农场。’我的信条是：一要当清官，把握好自己，不贪，不占；二要给老百姓办点实事。老百姓能有多大的事？不就是衣食住行吗？大事办不了，小事再不办，还要我们干什么？”
我去过他在八五三的家，位于半山坡上的小平房，家里陈设简陋，除桌子上摆有政治和哲学书外，跟普通职工的家没有什么不同。他的夫人邵颖也是双鸭山知青，他们在同一所中学读过书，她比他低几届。
邵颖很低调，只讲了两件事。一天，有人送来一把斧子，对邵颖说：“这把斧子交给你，你要保护好绩威！”邵颖莫名其妙地问：“他还用保护吗？”“不保护不行，这年头什么人都有。”搞得她心惊肉跳，事后一打听，那人是疯子。
还有一个人来找孙绩威，邵颖说：“他去六分场挖沟排水去了。”不料，那人勃然大怒：“那怎么能行？农场的事本来就让他忙得够呛，还让他干力气活，那不把他累完了吗？不行，你得制止！”结果那人也是精神病。邵颖问孙绩威：“你怎么总跟神经病人打交道？”他说：“这些人本来精神上就有毛病，我就更不能歧视他们了。”邵颖说，农场有三个精神不好的人，他们都把自己当作孙绩威的朋友。
三位精神病患者能如此厚爱他们的书记，足以证明他跟百姓是怎么样的鱼水关系。
我离开八五三时，孙绩威说：“我是安徽人。我在安徽生活12年，在双鸭山生活8年，在八五三生活了28年。我只要在北大荒，就不会离开八五三。假如我离开了，我一定会告诉你。”
三年后的傍晚，我在家接到孙绩威的电话，说他来哈尔滨学习了。我匆匆赶了过去，在约好的路口见了面，孙绩威苍老了许多，还那么精神。我们在一家酒店坐下，他说：“我说过，我离开八五三时，一定告诉你。我被调到红兴隆农垦分局当组织部长了……”语气丝毫没有欣喜，反倒有几分无奈和悲壮。
1996年，八五三遭遇大旱，小麦只有一拃高，结那么七八个麦粒，80多万亩只收7万吨，上交粮任务没完成，他被免职，任代理书记。第二年担任场长。离任时，他强忍着眼泪说，自己当初是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下乡，八五三不仅没嫌弃他，还把他培养成农场的领导干部，八五三对他有养育之恩……
家搬到了红兴隆，那天晚上他
孙绩威在八五三干了31年，值啦！
那天晚上，孙绩威有点儿深沉，菜没吃多少，酒也没喝几杯，似乎还沉浸在那场送行之中。他给我讲了一位知青战友。那人叫赵承志，是双鸭山知青。他性情内向，少言寡语，被人称为“赵老蔫”。“赵老蔫”剃着一个光头，满脸皱纹，就跟土生土长的老农民似的。他过去是八五三农场三分场的机务副场长。农场改革后，分场弱化了，他被派到三分场的三队当队长。有人说，生产队长是土皇帝，一年捞个十万八万那就是轻松加愉快。可是，他却是一个刚正不阿，廉洁奉公、兢兢业业的队长，不论什么领导想占生产队点便宜，一点门儿都没有。为此，他得罪了不少人，许多人都不理解他，甚至认为他在装廉洁。1996年，年仅46岁的赵承志因病去世，这时大家才发现他的家真是什么都没有，唯一像样的家具———沙发，还是他自己做的。他当了十多年队长，为生产队谋了那么多财富，却没给妻儿留下任何财产……
他说，这样的知青是我们的骄傲，值得你写！
那天，我到红兴隆下车就看见了孙绩威，几年不见他老多了。不出我所料，他没跟局里要车，求一位在医院当医生的朋友开一辆旧夏利来的。
第二天，我去他家采访。他住着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比八五三那个家好多了，不过只能算是与时俱进。他的夫人邵颖也退了休，看样子身体不大好。儿子在哈尔滨工程大学毕业后留校了，已在哈尔滨成了家。
他说，在分局干了8年，主要做了三件事。他简单介绍一下就打住了，我对那些抽象和概括性的介绍没表现出多大的兴趣。他说，这些年来只要八五三人找他办事，凡是不违背原则，都竭尽全力帮忙。他自嘲地说，咱大事办不了，小事再不办怎么能行？
他说，让他感动的是八五三的父老乡亲一直没忘他，时不常就给他捎点儿东西。那些基层群众没有任何功利思想，仅仅想表达一份感情。这几年，他尽量不回八五三，怕给父老乡亲添麻烦。
当我离开时，他说什么也要把我送到长途汽车站，还非要帮我拎包不可。到车站，他抢着给我买了票，又把我送上车。在12年前，他就这样送我。不过，我坐的客车已是豪华沃尔沃，公路也变成平坦的柏油路和水泥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