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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诚信、核心价值与民主监督初探

周祖德

假如我们把“价值”的内涵理解为一系列观念形态的多元集合的话,那么,所谓“核心价值”就是这个多元集合中居中心地位、起主导作用的价值因素,即对一个社会发挥根本性指导作用、能够影响社会成员行为取向的最根本的价值理念或价值目标。自古以来,人们一直都把“诚信”作为立国、立政、立业和立身之本,在《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将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诚实守信”,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重要内容。那么,“政治诚信”也就自然包含在其中。

然而,在当今社会里,因政治诚信问题而存在政府信任危机。最近,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正确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时,特别强调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此,研究《“政治诚信”、“核心价值”与“民主监督”初探》这个课题,对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

政治诚信与核心价值

“诚信”是先秦儒家提出的一个重要的伦理学和哲学概念,既是一种世界观和道德观,更是一种社会价值观。朱熹说:“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意思就是一种真实不欺的品格。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信”的基本含义是信守诺言,诚实无欺之意。到了春秋时期,管仲说:“先王贵诚信。诚信者,天下之结也。”(《管子·枢言》)为此,“诚信”既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基础,又是政府依照宪法执政为民的道德基石,因而构成为“立国”和“立政”之本。

“诚信”与“社会民主”关系有一种必然的联系。毛泽东同志曾在抗战时期在延安接待黄炎培先生时,指出破“历史周期律”的关键是:“只有民主才不会出现人亡政息。”学者俞可平先生则说:“民主把政府置于公共空间中,将其所作所为置于公众评议的焦点上,到那时候,面子很重要,诚不诚信攸关政治生命。”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民主是诚信的前提。

“政治”是指源于社会成员的需要,通过建立公共权力组织,依法行使公共权力,对社会成员进行治理的活动。作为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政治权力是一种“公权”,公权在运作上最大程度的公开化,以取得人民的信任,这种信任是权力存在的合法性的基础。为此,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已在网络上建立“直通中南海”或博客,率先使公权公开化。现代社会出现的某种“政治”危机,其实就是民与官之间的信任危机。

“核心价值”是社会意识的本质体现,对每个社会成员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和行为规范都施加着深刻的影响,因而是引领社会思潮的精神旗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人性层面上倡导普遍的社会公德,《决定》中把它表述为“社会主义荣辱观”,而“诚实守信”则是引领政府办事的准则。

“政治诚信”则是指存在政治领域中的诚信关系和现象,是政府在各方面所表现出来的言行一致,诚实可信。政府诚信的实践意义,主要是指特定国家形态中的各级政府官员及其行政决策,本着“主权在民”的思想还权于民,充分体现人民的基本意愿,全力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恪守对人民的承诺,不失信于民。

社会要和谐发展,必须依靠法制来规范,同时必须借助道德的力量来引导。诚信可减少社会的摩擦,降低社会运行成本。构建和谐社会,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个人需要诚信,集体、社会需要诚信,国家政府更需要诚信。在和谐社会的构建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政府诚信是整个诚信体系的基石和关键。

综上所述,“政治诚信”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其能有效地促进民主政治的日益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同时在有效防止公权被少数人滥用而产生独断专制甚至或成为少数人谋私利的手段和工具,规避因执政者内部少数人的劣行、不公和失信的方面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积极作用。政治诚信是政治民主和政治文明的重要体现,加强“诚信建设”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和推动政治文明的进程具有重大的意义。

诚信缺失与严重危害

从中国历史传统、近代西方政治思想家的观点、社会经济层面、社会心理层面以及法律层面上看,政府都应该是诚信的维护者、倡导者和管理者。何况我国是以政府主导社会发展模式的国家,一旦出现政治诚信缺失问题,其所产生的官民矛盾的严重后果,不仅怵目惊心,而且祸国殃民。

政府品格接受洗礼,

造成失民心失官位

“周老虎”事件,是对政府品格——政治诚信的一次洗礼。这一事件之所以引起这么广泛的关注,主要是因为虎照的真假直接关系到政府的品格。古训曰:“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如何“得民心”,孟子的一段话说得非常清楚:“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政府失信,则让人无法容忍。一个不讲诚信的政府,就是“失民心者”,若在西方,议会一定会通过针对政府的“不信任案”,迫使整个内阁辞职。

作为陕西省林业厅草率认定虎照为真并轻率发布是很严重的错误;在公众质疑声中意识到可能犯错却拒不承认则是更为严重的错误;而后又像无赖一样既不进行二次鉴定又不愿意认错则是大错而特错。公众在强烈要求二次鉴定之时,实质是对陕西省林业厅投了不信任票。结果,这样就断送了陕西省林业厅副厅长朱巨龙、孙承骞,野生动植物保护处处长王万云、信息宣传中心主任关克等13人的仕途。如果曹操墓的开发,真的象某些专家所举证的那样——墓碑是偷偷放进去的,必然会产生更强大的波涛,冲击到政府文物主管部门。

政府忽视侵民利益,

借尸突爆群发事件

瓮安事件是典型的“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群体性事件,也是人民内部矛盾激化形成暴力突发的事件,这类事件借着一十六岁少女溺水事件这个导火索,迅速演变成对县政府包围和进行打砸烧异常激烈的群体事件。事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瓮安县在矿产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建筑拆迁等工作中,侵犯民众利益的事屡屡发生,加之有的领导干部和公安民警长期以来处事不公,欺压百姓,失信于民,治安混乱,民官对立,政府信任危机凸显。事件后,贵州省委及时处理,经过调查核实后,一方面依法追究参与打砸烧的犯罪嫌疑人,以正视听;另一方面也免去瓮安县县委书记、县长、公安局政委和局长等人的职务,以平民愤。

胡锦涛同志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自觉贯彻群众路线、切实转变作风,多做顺民意、解民忧、得民心的实事,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防范民众群发事件,关键在于政府平时。这就要求地方政府在坚持为人民服务、公正廉明的立场,切实维护好、发展好公众的根本利益,充分保障公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等基本人权,避免公众对政府产生极不信任的危机。同时,司法机关也要把政府和公众摆在平等的地位上,不要偏袒权贵,力求避免民众求状无门的境况。否则,一旦有导火线时,就会酿成大祸。

司法刑讯逼供不断,

冤假错案屡屡发生

近日媒体报道的河南商丘赵作海案件,与五年前媒体报道的湖北京山的佘祥林案件以及十五年前河北石家庄市西郊孔寨村聂树斌案件一样,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都有被刑讯逼供而“招认”的事实,就在这三件命案中,却造成误杀一人,误判两人,司法形象极差;200938,陕西丹凤中学高三学生徐梗荣突然在审讯过程中,经抢救无效死亡。2009625,林立峰被送进广东湛江市吴川市看守所,次日死亡,7根肋骨骨折。这多起案件的发生,把民主党派成员的人民陪审员的目光,再次引向了刑事诉讼的顽疾——刑讯逼供,尽管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明文规定禁止采用刑讯逼供非法获取口供的手段,然而,时至今日,那种在历史剧中常常看到的古老而又野蛮的审讯方式依然存在,并成为我国司法体制的一颗顽固毒瘤。

这些案件所曝露出来的问题,这与我国的司法制度中司法行政化,工具化,以及在办案中过多追求急功近利,司法机关及其人员奉行“对百姓的有罪推定、疑罪从有;对贪官的无罪推理、疑罪从无”的司法理念密切相联。而且,由于地方司法受到强有力的行政约束,许多政法委员会处理的案件,往往对嫌疑人的判决取决于当地的“政治需要”,于是象上述的错案、冤案和在审讯中突然猝死的事,几乎无法避免。司法中这么多冤假错案的发生,让人们对我国司法体系产生的信任危机已经达到令人心寒的地步。

足球假黑形成窝案,

集体腐败如同洪水

足球是一项拥有巨大吸引力和影响力的运动项目,深为许多人所喜爱。足球也是最早进行职业化、市场化改革的运动项目。可惜,足球之现状与人们的期盼之间,相距实在太远。若从政治诚信角度观察,足坛的系列腐败,可以说:“留下许多反思,警世作用显著。”

从目前足坛呈现出的腐败,多为窝案。而窝案的本质,就是一群掌权者集体腐败,组成利益共同体,依靠权力非法获得利益。比之一般的腐败案件,窝案的性质更为恶劣和严重。如果将单个腐败者比成蛀虫,要想蛀掉整个楼宇,尚需时日,但窝案不一样,集体腐败者犹如洪水冲堤,冲击的正是一个行业甚至一个国家的根基。因此,足坛腐败其危害之大,不言而喻。

综上所述,政治诚信缺失的危害主要有三。一是政治诚信缺失会导致行政成本上升,使政府产生合法性危机,降低社会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从而动摇政府的统治基础。周老虎的案件此例。二是政府诚信缺失会影响消费需求(如足球市场),恶化投资环境(如赵本山撤资),影响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和进一步完善,而且也直接影响到我国国际竞争力的提高(中国足球地位低下)。足球假黑窝案就是此例。三是政府诚信缺失会使社会处于一个低信用的状态,会促使非正式秩序的滋生,破坏党和政府的形象、影响社会的稳定与和谐社会的建构。瓮安事件和司法冤假错案就属于此害。

政治诚信与民主监督

对于政府来说,诚信是稳世之要,是树立政府权威,遏止官员腐败,树立良好形象,醇化社会风气和推进政治文明的重要保证,也是增强党的执政能力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保证。那么作为参政党的民主党派,在解决政府诚信缺失问题中,既要认识到这是参政过程中职责,又要认识到这是党派成员议政中的权利,传承楚庄副主席提出的以“协商讨论”和“批评建议”为主要形式的民主监督,发挥民主党派自己独特的优势和作用。

制度信用坚持立法,

民主党派积极参与

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可见政府信用的最基本的是在制度信用。为此,民主党派建言要以法律的刚性作用,依法严惩不守信用的政府官员,而不是官官相护文过饰非地说几句就了事,一定要让当官者为背信弃义而付出沉重的代价,让腐败犯罪嫌疑人畏法而不敢为所欲为。

从现有立法程序看,由人大立法确立的基本制度,本身就是社会合约(人民主权),因而要受到民众的约束,民主党派中的人大代表肩负此重任。在我国,制度信用的关键之一是宪政建设,树立宪法至高无上的权威,依宪执政。民主党派成员可以支持民众针对政府失信而造成恶劣影响之事,协助其进行行政诉讼,迫使政府部门在改变政策时考虑受影响的当事人的利益,从而谨慎从事。

当前,民主党派在人大会议中,首先,要提出议案:尽快制订《公务人员申报条例》,让国家干部晒一晒自己的财产,让合法的财产得到法律的保护,让“巨大财产来历不明罪”无处藏身。其次,尽快提出《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的法律解释,从而有利于政府官员诚实守信、遵纪守法的社会风气的形成。对报复打击举报人的事,依法严惩。第三,建议立即取缔象“安元鼎”这样非法拘禁民众的保安公司,并追究出钱给他们的政府部门及其官员的法律责任。

民主党派勇于谏言,

促上层建筑诚信化

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中,推行政治诚信,是一项系统工程,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民主党派成员在各级政府、人大和政协中都有任职者,也有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他们有“政治协商”、“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的权利和机遇,即使是普通的民进会员,也可通过社情民意,反映其对国是的见解。

只有民主党派成员持之以恒、不畏艰险地勇敢谏言,像唐代魏征那样大胆提出解决不符合科学发展观、违背诚信的突出问题的诤言。通过象《挖掘“安元鼎”背后的黑手》、《人民内部矛盾的焦点与对策》之类的提案、议案、社情民意,向有关纪委、上级主管部门、上级组织反映当今民众最迫切的社会问题,以发挥民主党派监督作用,促进政府官员和上层建筑诚信化。

加强诚信自律意识,

促进王贵率先诚信

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说:“和谐文化是全体人民团结进步的重要精神支撑。”作为党员干部,人们心中的王贵者,要加强自身诚信教育,树立诚信自律意识,率先成为践行政治诚信的典范。中国共产党执政党,党员干部要真正树立做人民“公仆”的思想意识,取信于民,把公正、清廉和信用作为自身的座右铭。

切实加强民主党派以协商讨论、批评建议为主要形式的民主监督,提高和丰富协商讨论、批评建议的质量和内容,是时代的要求,人民的希望。要作到这一点,民主党派就要坚持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了解国情、民情,着眼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努力从全局的高度来提出问题、实行监督;还要加强调查研究,了解民意,努力在掌握事实材料的基础上提出问题,实行监督。如民主党派可以在最近杭州下城区罢免人民代表一事例中发挥其作用,让此案在法律途径中得到妥善解决。

综上所述,切实加强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就要切实加强民主党派的自身的政治、思想和理论建设,切实加强联系实际、联系群众的作风建设。只有自身讲究诚信,才能做到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真正发挥其协商讨论、批评建议的民主监督作用。

  

总而言之,政治诚信问题是我们社会转型过程中必然遇到的问题。政府是构建诚信社会的核心力量,只有一个值得信赖的政府,才会有一个值得信赖的社会。客观上说我们在政治诚信方面存在很多问题,完善社会主义政治诚信和正确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任重而道远,但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具有与时俱进优秀品质的执政党,一定能够领导我们实现民主、富强、文明的社会主义理想,乃至共产主义。总之,民主党派成员期望在和谐社会荣辱观指导下,发挥好民主监督作用,让诚信之花盛开在鱼米之乡的杭嘉湖与富庶宜居宁绍平原,勇于进取的温台与绿色生态的金丽衢丘陵地带,以及壮观美丽的东海之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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