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海耕

今年是鲁迅先生诞生130周年，按理说，我应该多想想他的伟大与永生，但是，我却不由自主地常常想到他的死。想到他的死，我总是心潮起伏，感慨万千。

鲁迅是怎么死的？一般人都会说，鲁迅是生肺病死的。鲁迅的死当然与肺病分不开，但鲁迅决非仅仅死于肺病，事情远非如此简单。

我认为，鲁迅之死，有五大原因：

1. 衰老。这是自然规律，谁也无法抗拒。但鲁迅逝世才56岁，算不得怎样“老”。

2. 政治迫害。段祺瑞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的通缉，使鲁迅的精神长期处于紧张状态，大不利于健康。

3. 革命阵营内部和社会上各种人对鲁迅的不理解、不尊重、不友好，排斥、谩骂、围攻，使鲁迅的精神长期处于压抑乃至悲愤状态。郭沫若、成仿吾、“四条汉子”、徐懋庸、陈西滢、高长虹……，在减低鲁迅寿命上起过大小不等的作用。

4. 积劳成疾。积劳与成疾，恶性循环。对祖国和人民的深沉的爱，使鲁迅过于执着于目前的战斗而怠慢了自己的生命，已经到了“重伤不下火线”的地步。

5. 日本医生须藤五百三在诊断和治疗上的严重错误。

前四个原因，人们谈得很多了，这里不多谈。第五个原因，人们谈得很少。不是没有人想谈，而是不能谈、不敢谈，好像一谈就会不利于“中日邦交”。日本人也常常神经过敏，好像一谈这个问题，就是要找他们算账似的。其实，这是个历史问题，学术问题。日军侵华，中国人死伤到底多少？（通行的数字是约3500万），财产损失到底多少？（通行的数字是近6000亿）。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不可以讨论？！讨论了就会有碍中日关系正常化吗？！简直是笑话，是软骨病的遮丑布，是强盗逻辑。更何况，此刻我们讨论的只是一个日本医生和鲁迅的医患关系。本文就讨论这个问题：须藤五百三在鲁迅之死的问题上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

海婴·须藤·秋石

问题是周海婴先生在他那本《鲁迅与我七十年》（2001年9月，南海出版公司印行）里提出来的。在《父亲的死》一章中，海婴说，他的母亲许广平、叔叔周建人，生前“不止一次”向他谈起对鲁迅死因的怀疑，“叔叔甚至在病重之际，还难以释怀”。随着年纪的增大，海婴自己对父亲死因也有一些疑问。——这些怀疑和疑问指向一个替鲁迅治病的、名叫“须藤五百三”的日本医生。

须藤五百三，1876年生于日本冈山县，比鲁迅大5岁。做过十几年军医，日军侵华前就到上海开业，“二战”结束后回日本继续行医，1959年病死。

作为鲁迅的儿子，海婴提出这个他和他的母亲、叔叔都极为关切的问题，乃人之常情，丝毫用不着大惊小怪；更何况，鲁迅是我中华民族的“民族魂”，他的死因若有疑问，中国人都应该关心。海婴提出这个问题，何错之有？！

但是，有个名叫“秋石”的中国人，却跳将出来，拍着胸脯为须藤五百三打包票。他在2002年9月17日的《文艺报》上发表长文《爱护鲁迅是我们共同的道义——质疑<鲁迅与我七十年>》。《文艺报》也非常慷慨大方，给秋石提供了整整一个版面的篇幅，可见在编者眼里，这篇文章是何等重要。

其实，这是一篇义理、考据、辞章都站不住脚，观点大成问题、句子不通、文风十分霸道的文章。——我与秋石素不相识，绝无个人恩怨，但在事关我所敬爱的鲁迅先生的问题上，我不能不摆明我的观点。

读了秋石的文章，我用两个半月的时间，也写了一篇长文，于2002年12月3日写毕，题为《鲁迅死因“十分明了”吗？——秋石<道义>质疑》，投寄上海《文学报》。是寄给该报一位常常报道关于鲁迅的新闻的陆姓女记者的。结果石沉大海，音信杳然。过了两个月，我又写信给陆姓女记者，询问拙稿处理情况，也不理不睬，渺无回音。也不退稿，连我随稿附去的供退稿用的邮票也不退回。据说，像我这样写了文章与秋石商榷、但文章根本无法发表的人，全国各地所在多有。（当然并非都投给《文学报》。）“百家争鸣”又一次变成了“一家独鸣”。

秋石《道义》说：“鲁迅因肺结核晚期又不同意外出休养疗病，于1936年10月19日逝世。应当说，有关鲁迅的死因是十分明了的，也是一个没有争议的问题。”

事实真是这样吗？不！事实完全不是如此。秋石完全是在昧着良心说瞎话。

首先，鲁迅死因并非

“没有什么争议”

1949年10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周建人文章：《鲁迅的病疑被须藤医生所误》。

1984年2月23日，上海《解放日报》刊登该报记者许菊芬的报道：《鲁迅先生不是直接死于肺结核病》。

1984年5月5日，《南京日报》发表纪维周的文章：《揭开鲁迅死因之谜》。

2001年9月上海《文学报》月末版（总第1244期）刊登该报记者陆梅的报道：《有肯定有存疑众说纷纭——周海婴回忆录引发争议》。鲁迅死因即为“争议”的重要内容之一。

2002年3月28日，上海《文学报》再次刊登该报记者陆梅的报道：《鲁迅研究专家周正章、王锡荣分别撰文认为——鲁迅死于医生误诊——究竟误诊至何程度、有无主观上的延误，专家意见不一》。

即此数例就可看出：“鲁迅死因”颇有争议，而不是“没有争议”。以上文章都发表于秋石文章之前，而且都刊载于一些著名报纸，秋石是完全能够看到的。他怎么可以公开撒谎，说什么“鲁迅的死因……没有争议”呢？！

其次，鲁迅死因远非

“十分明了”

秋石说，“鲁迅因肺结核晚期又不同意外出休养疗病”，所以死了。

就这么简单？

1984年2月22日，上海鲁迅纪念馆和上海市第一结核病防治院联合举办“鲁迅先生X光片读片会”，邀请上海市23位肺科、放射科著名专家读片，结论是：“鲁迅先生患两侧慢性开放性肺结核，右侧结核性胸膜炎，病情中等程度，因此，肺结核病不是直接造成鲁迅先生死亡的原因。……鲁迅先生还患有慢性支气管炎与肺气肿，由此形成肺大疱。……鲁迅先生的直接致死原因，是左侧肺大疱破裂，使气体进入胸膜腔引起自发性气胸，压迫肺和心脏而引起死亡。”

这是迄今为止最权威的关于鲁迅直接死因的结论。读片会2月22日举行，上海《解放日报》23日就报道了。号称“爱护鲁迅”的秋石和当时的《文艺报》编者，怎么连如此重大的关于鲁迅的新闻也听而不闻、视而不见？！这不是有恃无恐地在全国乃至全世界人面前蔑视科学、蛮不讲理吗？！

鲁迅既然患有肺结核、结核性胸膜炎、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那么，他平时是怎么求医问药的呢？这就要说到须藤五百三给鲁迅看病的种种疑团，从这些疑团，又可看见秋石为须藤大打包票是何等荒谬。

须藤为鲁迅治病，始于1934年4月17日，终于1936年10月19日，近两年半时间。美国肺科专家邓医生给鲁迅看过一次病，时间是1936年5月31日。海婴在《七十年》里，把从邓医生来家诊病到鲁迅逝世的时间——四个月零十九天——误记为“恰好半年”，秋石在指出这个错误的同时，挖苦道：“海婴先生在成书之时，难道连翻一下父亲书信日记的工夫也没有？”然而，秋石在批评和讥讽海婴的同时，也犯了同样性质的错误。他把须藤为鲁迅治病的时间弄错了。他说：“从1932年‘一·二八’前到鲁迅逝世，须藤医生竟然要用5年左右的时间来实施这个慢性谋害计划？”他把两年半弄成了五年。秋石在鲁迅日记和书信上所花的工夫，是不是也少了一点？！

不过，弄错时间还是小事。秋石那个（莫非）“须藤医生竟然要用5年左右时间来实施这个慢性谋害计划”的反问，性质更坏。他难道不明白，假定鲁迅真的为日本邪恶势力指使的人所谋害，邪恶势力难道会让凶手一下子就结束鲁迅的生命？他们难道不知道那样做未免太拙劣、太容易暴露自己的卑劣和罪行，因而将承担国际舆论的巨大压力？他们难道不知道鲁迅的分量，不知道谋害这么一位民族伟人决不可莽撞从事？他们杀中国老百姓就不会小心谨慎地用水磨工夫了，不是一杀就是30万么？不是公开进行杀人比赛么？按秋石的想法，日本邪恶势力如果真的要谋害鲁迅，用须藤行医之法，未免过于拖泥带水，何不干脆一点来个三下五除二。秋石未免过于心急了。

给鲁迅治病的须藤，须藤给鲁迅治病，到底有哪些可疑之处？

可疑之一：须藤其人

据周建人讲，须藤是日本在乡军人团体“乌龙会”的副会长，这个团体的“性质是侵略中国的”。

这个问题，上海鲁迅博物馆馆长、著名鲁迅研究家王锡荣先生在《鲁迅生平疑案》一书（2002年，上海辞书出版社）《鲁迅死因之谜》一文中认为：“毕竟政见与治病是两回事。……即使主张侵略的，也不等于要把病人害死。”王先生是位立论严谨的学者，他这个见解自然不无道理，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面。问题的另一面是：毕竟政见与治病是不能绝然分开的。我国“文革”中，许多受迫害者进医院求医，就大受冷遇。有些医务人员是不敢为病人认真治病，另有一些医务人员则是不愿为病人认真治病：当时的“政治”扭曲了这些人的医德。难道须藤就那么高贵、高明，在日中关系那么紧张的情况下，能丝毫不为所动，始终本着“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为鲁迅治病？人是有感情的，其中就包括民族感情。何况当时是军国主义思潮弥漫整个日本的年代！当然，须藤也有可能“出淤泥而不染”，像鲁迅所敬爱的藤野先生那样，对中国人十分友好，不会加害于鲁迅，但从他给鲁迅治病的种种表现，他与藤野的距离，恐怕不止十万八千里。

可疑之二：

倒填病历、伪造病历

倒填病历。

鲁迅逝世当天，须藤应鲁迅治丧委员会的要求，写了一份医疗报告《鲁迅先生病状经过》。他给鲁迅治病两年半，这份报告却只写了1936年3月2日到10月19日这半年多一点时间的鲁迅“病状”，且有具体日子的仅27天。而仅这27天的“病状”，与鲁迅日记对不上号的地方就很多。“须藤写的病历肯定是倒填的。”（王锡荣语）须藤倒填鲁迅病历，已成鲁迅研究界的共识。这件事，至少说明须藤给鲁迅治病很不认真，很不负责。

伪造病历。

“倒填”不等于“伪造”。“如按事实填，就不能说是伪造，故意不按事实填写，才是伪造。”（王锡荣语）

对照须藤《病状》和鲁迅《日记》，至少1936年3月19、28、29这三天的病历，是确凿无误的伪造。

19日。须藤写道：“发热较高，系‘消耗性热型’，病者声称右胸下部较痛，于是作突刺试验，得微黄色透明液，检查喀痰有结核菌阴性，弹力纤维甚多。”

而鲁迅记载：“昙。上午得楼炜春信。得王冶秋信。得三弟信。下午张因来。”

鲁迅记日记是很详尽的，收到谁的信、谁曾来访、谁送海婴一盒玩具、甚至和谁一起去哪个电影院看什么电影，都有记载，难道须藤出诊来家、做“突刺试验”、并抽得“微黄色透明液”这样要紧的事，鲁迅倒会忘记记载？！

28日。须藤写道：“第一次行穿刺术采取胸液，约得三零零公分。”

而鲁迅记载：“昙。上午得增田君信，午后复。寄吴朗西信。下午得唐弢信。得孟十还信。萧军及悄吟来。得《漱石全集》（十三）一本，一元七角。晚蕴如携蕖官来。三弟来。夜小峰夫人来并交小峰信及版税泉二百，付印证四千。邀萧军、悄吟、蕴如、蕖官、三弟及广平携海婴同往丽都影戏院观《绝岛沈珠记》下集。”——记得何等详备，但接受“第一次穿刺术采取胸液”这样的大事，鲁迅倒“忽略不记”了，岂非咄咄怪事！

29日。须藤写道：“咳嗽频发，而咳痰甚少，热度仍为‘消耗性’，渐次升降，而于三十七度六分乃至三十六度四分左右为多，一时进以滋养食物后，保持安静，经过良好，遂停止用药。”

而鲁迅记载：“星期。昙。无事。”

鲁迅记日记，可谓事无巨细，尽收笔底。须藤来家，又是给他量体温，又是给他添营养，鲁迅却毫无记忆，不着一字。这不又是天大的怪事？！

以上三天的鲁迅病历，显然是须藤伪造。这，关心鲁迅死因的人已经比较注意。

我仔细对照《鲁迅日记》和《鲁迅书信》，发现另有两天，也是须藤伪造病历的确凿证据。这，人们似乎还没有注意到：

其一，1936年6月9日。

鲁迅在1936年6月30日下午写的《日记》里，这样记载他自6月5日至6月30日的健康情形：“自此以后，日渐委顿，终至艰于起坐，遂不复记。其间一时颇虞奄忽，但竟渐愈，稍能坐立诵读，至今则可略作数十字矣。但日记是否以明日始，则近颇懒散，未能定也。”

6月5日至6月30日这25天里，鲁迅已经病重到连“起坐”都很艰难的地步，日记也记不动了。有些日子竟“颇虞奄忽”，很有点担心自己要死了。后来居然渐渐好起来，能看点书。但即便最好的情况，也只不过一次能写“数十字”，再多写就力不能支。

6月9日，正是鲁迅“日渐委顿……艰于起坐……颇虞奄忽”的日子里的一天。须藤《病状》却写道：（鲁迅）“热度平温，食欲振奋，睡眠良好，元气充足。”这哪里是鲁迅的“病状”，这分明是奥林匹克运动会上那些体育健儿的身体状况的写照！货真价实的伪造。

其二，1936年9月2日。

9月，除27、29两天，其他28天鲁迅日记天天记着须藤“来诊”或“注射”，可见鲁迅健康状况相当不好。

但须藤《病状》却写着：“9月2日。因过劳，稍有寒热，食欲大振，达平生最高量，精神良好，活气增加，常往观电影，并作轻松之散步。”稍有寒热，胃口即差，怎么可能“食欲大振”呢？伪造已达可笑的地步。

须藤《病状》严重失实，不仅倒填，而且伪造。这是铁一般的事实。

可疑之三：诊断与用药

的严重错误

首先，须藤没有诊断出或者隐瞒了鲁迅的主要病情。须藤《病状》开列了鲁迅的一大堆病症：胃扩张、肠弛缓、肺结核、右胸湿性肋膜炎、支气管性喘息、心脏性喘息、气胸。眉毛胡子一把抓。这不是医术平庸，就是隐瞒主要病症。而美国邓医生检查了一次，就得出了“实在是极为准确”的“诊断”（鲁迅语）。鲁迅患的是三大病症：肺结核，胸膜炎，气胸。1984年2月22日上海23位专家的读片（1936年6月15日拍的X光片）结论，告示着须藤不是庸医就是凶医。

关于肺结核。鲁迅日记1936年8月1日载，是日鲁迅前往须藤医院就诊，须藤说：“肺已可矣。”8月27鲁迅致茅盾信中又说：“我的病也时好时坏。……医诊断为肺无害。”这怎么理解？肺病纠缠鲁迅一生，虽是中等程度，毕竟是鲁迅致死原因之一，怎么能说“肺已可矣”？！

关于胸膜炎。1936年5月31日，美国邓医生明确指出鲁迅胸腔肋膜间有积液，须抽去。抽去积液，热度就会退下去，胃口就会好起来，病情就会好转。须藤开始不承认有积液，后来又说有积液，但直到8月7日才抽取大约200公分。这是鲁迅日记记载的唯一一次抽取肋膜间积水。须藤这样做，意欲何为？

关于气胸。明知鲁迅已患气胸，病情危急，须藤却只给鲁迅打强心针，吸氧气。王锡荣先生问得好：“打的到底是什么针？”

须藤给鲁迅治病两年半，疗效很差，鲁迅病情反复无常，但须藤从来没有“会诊”的建议。即便病危时（须藤18日已觉察到鲁迅“气胸”），也不提会诊，不建议家属送医院。甚至来一会儿就顾自己走了。许广平问他病人的预后情况，他只扔下一句模棱两可、暗藏玄机的话：“过了今天就好了。”

关于送医院治病，王锡荣先生说：“我们也不能忘记，鲁迅至死都是一个国民党当局的通缉犯”。但是，鲁迅住在家里，不是更便于“通缉”吗？！

其次，须藤用药可疑，至少有严重错误。他给鲁迅用“激素类药物”。据医家讲，激素类药物能让病人暂时舒服一点，实质上只能加重病情。再说，Takamol，Peetol，Cerase，正如王锡荣先生所问，到底是什么药？

以上种种说明，“鲁迅死因”远非“十分明了”。秋石所下的结论——鲁迅死因“十分明了”——是极其武断的，秋石想证明须藤与鲁迅之死毫无干系，是徒劳的。

秋石为须藤的辩护，可谓无微不至。鲁迅1935年9月5日写的《死》这篇文章（刊载于9月20日出版的《中流》）里面，有这样几句话：“他至少已经给了我两三回的警告，不过我仍然不以为意，也没有转告别人。”“他”指须藤。秋石以为抓到了什么救命宝贝，说，你看，鲁迅不是已经亲自给须藤“摘除”了“冤狱”了吗？

且不说“冤狱”一词不符事实，“摘除冤狱”又有语病，单说“警告”，也不能减轻须藤“可疑”的分量。因为，关键在于：是怎样的“警告”。如果只说些“你病得不轻呀”，“你不要掉以轻心呀”，那是没有什么用的，说得多了，甚至会起麻痹作用。必须是邓医生那样的切实的、严重的警告（如果不立即采取抽取胸腔积液等医疗措施，半年之内一定死掉），才是真正的救死扶伤的警告。鲁迅都快要死了，须藤却说“肺已可矣”，这就是须藤的“警告”。须藤何冤之有？！

那么，须藤五百三在鲁迅之死上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我认为：

1. 说须藤有意谋害鲁迅，缺乏足够的证据。所以，不能轻易下这个结论。

2. 说须藤与鲁迅之死毫无干系，须藤为鲁迅治病是尽心、尽职、尽力的，这更是无视事实、吃里扒外的欺人之谈。

3. 须藤五百三在鲁迅疾病的诊断和治疗上有严重错误。隐瞒病情，拖延治疗，错用药物，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他是庸医，还是凶医？那种可能性更大？这可能要成为千古谜团了。但即便是谜团，也应该让世人、尤其是中国人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