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社东

中国固有的社会形态，顽固的传统意识，让普通人总在自己的位置上安于现状，再加上主流意识形态铺天盖地，大家失去了自己的判断力（这又需要一个去遮蔽的过程）。民众还意识不到许多东西，没有政治意识，也没有政治观念，生活，工作，房子，消耗了他们的政治热情，炒股，倒腾房子，人变得很物质。当然，这也是很世俗的幸福。

我们这个时代，人在严重的生命价值观的迷失中，很需要一种新的人文启蒙。看阎连科的《黑猪毛白猪毛》：一座卑微的村庄，人们在村口吃饭，讲李屠户，讲县委书记住过的房间，忽然镇长开车撞死了人，镇长自己不想坐牢，要找别人替他顶罪；根宝过着窘迫的日子，他懦弱与无能，但人们争着抢着要去顶罪坐牢，为的是要巴结这位镇长大人。最后只好用黑猪毛白猪毛来抓阄。有人说，了解一个国家，最好去读一些鲜活的民俗读本，这样更本质。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是中国的现状。

法国有一部电影，叫《拉孔布·吕西安》，是路易·马勒的作品。说1944年，一名17岁乡村少年中学毕业后无所事事，不满在医院当清洁工，想参加抵抗运动，但因太年轻而遭到拒绝，于是他参加了盖世太保。少年并没有受到道德的困扰，他喜欢扛枪的感觉，并不觉得自己做了叛国的事情。后来他利用手中的职权，强占一位犹太裁缝的住宅，爱上了裁缝的女儿。当一个德国士兵来搜查时，他临时起意杀死同伴，跟女孩逃往乡下……他是一个道德上模棱两可的人。人是环境的奴隶，他没有正义感，骨子里不坏，但对政治缺乏敏感。多数老百姓都随大流，任何时候都是如此。我举例，只是想说，人没有信仰，可以成为任何人。

人文思想是一个国家的脑子，也是一个人一生行迹的主脑。美国电影《火柴人》说的是罗伊，他是一名患有强迫症的骗子，他和搭档弗兰克联手，过着小打小闹的骗子生涯，屡屡有人受骗上当。有次他们精心策划一起新买卖，一个名叫安吉拉的14岁少女闯入了他们的生活。安吉拉自称是罗伊失散多年的女儿，一直备受强迫症折磨的罗伊心里又惊又喜，努力想成为一个平凡的好爸爸，弥补过往失落的亲情。他开始想做一个好人，可糟的是，当这个劲爆女儿发现父亲赖以维生的“职业”后，竟对骗徒生涯发生了浓厚兴趣，苦苦哀求，要加入骗子行列。人是很渺小的，人如果没有终极判断力，就是时间洪流的奴隶，大水里的一只蚂蚁。

近些年来，联系对社会的切身认识，我痛感到以下几点，很值得一说。

民众还意识不到自己的

公民自由权是什么东西

我先说一个例子。这是一个瑞典男孩生日引发的举国讨论。莫尔生活在瑞典南部一个小镇，就读于镇上小学。2008年6月的一天，是莫尔的8岁生日。生日这天，莫尔有一项特殊权利，他可以在上课时分发生日邀请函。这是一项传统，一旦过生日便会请同学去家里做客，参加生日派对。这天在课堂上，莫尔捧着一堆请帖逐个发放，发完之后，细心的老师发现，有两个男孩手里空空的。莫尔根本就没打算邀请这两个同学。这事让老师吃了一惊，马上报告了校方管理层。没多久，校方做出了令莫尔十分难过的决定：校方没收了他发出的全部邀请函。

你觉得学校这样做对吗？理由是什么？校方的理由是，莫尔有歧视同学之嫌，并强调防止歧视是学校的职责。在校方看来，这么做是为了维护那两个遭“歧视”孩子的权益。学校认为自己是普及健康公民意识的场所，这个“前公民社会”，不允许有歧视发生。他们做得很有担当，很有社会责任，很有思想，也很有文化。学校认为莫尔这样做伤害了其他孩子的权益，并向国会通报此事。并提出：“如果请帖要在学校里发放，那么就必须保证在这个过程中没有歧视发生。”

事情并没有在等待国会监察司仲裁的过程中偃旗息鼓。其间，瑞典社会对此事进行了一场大讨论。对莫尔来说，他的生日聚会毁了；对于莫尔的父亲来说，这事情没那么容易了结。莫尔的父亲表示，那两个没有收到请帖的孩子，其中一个过去没有邀请莫尔参加自己的生日派对，另一个则欺负了莫尔六个多月，现在他们已经绝交了。莫尔的父亲认为，孩子有权利选择向谁发出邀请，学校无权干涉。随即，他向瑞典国会监察司提请申诉，认为学校侵犯了莫尔的公民自由权，希望讨回一个公道。

瑞典社会开始了大讨论。一方观点认为，学校做的没错，在大庭广众下遭到同学的“歧视”，会使这两个孩子心理受挫。一方观点则支持莫尔的父亲，公民自由权不可侵犯。瑞典在北欧地区代表了宽容精神，国内虽然有“排外”问题存在，但校方希望瑞典秉持“宽容精神”，不要歧视同学。2008年11月13日，瑞典国会为校方的不当行为立规：学校没有权力没收学生的邀请函。瑞典国会监察司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态：“老师没有权力在违背学生意愿的情况下没收请帖，不论怎样学校的行为是不值得提倡的。”这就是说，瑞典国会把公民自由权放到了学校主张之上。他们的国家是建立在公民个人自由权之上的，跟我们东方社会不同。

这个案例告诉我们许多有价值的东西。比如儿童的公民自由权能不能被随意侵犯，歧视行为能不能公开发生？在瑞典，国民素质为什么如此之高？如何使儿童在一个友善的环境下成长？一个国家的精神是什么？现阶段我们中国主要搞经济建设？人的素质，永远是具有终极意义的话题。我们的孩子在学校里，我们公民在自己的国家里，每天都在歧视别人或者被别人歧视，但我们没有意识，毫无感觉，我们的社会也不把这些问题当做问题，这真是一个大问题！大家都在做大事，改扩建城市，讨论GDP，在网络上表达民意、在现实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里却缺席。

再说说三峡工程的事情，1992年4月3日，搁置已久的事情又提上了议事日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进行投票，1767票赞成，1000票反对或弃权。后者是人文工作者，前者大多为水电工程专家。在这个不涉及到政治的问题上，大家还是勇于表决的，勇于投反对票的，也是难得一见的这么多的反对票。我们是多么希望在表达个人意愿时，有这么多的反对票啊！

什么是社会正义和社会公平

一个人行走天下，靠什么？靠什么能走得最远？忠义？信义？侠义？情义？中国古代的女子情比命重，刘兰芝忠于情而殉于情（《孔雀东南飞》），林黛玉为情葬花焚稿而亡。

情和义伴生。一个男人如何行世？义字当头。司马迁在他的《史记·游侠列传》中说：言必信，行必果，重然诺，轻生死。什么是侠义精神？侠义精神就是，这事与你无关，但你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甚至以生命投入其中。侠义精神令古今文人醉心，更是中国人心底深处普遍向往之物。张自忠上将是自愿战死的。他为什么死？因为抗战以来，像他那么高官战死的还没有。他要做一个表率。看看日本人的态度，飞机运回他的尸体回赠重庆，空中洒下白色祭奠物表示崇敬。谭嗣同坐守待毙，用血来唤醒民众，让国家改革。这都是可贵的侠义精神，在应当出手助人时二话不说，奋不顾身地跳下去解危济难、行侠仗义，无欲无求、无怨无悔，在国家有难时挺身而出不假思索。

今天是和平建设时代，是发展时代，也是一个需要大力进行观念建设的时代，人们的心中需要建立一些很中国的东西。中国人对豪侠爽快的义举，自古以来都忍不住便要击节赞赏，大呼痛快。大呼大叫时，还能获得一种心灵深处的共鸣和满足。“纵使侠骨香，不惭世上英。”这是李白《侠客行》里的诗句。一个人若不讲义气，那还不如死了算了。这是韦小宝的话。一部《水浒传》就是一部侠义传。

所有的义气都必须有一个前提——正义。与正义相联系，或以正义为基础，大义灭亲也值得。当然，派内正义不是社会正义。水浒英雄，为民众打抱不平，为社会不公出手。东方的江湖大侠，西方的佐罗，都寻求对社会公正和弱势群体的帮助。我们，如何持剑走天下？用剑求正义？用知识求正义？呼吁，呐喊，上书，建议，也是侠义精神。暴力游戏里的打打杀杀并不适用于社会正义。什么是理性正义行为，大家都懂。

人人都可以有侠义精神。王选组织了180名原告控告日本政府在侵华时发动细菌战，要求日本政府谢罪和赔偿。美国历史学家说：“只要有两个王选这样的中国女人，就可以让日本沉没！”只要公理和正义遭到践踏，侠义精神就有存在下去的价值！侠义精神是中华文化的灵魂之一。

急人之难、见义勇为、追求平等自由。一诺千金，士为知己者死——顶多是一个小侠，为大众，才是真正的英雄。新侠义精神不仅仅是行侠仗义、打抱不平，还包含了如罗曼·罗兰所说的爱、悲悯、体贴等品质。真正的侠义，是在人的内心中。那些发自内心的真诚行为，给予他人的帮助，由内心传达的温暖，能给这个世界以信念与宽慰。“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这是温瑞安的话。

什么是社会正义，什么是社会公平，我们还可以看看“我爸是李刚”这个中国故事。前几年，有一个“小心被宝马撞了”的问候语，一个单位的同事们流行用“小心被宝马撞了”作问候语，无意中被美国的同事听到，他当然很奇怪。于是，大家就把事情原委讲给他听，老美听得很专注，脸上不时变换着惊讶、诧异、愤怒种种复杂的表情。“unfair!unfair!”同事三年，没见过老美如此愤怒！他问：“为什么一个谋杀者如此逍遥？为什么庞大的公检法机构形同虚设？为什么政府对公众的呼声置之不理？为什么……”大家都笑老美天真：这里是中国啊！懒得理会他。可老美偏偏没完没了。终于有人忍不住给他讲宝马车的背景，讲当地的电视台组织法律专家为罪犯开脱，讲市公安局长出面平息民怒，讲所有的官方媒体的缄默，老美终于发现自己的天真了，半晌无语。最后小心翼翼又神色凝重地对我们说：“你们遇到宝马是应该小心些！”有人回应：你也要小心。“不用！”老美很坚定，“虽然我在中国，但是我的政府，我的总统会保护我！因为，我是美国公民！”

这就是值得忧虑的中国现状。我们应该建设什么样的民主社会？

没有担当和社会责任

上图这个男人叫石青华。因为103个流浪儿，他成了我们中国家喻户晓的人。早些年，由于邻居私藏爆竹爆炸，石青华的妻子和儿子被严重烧伤，为了给妻儿看病，没钱了，一家三口流落在北京街头。街上那些乞讨的孩子很善良，他就被感动了，这个社会里竟然有这么多的友好！他本来是一个没用的小学老师，于是他就在中华慈善总会帮助下，了了一个心愿，办一所光爱学校，容留这些流浪的孩子。

石青华是我的老师，我们的老师，我们社会的老师。这个男人很没用，但他做成了一桩伟大的慈善的事，我们比他的本领大多了，资金雄厚多了，但我们都在“看”他的故事，那些报道他的人也比他有本领有知识，但我们都没有去践行他头脑里的东西。他在骂我们，在用鞭子抽打我们。不幸者最理解不幸者，我们不理解他们。慈善，救助孤儿，是谁都可以做的事，但不是谁都会去做。最后，一个需要别人救助的人去做了，这真让天下所有体面人无脸见人！伟大来得如此朴实和出人意料。我们在他面前，是可耻的。我们其实没有担当和社会责任，或者只是口头上有。

现实是非常坚硬的，有如石头。有许多麻烦的事需要人们具体地做，有些像清除牛皮癣一样艰难。君子动口而远离现场，也是一种逃避。我们的习惯思维还有，这些事应该由政府去做啊，我们应该健全我们的社会服务或者救助体系，可我们的一套社会机器又是那么的运转滞重，或者缺少这个缺少那个，石青华他直接就去做了，他知道，指望政府可能是扯皮的事，他出于自己的良心，相信一粒萤火虫，也能照亮一厘米的直径范围。这就是个人的社会担当和社会责任感。

真的需要大力普及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是人类理想的化身。自由平等精神，是一种多么可贵的东西，尊重人类，是一种多么高尚的意识，包括尊重人类的缺陷。民主精神，是社会组织形态里一种最有价值的东西，有它在，就没有强权存在。契约精神，让大家不能乱来。宽容精神，就是他“现在”犯错，“以前”可能就是我，我也曾经如此。兼爱，同时爱很多事物，爱别的观念形态下的人。最终，终极关怀，对生命的尊重，对未来社会的向往，将使一个一个普通的生命变得崇高。

思想素质有待于提高。知识重要吗？不重要。传播早已经改变了知识的权威姿态，你拥有知识不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教师不再是权威。知识放在那里，谁都可以进去，见它、和它说话，拥有它，你只要准备一只包去装就可以了。但是，思维、创造力、干预现实的智慧和能力，不是可以随便拿来的。思想和知识，谁更重要？无疑，是思想！思想的力量，就是影响的力量。文学、艺术，科技，社会科学，都有价值，彼此并不排斥，并且它们在最高端是相通的——都是对这个世界进行探索，对人类的关心。

我的小说《女人国》发表在《北京文学》，写一个工会主席如何和大家热闹，游戏人间，搞一些不痛不痒的旅游婚丧嫁娶之类的事，而忘却了邓仲夏时期的工会工作的社会责任和义务，员工的权利和义务，已经被老板这个一把手定下了，这是不容你商量的。这就是今天中国工会工作的悲哀。

多年来我给报纸写过许多专栏文章，表达对社会的看法，也开设过很多讲座，进行过一些公众场合下的演讲，把自己的一点心得说给大家听。我所在的民进基层组织是一个教师群体，我们所能做的，就是这些。

希望我们民进基层组织，以后多发展一些有知识有思想的会员，接纳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人加入，形成良性循环，把基层内部的活动，扩大为社会活动，时时和广大民众在一起，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存在，知道我们思考的存在，我们民进先进的社会观点和正确的社会态度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