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愉萍

趋同是指向着同样（或相同）的方向发展的意思，英文名称convergance。趋同的概念最早出现在遗传学里，是指由于生活习性或环境相似，导致亲缘关系较远的生物获得形态相似或功能相同的特征的演化现象。趋同是一种“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的进化过程，产生趋同的条件就是生活环境相同，生存压力相同。我国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之间、民主党派之间存在的趋同化现象已是一个比较公认的现象，本文拟结合自然科学的观点，从趋同产生的环境条件出发，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研究。

我国民主党派的主要特色

我国的民主党派是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亲密友党，是进步性与广泛性相统一、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参政党。各民主党派在政治目标、政治纲领上是相同的，主要区别在于成员构成上，1996年各民主党派协商形成了《关于民主党派组织发展若干问题座谈会纪要》，明确了新时期各自发展对象，决定了主要成员构成（表1），这种成员构成既体现了各民主党派不同的历史渊源，又反映了各自不同的特点和优势，同时决定了代表利益和活动内容的差异，是我国民主党派的主要特色的体现。

表1  我国民主党派的成员构成

民主党派趋同化现象的体现

民主党派之间的趋同主要体现在组织结构上的趋同和参政内容上的趋同。组织机构上的趋同，导致了民主党派人才结构的相近，最终影响了民主党派参政内容上的趋同。

民主党派组织结构上的趋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民主党派的主体特色成员在各党派中所占比例在逐渐下降，甚至出现交叉错位，形成了特色不特的现象。比如，民盟、民进、九三学社的成员中，教育界别都占相当数量；二是由于主体特色成员的交叉错位，使各民主党派体现代表性所联系的群体对象界限模糊，因此造成各民主党派代表的对象不明晰；三是各民主党派成员的学历层次普遍大幅度增长和提高，但同时年龄老化也同步加速；四是新的社会阶层成员在民主党派中已经占有一定比例，但除民建外，普遍比较低。在新的社会阶层中，私营企业主所占比例很高。

民主党派趋同变化成因的分析

从生物遗传学的角度看，出现趋同的最主要原因是生物生存的环境类似，生存压力相同，从而对生物进行了选择，使适合生存环境的生物存活下来。民主党派趋同是社会生态学中的一种现象，趋同的原因主要也是由经济社会的变革造成的。

根本原因是民主党派整体性质的变化。

在新中国建立前后，民主党派作为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政党组织，有其明显的阶级属性和政党特色。在经历了一系列的社会变化，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民主党派的社会基础和整治纲领都发生了变化，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政党，是民主党派在发展中产生结构性趋同变化的根本原因。

各民主党派界定的成员范围比较宽泛、有所交叉，一些民主党派原界定的成员范围不能适应新的情况变化，为民主党派结构性趋同变化提供了现实条件。

从总体上看，民主党派以知识分子为主，高校是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因此，高校成为民主党派的主要来源，这是民主党派组织高校成员比重普遍较高的重要原因。如表1所示，民革的成员范围界定中的：“同台湾各界有联系的人士”与台盟的“以祖国大陆的台湾省籍中上层人士为主”的成员范围，在实际工作中难于把握，容易混淆。民盟成员范围的“从事文化教育工作的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和民进的“以从事教育文化出版工作的为主”在界线上也难于区别。农工党“以医疗卫生界为主”，但事实上，许多高等院校，也有相当数量和影响力的附属医疗单位，这些单位出现的代表人士，是医疗卫生界人士？还是教育界人士？或是科技界人士（在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从事学科研究）？就很难区别。九三学社“以科技界为主”，随着我国经济体制和科技体制改革的深入，纯粹的科研单位已经越来越少，而大部分科研单位依附在高等院校和企业，这部分代表人士以高校还是以企业，或是以经济界人士为界别也较难界定。这是九三学社教育界、工商经济界人士较多的主要原因。另外，民革的成员范围界定还有“以及其他人士为对象”的后缀表述，“其他人士”的范围非常宽泛，因此，民革的成员范围也就可能是在民主党派中最宽泛的一个政党。

另外一个方面，随着时代的变迁，一些民主党派，特别是有历史渊源和地域特点要求的民主党派发展对象逐渐萎缩。民革的成员范围以及台盟的成员范围，即“以同中国国民党有联系、同民革有历史联系和社会联系、同台湾各界有联系的以及其他人士为主”，和“以祖国大陆的台湾省籍的中上层人士为主”越来越少，2003年，民革中央对各省新发展党员进行抽样调查和统计，发现民革主体特色成员人士所占比例仅为新发展党员的38％。

各民主党派自身的系统理论建设相对滞后，缺乏政党特色意识和代表性意识，同时民主党派的活动舞台缺乏以界别为特色的利益表达机制，是造成民主党派结构性趋同变化的动因。

在新世纪新阶段，虽然民主党派在加强参政党自身建设的系统理论研究，进行系统的理论建设方面有了很大的进展，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总体上还相对滞后，突出表现在民主党派成员政党特色意识和代表性意识不强，特别是对于本界别的代表性意识不强。同时，就民主党派的活动舞台看，缺乏以界别为特色的利益表达机制，如民主党派参政议政，并没有特别的以界别特色作为要求的动力机制，而往往是“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参政议政议题包罗万象。因此，各民主党派为适应这一要求千方百计网络各方人才，往往忽视了对本党派主要界别成员的培养和吸纳。这不但是造成民主党派政党特色意识和代表性意识不强的动因，也是造成民主党派结构性趋同变化的一个重要动因。

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是驱使民主党派结构性趋同变化的重要因素。

“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也反映在各民主党派中，为扩大影响力，争取竞争中的优势地位，各民主党派主要通过成员的影响力来实现的。因此，各民主党派在吸纳新成员时，就必然越来越注重成员本身的影响力。这是各民主党派在吸纳新成员时越来越注重发展强势人物（人士或人才），注重成员的社会能力的最主要原因。这种情况，就必然造成一些民主党派在吸纳新成员时向优势群体（主要是社会地位、经济状况、个人影响力等）的成员集中，造成一些民主党派，不是个人以自己参加的党派为荣，而是党派以吸纳的某个个人为荣的现象，表现出政党意识的弱化和淡化。另外，各民主党派在发展新的社会阶层成员时，相互之间并没有明确和严格的界定，而是向经济实力强的人士倾斜，出现了择重而求的现象。这是目前民主党派主体特色成员交叉错位的主要原因。

对策和建议

在自然生态系统中，生物的多样性更有利于系统的可持续性发展，能够抵抗外界环境的变化，有利于系统的稳定。民主党派在共同的政治基础的前提下，不断保持自己鲜明的特色和优势，从长期来讲，是必须的，也是更有利于各民主党派发展的，否则，民主党派很难发挥作用，而且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为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民主党派组织结构的趋同，需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应主要从职业类别上明确民主党派成员的界别范围，促进民主党派均衡发展。

目前，民主党派的界别有两类（表1），一类是历史性地域性的界别，属于这一类的，有民革、致公党、台盟。民革主要是沿用历史性界别，致公党沿用历史性和地域性兼有的界别，台盟主要是地域性界别。另一类的是职业领域性界别，属于这一类的有民盟、民建、民进、农工党、九三学社。民主党派继续按照上述界别分类，民革、致公党、台盟的成员范围将会越来越少。而目前我国已具备了现代社会雏形，经济社会所需要职业工种多达几百种。因此，在原有基础上，重新调整民主党派的界别分布，主要按职业类别和个人身份来明确民主党派成员的界别范围，逐步淡化历史性地域性界别，这样，就能保障民主党派成员避免重复交叉，使各民主党派呈现均衡发展的局面。

切实强化民主党派自身的系统理论建设和政党特色意识和代表性意识。

政党的理论建设是政党赖以发展的前提，也是一个政党区别于其它政党的重要标志。各民主党派应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从切实担负起参政党重大的政治责任出发，深入实践、不断总结，逐步形成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既有机联系又各具特色的参政党理论体系。不断加强参政党理论体系建设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各民主党派不断强化其政党特色意识和代表性意识的过程。加强民主党派的政党特色意识，就是强化其积极反映社情民意，认真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意识，使民主党派切实地承担起其参政党的重大政治责任。而这又是以其突出的代表性特征为基础和保障的。因此，政党特色意识和代表性意识是相辅相成的。民主党派不应该是泛代表的代表，而应该有其明确的代表指向。

建立健全民主党派吸纳新成员明确的标准和组织程序及代表性人士的培养选拔推荐使用机制。

民主党派特色保持和健康发展，是以其成员的特色和整体素质为保证的。因此，民主党派应经过协商，进一步建立健全明确的组织发展标准和程序，建立先培训，后吸纳的组织程序。同时，中共应大力支持民主党派建立和形成其代表性人士的培养选拔推荐使用机制。即民主党派代表性人士的使用，由民主党派推荐，中共统战部门、组织部门考察使用的机制，切实调动民主党派的积极性，使民主党派自觉地担负起对其代表性人士培养、宣传、推荐使用的政治责任。逐步形成民主党派产生有特色的有代表性的旗帜性人物的机制，促进民主党派不断保持特色，健康发展。

切实加强对民主党派的指导，促进民主党派协调发展。

中共各级党委统战部门，应积极支持和帮助民主党派根据新的形势发展要求，进一步加强自身理论建设和组织建设，通过协商座谈和研讨等多种形式，切实改进组织成员发展工作，不断提高民主党派的整体素质，做到综合平衡和协调发展，努力保持各民主党派的特点、优势和特色。要推动民主党派着重从整体架构和运行机制上进行探索改革，使民主党派的整体架构和运行机制更能适应社会生态发展变化的要求，能够更好地承担起参政党的重大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