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惠泉

毛奇龄（1623-1716），世居萧山城厢镇，是著名的文献学家、文学家。《四库全书》收其著作28种，存目35种，共63种，列个人著作之首。纪昀称“奇龄著述之富，甲于近代”。

毛奇龄情系桑梓，心忧民生。《四库全书》存目《湘湖水利志》，其《提要》指出：“萧山湘湖为一邑水利所资”。毛检讨倾个人之力，上奏朝廷，下申民意，疾呼保护湘湖，体现其对家乡故土人文环境的厚爱。

580年来，湘湖灌溉九乡147600余亩农田，惠及萧山，被称为“母亲湖”。围绕着37000多亩湖田的使用功能和产权，毛奇龄曾站在关注农业、关注民生的高度，凭借其翰林院检讨的智慧、声望和上下沟通的渠道，撰写了各类有关保护湘湖水利工程的著作、文章，追溯历史，引经据典，惩恶扬善，自成理论体系，“为一邑水利所资”的湘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成为一位湘湖水利民生工程的精神守护神。

借助皇权的至高无上，宣讲王法的神圣严厉，列举从北宋筑湖到满清初近六百年历朝政府保护湘湖水利工程的案例，昭示天下。

毛奇龄的史地著作《湘湖水利志》分三卷，皆叙写在皇权、王法的佑护下，湘湖成功围筑、水利造福百姓的史实及评论，表明“主禁”一方守护水利工程是人心所向。二十篇既独立又前后连贯的史料展示了湘湖历史上正义与邪恶两股势力的较量，突出的有三：一是县令顾冲定放水灌溉细则，“勒于石，立于田畔，以防纷争”，商定“以地势有高低之异，故放水有先后之次”，设“六放、十八穴”。二是知县张懋“特购良石，命绘工绘图，别为作记，以树之县庭右楹之前”。尤其是明英宗皇帝下旨，指责官员懈怠，“有司不得其人，视农事为等闲，委而不问”；对私占湖面，屡教不改者，“将犯人正身牢固枷钉，连当房妻小，差人管解赴北京辽东卫永远充军”。

唐人司空图《诗品》中有“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之说，今人以为“事实胜于雄辩”。毛奇龄不厌其烦地查考湘湖历史的良苦用心，即在此处。“今康熙二十八年，距向勒石时己一百八十余载，恪遵旧制，无敢越者……若其禁例则具见宋淳熙十一年、嘉定元年，明正统五年、景泰四年、弘治十三年、正德十五年，今大清康熙二十八年禁罚各例！”这犹如美利坚合众国法典中的经典案例，保护湘湖水利的应对措施近乎按图索骥。

毛奇龄手执皇权、王法的“金鞭”，威武地守护在湘湖民生水利工程的上方。

认识民生的举足轻重，发挥湘湖的水利功用，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主张“民为贵”的民本思想，丰富萧山八千年的历史文化内涵。

毛奇龄的湘湖水利保护理论体系，高举历朝政府关注民生、发展生产的“王道”思想旗帜，义无反顾地为大多数人谋生存发展的权利。湖田的所有权是问题讨论的根本：“将乐杨时补萧山县令，集耆老会议，躬历其所……通计其田有三万七千零二亩……以湖田原粮一千石零七升五合加派之由化等乡得水之田，每田一亩派七合五勺以代为上纳，谓之‘均包湖米’。”围湖方案以“牺牲”，实际是置换——用占全县农田面积的25%并且是易涝易旱的湖田，来承担储水职能，以灌溉占总面积75%的良田。这一决策，是北宋的地方行政长官与百姓尤其是原湖田拥有者商定的产权置换协议。它说明，湖田产权属公共财产，它所应缴纳的“皇粮国税”，已由九乡的十五万亩受益农田的田主承担了。按照法理，居住在湖周围的任何家族、个人，均不得以任何理由侵占湖岸，更遑论湖田。

但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在土地、水域近乎是先人赖以生存的惟一生产、生活资源的封建社会，对四万亩湖田的觊觎有人从筑湖之日即始。《宣和年议罢湖不许》：“豪民即有请罢湖复为田者下本县会议……是年适大旱，秋后河涸，赖湖水救济得不饥……时民谣曰：‘民有天，湖不田；脱未信，视此年。’”萧山大旱之年湘湖水利对解民于倒悬之苦的普世功用显而易见。

翻阅《毛奇龄合集》，“民族的脊梁”具有朴素的“执政为民”理念。毛奇龄列举580年来朝廷和地方官对湘湖水利工程的重视，认为此与百姓性命攸关，在《湘湖私筑跨水横塘补议》中，他指出：“湘湖灌田一县之国，课九乡之民，命均赖之。”意谓湘湖水利是萧山老百姓的米袋子，政府的钱袋子。谁动了湘湖，谁就动了全县黎民百姓的奶酪。

如果说，秀美的西湖是杭州的眼睛，清澈的鉴湖是绍兴的肠胃，那么，既秀美又清澈的湘湖则是萧山的血脉。

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发挥文艺宣传的特殊功能，为确立湘湖水利的神圣地位，把爱湖、护湖的故事改编成戏曲搬上舞台，树立正面形象。

毛奇龄作为学界泰斗，深知文化建设对于形成良好的官风、民风的重要意义，将其定为立国之本。当年的县学（学宫、文庙、孔庙），是官办的最高教育机构和学术研讨地，也是科举之路的始点站，集一地文化教育之大成。毛为重修萧山县学、儒学文庙作立碑记：“则是立学之重，等于立国。”人的学问博大精深，视事自然深邃洞明。民风要靠引导，上有好之，下必傚之。

毛奇龄认为为官须有经世之才，要从治学始，提出“重事功”，“以民物为怀，以家国、天下为己任”的从政观。萧山“土瘠民贫，尹之者，非具有管、乐之才，秉夷、叔之操，皆相率谢去”，郑侯到任，“辞享谢宴，并不受乡官以下一蔬一果，而薪米出于官值……至于重文礼贤，恭敬而下士……士农工商也，四民并重”。毛认为，做官要像管仲、乐毅那样，具有杰出的政治智慧和才能；如伯夷、叔齐，秉承高尚的精神世界。还须有廉洁的作风，注重文化建设，尊重选拔人才，以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郑侯是个榜样。

对于民众，则要引导其确立正确的价值取向，具备朴素的是非观和基本的大局意识。毛奇龄在《何孝子传》中，对200年前的何家父子为湘湖而献身的义举给予赞誉：“御史何舜宾恢复湘湖，一人杀身，九乡受惠；故生员何竞为父报仇，洒恨已往，垂名将来。”尤为可贵的是，在《萧山三先生传》中，被县令邹鲁害死父亲的何孝子与明吏部尚书魏文靖公并列，足见作者对其父子的褒奖态度。

为了让保护湘湖水利的公共意识深入人心，精通黄钟大吕的毛奇龄不但撰写“列举事由，布告大众”的文告《公请何孝子崇祀乡贤揭子》，试图把何孝子作为保护湘湖水利而献身的精神偶像，供万世崇仰。并用大众化的教育形式，创作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样式。毛奇龄在《何孝子传奇引》开宗明义：“人不识申包而识伍胥，不识京兆三王而识包待制，不识孙賔石王成而识公孙杵臼，则以爨演之易传也。古来正史所未详者，多借之稗官。而稗官又阙辞人骚士，咏叹以传之。”作者不仅要借助“出于稗官”的“小说家者流”，让“引车卖浆者”知晓，还要把这个故事中的人物形象如伍子胥、刘兰芝、包拯那样通过舞台形象活在人民心中，像戏曲《赵氏孤儿》《孔雀东南飞》《包青天》那样家喻户晓。

毛奇龄对何孝子尊爱有加，其实是对湘湖水利的情感挥之不去。“读孝子传奇而不知其有裨于世也，请过勾栏而观之可已！”“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文学艺术作为人民大众的精神食量，具有潜移默化，陶冶人性，惩恶扬善，影响朝廷决策，改造社会的特殊功能。在300多年前，邑人毛奇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身体力行，堪为师表，百年流芳。

所谓“神”者，是凡人顶礼膜拜并祈求其护佑的圣人。其须具有超凡脱俗的思想境界，高瞻远瞩的犀利目光，尤其是要有为芸芸众生求生存、谋福祉的政策制定出发点，具有科学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执政理念精髓，而不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糊弄黎民百姓。

正邪自古同冰炭，毁誉于今判真伪。在湘湖900年的水利史上，邑人毛奇龄不愧是一位民生工程的忠实精神守护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