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新华
题目里“名剌”的“剌”，念“la”音，从字面上看，可能多数人觉得这物事陌生。但是说白了，人家就会恍然，原来这玩意儿就是时下人们常见的名片。在古代，名片之类的东西叫做名剌。
清代大学者俞樾《茶香室续钞·古人书疏皆题后以答》中云：“按此则知今人所用名片，始明季也。”这是迄今可以见到的最早的关于“名片”的字眼，但俞樾考据说名片“始于明季”，则显然不是事实。“名片”这样的叫法确乎是比较晚近以后的事情，但从考古发现来看，类似名片之类的东西起源是颇古的。
考古文博学者杨泓在其专著《逝去的风韵》一书中，开篇就谈到“中国古代的名片——爵里剌”这种文物。据其考证，在中国，名片古时称它为“名剌”或“谒”，明清时期又称“名帖”，一直沿用到解放前夕，就称“名片”了。从材质上看，它像文书的发展，最初也是使用竹、木简，以后逐渐改用纸。杨泓的考证大体近实。
名片是现在世界各国人们在社会交往中，普遍使用的物事之一。中国历史悠史，文化丰厚，要寻根溯源起来，好多东西都是“古已有之”，名片也不例外。从文献记载及考古发现来看，中国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早使用名片的国家。
从理论上分析，名片的出现，至少要具备以下几个条件：一是文字已然发明，因为名字是要用文字来书写的；二是有相互联络的实际需求；三是要有书写名片的介质（材料）。名片起源于交往，而且是文明时代的交往，因为名片离不开文字。
名片最早出现，始于封建社会。战国时代中国开始形成中央集权统治的国家，随着铁器等先进生产工具使用，经济也得到发展，从而带动文化发展，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与其它流派形成百家争鸣景象。各国都致力于扩大疆土，扶持并传播该国文化，战争中出现大量新兴贵族。特别是秦始皇统一后的中国，开始了伟大的改革：统一全国文字，分封了诸侯王。咸阳成了全国的中心，各路诸侯王每隔一定时间就要进京述职，诸侯王为了拉近与朝廷当权者的关系，经常的联络感情也在所难免，于是开始出现了名片的早期名称“谒”。所谓“谒”就是拜访者把名字和其它介绍文字写在竹片或木片上（当时纸张还没发明），作为给被拜访者的见面介绍文书，也就是现在的名片。
名片，见于西汉史籍时称为“谒”。汉刘熙《释名·释书契》载：“谒，诣告也。书其姓名于上以告所至诣者也。”通常来说，这往往指的是下级或晚辈谒见上级或长辈，我们现在还常用“拜谒”一词，其意一脉相承。东汉时，谒又叫名刺。其时名剌已很流行，剌上一般还要写明姓名爵里，故又称“爵里剌”。《释名》中解释说爵里剌就是“刺书其官爵及郡县乡里也”。这就有点意思了，时下通行的名片，一般都是印有本人姓名、单位、地址、职务（职称）、联系方式等，联系方式除了座机、传真、手机（有的还印有好几个号码），还有单位网址、电子信箱，甚至还有把QQ号、微博帐号也印上的，海陆空全方位，无所不用其极。但古人的名片要简单的多，一般就是求访者姓名和官爵，但有一样却是现代人不会写上的：“郡县乡里”，就是个人籍贯。大约古人比较看重家乡观念，一看来访者是同乡同里，还会比较重“乡党”情谊的吧。
更有意思的是，汉代人在递送“谒”或“名剌”时，如果同时还准备送礼，则还会在“谒”或“名剌”上加书所送钱物的数量。这很耐人寻味。一是说明请客送礼、行贿受贿也是“古已有之”，只不过“于兹为烈”罢了；其二，在做派上，我觉得古人要直率得很，可爱得多。他们是光明正大地来，而且白纸黑字写得一清二楚，坦坦荡荡。这很值得我们借鉴。
这令人想起《史记·高祖本纪》中，记载汉高祖刘邦青年时的一段耍无赖的故事。一位有名望的吕公，初迁到沛县时，县令为之请客，并规定送礼不满一千的客人，坐在堂下。当时刘邦是个小亭长，人微名轻，哪里拿得出那么多的礼钱？于是他故意在“谒”上写“贺万钱”，实际上一个钱也没送。“谒”送进去之后，“吕公大惊，起，迎之门。吕公者，好相人，见高祖状貌，因重敬之，引入坐”。刘邦原为诈酒食，不料反受吕公赏识，并因此得到了一位妻子，即被后人斥为篡权的那位吕后。对于《史记·高祖本纪》中“乃给为谒”句，唐司马贞“索隐”曰：“谓高祖素狎易诸吏，乃诈为谒。谒谓以礼书姓名，若今之通剌，而兼载钱谷也。”
看到《史记》中关于高祖刘邦这段记载，在令人不禁莞尔的同时，也让人对汉时这位吕公心生敬佩。看来这位吕公还是器重人才的，不然的话，刘邦你敢开这个国际玩笑，不被人打出去才有鬼了。
关于这个“爵里剌”，在《三国志·魏书·夏侯渊传》注中，还有一则记述其第五子夏侯荣聪慧而记忆极强的故事。说他七岁能做文章，每天读上千言的文章，都能记下来。魏文帝曹丕听到以后，想试一试。一次大会宾客时，百余名客人都按习惯送上奏剌，剌上各书其乡邑、名氏。夏侯荣看过这一百多枚爵里剌后，魏文帝让他遍谈各人的爵里姓名，竟然不谬一人，使魏文帝惊讶不已。
当时，在名剌上除写明姓名爵里外，还常要写有表示客气和问候，类似“久仰大名，今日始克拜访”之类的话。据《释名》记载：“画姓名于奏上曰画剌，作再拜起居字，皆达其体，使书尽边，徐引笔书之如画也。”
从文献中可知，汉魏时奏剌是流行的习俗，因此，在当时的墓葬里我们也常可找到它们的踪迹。建国以来的考古发掘中，第一次获得的名剌木简，是1955年4月底在湖北武昌任家湾一座东吴时期的砖墓中获得的，在墓中还发现有黄武六年（227年）铅质买地券一方。墓内出土三枚字简，长18.8至21.5厘米，宽约3.5厘米，可惜字迹已漫漶，仅在一枚上可以看出“道士郑丑再拜”字样。由于字迹不清，当时难以确定它就是名剌，未受重视。此后，又在江西南昌的东吴、西晋墓中发现了字迹清晰的名剌简多枚，使我们对此有了较为明确的认识。
1974年3月，江西省博物馆在南昌市东湖区永外正街发掘了一座西晋砖墓，内葬二棺，为夫妻合葬。在左侧的男棺中发现木简五枚，形制相同，均长25.3厘米，宽3厘米，厚6毫米，墨书。这五枚木简有三种格式，一种是“弟子吴应再拜 问起居 南昌字子远”，计有三枚；一种是“豫章吴应再拜 问起居 南昌字子远”，仅一枚；另一种是“中郎豫章南昌都乡吉阳里吴应年七十三字子远”，也仅一枚。
1979年6月，江西省历史博物馆又在南昌市内阳明路中段南侧清理了一座东吴墓。墓内葬三人，在其中一棺内出有二十一枚木简，大小相同，长25.5厘米，宽3.5厘米，厚1厘米。上有隶体墨书，文字全相同，为“弟子高荣再拜 问起居 沛国相字万绶”。
从以上三处考古发现，我们可以对当时的名剌有了比较清楚的了解，可以知道一般的名剌是在简的开始处写明郡名、姓名并书“再拜”。其间稍空后，再书“问起居”，然后在简的下部偏左侧，以小字注明乡里和本人的字。这就是吴应墓出的第一种名剌和高荣墓出的名剌，也是发现数量最多的一种，大约是平日常用的格式。至于吴应墓所出的第三种名剌木简，加书官职和年岁，且一行直书而下，似是《释名》中所谓的“下官剌”：“下官剌曰长剌，长书中央一行而下也”，则与一般爵里剌稍有不同。
比上述三项更令人感兴趣的发现，是1984年发掘安徽马鞍山东吴右军师、左大司马朱然墓出土的剌和谒。朱然墓出土的木剌共十四枚，正面直行墨书，剌文有三种，一种为“丹杨朱然再拜 问起居 故鄣字义封”，一种为“故鄣朱然再拜 问起居 字义封”，另一种为“弟子朱然再拜 问起居 字义封”。木剌长24.8厘米，正与同墓出土的漆尺的长度24.8厘米相同，说明当时剌长为一尺。与上述其余几座东吴晋墓不同，在朱然墓中除名剌外还出有木谒三枚，其长度与剌一样是24.8厘米，为当时一尺长，但宽度约是剌的三倍，为9.5厘米，系木牍。这也正与《急就篇》颜注牍可以“持之以见尊者”之义相合。木谒居中书一“谒”字，在右侧直书“囗节右军师左大司马当阳侯丹杨朱然再拜”等十八字，表明当时谒的一般书写格式，即中央顶端书“谒”字，官职、籍贯、姓名及“再拜”等皆偏书于右侧。《后汉书·孔融传》：“河南尹何进当迁为大将军，杨赐遣融奉谒贺进，不时通，融即夺谒还府，投劾而去。”正说明谒的使用情况。
除东吴、西晋的剌、谒以外，汉代的谒也有出土。在江苏连云港锦屏镇西汉墓出土的谒，应是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标本之一，谒上书文字三行：“东海太守宝再拜”“谒”“西郭子笔”。
至唐代，木简名刺改为名纸。唐代长安新科进士以红笺名纸互换，以便交流。晚唐又唤作门状、门启，都是自报家门的一种联络方式。宋代的名纸还留有主人的手迹，据南宋张世南在《游宦纪闻》中记述，他藏有黄庭坚书写的名纸，而秦观送他的名纸，类似今天的贺年片。北京故宫博物院还藏有北宋书法家蔡襄的《门屏帖》，据陆游在《老学庵笔记》考证，类似“名剌”。
元代易名刺为“拜帖”，明清时又称“名帖”、“片子”。内容也有改进，除自报姓名、籍贯，还书写了官职。清代《竹枝词》有诗为证：“是新拜帖都兴小，三寸来长二寸宽”，“红笺二寸书名姓，曾许怀间半刺通”。从诗中所知，清代的名帖很小，而且还是梅红纸。经考证，清代人的名帖已经不同于唐人手写，而是写好楷书，镌好木戳，印在梅红纸上。后来又出现了白纸名帖。
“名帖”与今天的名片的格式几乎相同，而女子的名片，已婚者还加上了夫家姓氏。其大小尺寸也有常式：阔二寸，长三寸。为文人交流、拜访之用，通常主人拜访朋友，让仆人或书童将名帖交对方门公，门公再呈于自家主人。苏州长篇弹词《描金凤》中有一段，写苏州人钱知节因降雨有功，去北京拜访宰相，门公要他交五百两银子才肯通报，据王定保《唐摭言》载，这在唐朝已成风习，唐人刘鲁风递了名刺，也被典谒所阻。而在《绿野仙踪》一书中，有考生投帖求见，主人于冰不想见，便让门公说自己不在家，可见名帖在当时已很流行。
有时候，名人的名片会被人利用。清道光年间，浙江鄞县举人徐时栋参加当地官员的宴会，得知有人曾用他的名片前往官署徇私说情，幸被识破。另一些乡绅名人的名片，也大抵如此。原因就是这些人在过年时四处散发名片，名片大量外流的缘故。到后来，许多名人都在名片背面注明“不作他用”字样，以免被狡诈之徒所利用。
唐宋文人出外拜客，还喜带个拜匣，拜匣中有笔墨，可当场手书。清代印制了名帖，手书名帖少了，除非主人是大书法家，有意露一手。拜匣亦为文物，清末民初的拜匣制作得十分精致，匣盒系木制或漆器，上绘山水人物图，今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拜匣典雅精美，欣赏价值颇高。
以上大致梳理了名片的流变历史。关于名片的作用，最初只是作为社交中相互认识的一个手段而已。但在有些时候，它倒会起些意想不同的妙用。钱钟书《围城》里写到方鸿渐一行去三闾大学途中，因没有证件买不到车票。这时李梅亭拿出一匣名片来说，“这不知道算得证件么？”方鸿渐见“这片子纸质坚致，字体古雅，一点不含糊是中华书局聚珍版精印的”。“到了车站，传递片子的人好一会才把站长找来，他跑得满头大汗，一来就赶着辛楣叫‘李先生’，‘李所长’，撇下李梅亭不理，还问辛楣是否也当‘报馆’主笔……”，写得活灵活现，活脱脱描摹了当时一种市侩的世相。
名剌最初为木、竹简所制，后来纸张发明，名帖之类自然就易为纸张书写或印刷了，一直沿袭至今。但近年来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材质，比如塑料名片。它的好处不言自明，不怕污损，因可水洗也。但总感觉塑料名片亦如塑料花一样，实用固然实用，但似乎品格档次不高。前几年去安吉调研，当地县长送了一枚竹简名片，颇感新鲜。安吉是中国竹乡，竹制品颇为普及，这竹名片也算是一件别致的风物，既有地方特色，要追溯起来，倒也可以说是古风宛然了。调研结束时，当地还为我们每人各定制了一匣竹名片，并配以精美的竹制匣盒，到现在我还放在办公桌上，不舍得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