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海耕
提起《唐诗三百首》，稍稍识一些字的中国人，谁个不知，哪个不晓？1763年，江苏无锡人孙洙（蘅塘退士）选编刊布了此书。二百五十年来，它对我国人的影响，决不仅仅止于“不会作诗也会吟”，而是遍及文学艺术、文化素养、道德品质、思想感情诸多方面。
但是，孙洙的《唐诗三百首》（以下简称“孙本”）却也并不是尽善尽美、一无缺憾的。“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赵翼此诗，前两句不妥，李杜诗篇以及其他许多优秀诗人的优秀诗篇，常读常新，永远新鲜；后两句却是真理，“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今人胜古人”，总趋势确实如此。
眼前就有个例子：湖南岳麓书社推出了一本好书——《李元洛新编今读唐诗三百首》（2013年1月出版，以下简称“李本”），我有幸先睹为快，印象是：它可与“孙本”并肩比美，且有后来居上之势，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它雅俗共赏，老少咸宜。我估计它将一版再版，风行海内外，堪领风骚五百年。
我这样说，根据就在“新编”与“今读”四个字里面。
新编，“新”在哪里？
孙本是以绝句、律诗、古风、乐府各种诗体来分类编辑的，其实这样做意义不大，因为这种形式上的区别一望而知。李本则把全书分为“社会篇”、“自然篇”、“人生篇”、“艺术篇”四条“纲”，每条纲下面又设七个“目”。社会纲统领为政、农事、工商、外事、贫富、贪腐、讽喻七目，自然纲统领时空、山水、田园、天时、植物、动物、环保七目，人生纲统领人心、生命、励志、读书、人才、情爱、闲适七目，艺术纲统领诗歌、书法、绘画、音乐、舞蹈、棋艺、其它七目。这样一来，纲举而目张，唐代社会的重要生活内容就大体囊括其中了。这不仅大有利于我们认识唐诗的全貌，也为今人鉴赏、研究、引用、教学唐诗大开了检索的方便之门，省去许多翻检之劳。
李本选编之“新”，还新在它选入的330多首诗，无一与孙本重复，全是选家自己从唐诗的茫茫烟海中挑出来的。且不说琳琅满目的情文并茂诗，单看下面两首，也觉“物以稀为贵”。
积玉堆金官又崇，祸来倏忽变成空。五年荣贵今何在？不异南柯一梦中。
——陈璠：《临刑诗》
至近至远东西，至深至浅清溪。
至高至明日月，至亲至疏夫妻。
——李冶：《八至》
前一首是粗鄙无文的巨贪陈璠临刑之际忽然诗兴大发留下的“生平绝无仅有”的歪诗，富于现实警示意义。后一首则是浙江湖州才女李冶“充满辩证思维，古典而现代”的不可多得的好诗。当然，孙洙不愧是诗界伯乐，他所选310首诗，绝大多数确是杰作。但唐诗作者3000余人，诗作53000多首，有遗珠之憾乃情理中事，这就给后来的选家留下了广阔的用武之地。然而，要从这汪洋大海中觅取三百多颗珍珠，实非易事。岳麓书社慧眼识英雄，挑选了李元洛先生担此重任。好在元洛数十年如一日优游涵泳于唐诗宋词，练就了一双诗界九方皋的眼睛，才能不辱使命，胜任这项工作。
李本选编之“新”，尤其新在它高度的人民性。近三十多年来，“人民性”这面旗帜似乎从文艺界消失了。但是，离开人民性，文艺到底还有多大意义？！孙洙是古代人，深受孔子“温柔敦厚”的“诗教”的浸润，他又生活在清朝，而清朝文字狱之残酷无情众所周知，他不可能不有所顾忌。所以，他的《唐诗三百首》偏重艺术性（重视艺术性是完全正确的），不少针砭时弊的佳作，有违封建礼教的佳作，他放弃了，连李绅的《悯农》都不敢选。元洛生活在现代中国，得到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教诲，文质彬彬却也爱憎分明。读他的《唐诗三百首》，可见他对一切真善美的挚爱，对一切假恶丑的蔑视。曹邺的《捕鱼谣》、杜荀鹤的《山中寡妇》、《再经胡城县》、杜牧的《过华清宫绝句》、罗隐的《感弄猴人赐朱绂》、韦庄的《虎迹》等等，从一个重要侧面，鲜明地透露出他的选本的人民性。他甚至选入了这样的篇章：
竹帛烟硝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
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章碣：《焚书坑》
龙池赐酒敞云屏，羯鼓声高众乐停。
夜半宴归宫漏永，薛王沉醉寿王醒。
——李商隐：《龙池》
前一首嘲笑秦始皇，后一首讽刺唐玄宗。这样的诗，腐儒们是会见之色变的，元洛却坦然把它们请进了自己的选本。人民性，须有胆识相伴。
李本《唐诗三百首》更多的精彩，还在“今读”。
首先，谈艺术要言不烦，且不拘一格。“走马西来欲到天，辞家见月两回圆。今夜不知何处宿？平沙万里绝人烟。”关于岑参这首《碛中作》，元洛写道：“诗人从长安出发赴西部边陲，两个多月还没有到达目的地。征途之遥远，交通之不便，大漠之荒凉，行边之艰苦，报国之豪情，该如何来表现？诗人只抒写了沙漠中的一个月夜，月夜的一个片刻，片刻中的一个疑问，在结构上首尾呼应，千头万绪千言万语便尽在其中。”不做面面俱到的分析，只突出其以小见大、含蓄不尽的特色。关于杜甫的《又呈吴郎》，则只点到其“真情至性”和“语意委婉”。而关于李涉的《井栏砂宿遇夜客》，就更是根本不谈什么“艺术特色”，只讲了一个李涉夜遇强盗，强盗头领不取其分文，只要他作诗一首的故事，接着发了几句唐诗“社会影响广泛”、优秀诗人“受到众生甚至‘黑社会’的尊重”的感慨。如此谈诗，可谓挥洒自如，不拘一格，一点也不沉闷。
其次，文史兼备，富于史识。诗是文学，主要应该从文学角度谈，但谈史也不可少。文史哲三位一体，是我国社会科学的优良传统，元洛说唐诗也有这种特色。读岑参《送张子尉之南海》，他写道：“唐代的贞观王朝成了中国历史上唯一几乎没有贪污的王朝，创造了封建集权社会的奇迹。”读秦韬玉《陈宫》，他提及秦与“杜荀鹤、聂夷中、李山甫等人属晚唐通俗诗派”。读张说《送梁六自洞庭山作》，他告诉我们：张说曾官居丞相，后“被贬为岳州刺史”，在岳阳二、三年间，作诗百余首，且“修建了岳阳楼”。这样，莘莘学子遇到范仲淹《岳阳楼记》中“滕子京……乃重修岳阳楼”的“重修”二字，就不难理解了。读王昌龄《西宫秋怨》，他引《新唐书》的记载：“开元、天宝宫中，宫嫔大率至四万。”读戴叔伦《兰溪棹歌》，他痛心地记下一笔：“报载，全国532条主要河流，已有460条以上遭到不同程度的污染。”（新闻转瞬即成当代史。）这些，元洛都不是刻意为之，而是信手拈来，顺便提及，但对加深读者理解诗意、对增进人们特别是青少年的史识，大有裨益。
再次，和“人民性”密切相关，我不能不大书一笔的，是李本的忧患意识和批判精神。热爱人民的人，无不是忧国忧民、同情人民疾苦、对现实和历史的阴暗面持批判态度的人。这是元洛“今读”唐诗最可宝贵的特点之一。“时人不识农家苦，将谓田中谷自生”，读颜仁郁《农家》，元洛感慨稼穑之艰难，对“富X代”、“官X代”、“星X代”的骄奢淫逸深表不满和鄙夷。“楼台深锁无人到，落尽春风第一花”，读许浑《客有卜居不遂》，元洛长叹“现在许多草民已经沦为房奴”，而“有的贪官动辄贪污数千万甚至数亿，房产少者数处多者数十处”。读张谓《杜侍御送贡物戏赠》，他严正指出：“层层进贡，‘跑部钱进’，实乃腐败之一端，自古已然，于今为烈。腐败为破家亡国之由，中外皆然，古今一律。”读韦庄《送日本僧敬龙归》，他感慨万千、大义凛然：“中华民族是一个看重友情热爱和平的民族，从泱泱大唐对待邻国日本即可见一斑。不意自明朝以来，‘倭寇’即成为中国东南沿海之大患，近现代之‘侵华’更是不绝于史。韦庄如果能未卜先知，不知还会不会写出上述诗句？”如此等等，精彩纷呈，美不胜收。
最后，还不能不提一笔的，是李本的文采斐然。330多篇“今读”，是330多篇优雅而犀利的随笔和杂文。当今的中小学生怕作文，于是请“家教”、进“写作辅导班”，但收效甚微。其实，学好语文、写好文章，秘密只在“多读多写”。当然，书要选得好。像元洛选唐诗这样的书，熟读几本，我看是“不会吟诗也能文”了。
《李元洛新编今读唐诗三百首》有没有精益求精、层楼更上的余地了呢？我以为还是有的。“新编”，是不是每一首都要“新”？蘅塘退士选过的，全不选，总觉可惜。又，选取今人与唐人同一题材、同一主题的诗，以期“今读”的内涵更加丰厚，这是创意，很好。但似乎只宜取旧体诗而不宜取新体诗。某首新体诗，独立存在的时候，很不错，但让它和唐诗站在一起，在唐诗的光辉照耀下，我常有“太阳下的蜡烛”（李辉论郭沫若语）之感。千虑一得，未知然否？
（作者系杭州民进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