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方圣

“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

“问余何适，廓而忘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

这是弘一法师临终时写给好友夏丏尊和学生刘质平的两则偈语。我以为，“华枝春满”可以解释为弘一大师前身的李叔同在文学艺术上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天心月圆”可以解释为李叔同的后身弘一法师在弘法上的功德圆满。我们说艺术娴熟成就高超者，常有一种“绚烂至极，归于平淡”的现象。然而，像李叔同身上的这种现象，不但表现在文学艺术上，而且更是体现在人生经历上，这在中外历史上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大师的行为不仅使人们无比敬仰其人格之魅力，同时他的出家也成为一个猜不透的谜。为什么这样一个有才华的文学艺术大师，在取得辉煌的成就之时，会投入空门专心佛道弘法？这种天上人间式的人生大起大落，不是任何人能承受得了的，而且是主动承受的人生抉择。大师的人生轨迹又正如最后书写的遗墨“悲欣交集”那样，悲，是悲怜众生的苦恼，欣，是自身得到解脱。叶圣陶解释“欣”字是：“一辈子‘好好的活’了，到如今‘好好的死’了，欢喜满足，了无缺憾。”大师晚年自号“晚晴老人”，如晴空万里的晚霞。他在写给学生丰子恺的信中说：“犹如夕阳，殷红绚彩，随即西沉。”这就是大师一辈子活得精彩、活得辉煌但又平坦而清净的谢世，这正是极不平凡的一生。

李叔同，光绪六年，即1880年10月23日（农历九月二十日）辰时生于天津河东区地藏前故居李宅。幼名成蹊，学名文涛，字叔同，别署甚多，以息霜最为著名，出家后号弘一。先祖李锐，原籍浙江平湖，寄籍天津，经营盐业与银钱业，家境富裕。父李世珍，字筱楼，同治四年（1865年）中进士，当过吏部主事，后辞官经商，先后创办了“桐达”等几家钱铺，挣得一份较大的家业，人称“桐达李家”。他乐善好施，设立义塾，创立“备济社”，专事赈恤贫寒孤寡之人，有“李善人”的口碑。李筱楼晚年喜好佛经，尤其耽爱於禅，这种言传身教对李叔同后来的出家影响甚大。李叔同出生时其父已68岁，母仅20余。大师自幼聪颖过人，诵书过目不忘。6岁开始从仲兄文熙受启蒙教育，后接受了大量的四书五经的古文教育，至1895年16岁时考上文昌院辅仁书院，又学习了英文、算术、制艺等，可见其受教育的基础十分的扎实而全面。到了1898年变法维新时，他因赞同康、梁“老大中华非变法无以图存”的主张，曾私刻一印：“南海康君是吾师”。后康、梁变法失败，为避牵连被迫携眷奉母，避祸于沪上。1899年在上海即参加了袁希濂、许幻园等组织的文学团体“城南文社”，其时的诗文词赋已是全社之冠。1900年与画家任伯年等设立“上海书画公会”，每星期出书画报一纸，由中外日报社随报发行。1901年，入南洋公学经济特科班学习，受业于蔡元培，与邵力子、黄炎培等为同窗好友。后来由于校内新旧思想相争激烈，校方禁止学生阅读部分杂志、报纸，激起学生的愤怒，与校方发生了冲突，蔡元培先生站在学生一边据理力争，但无效果，于是带领学生和积极的教师毅然离开南洋公学，大师也在离开的学生之中。一年后学校闹学潮，总教习蔡元培同情学生辞职，大师也与同学相继退学。随即于1904年，又与许幻园、黄炎培等组织“沪学会”，在他主持会务期间，提倡移风易俗，广开新风，主张兴设学堂，培养人才，还编制了很多“学堂乐歌”。1905年为了寻求救国救民之途，决心赴日留学，考进东京上野美术专科学校，主修绘画、兼学音乐。1910年大师回国，任天津北洋高等工业专门学校图案科主任教员。翌年任上海城东女学音乐教员。1912年任《太平洋报》文艺编辑，兼管副刊及广告，并同柳亚子发起组织文美会，主编《文美杂志》。同年10月《太平洋报》停刊，应聘任浙江两级师范学校音乐图画教师。1915年任南京高等师范美术主任教习，在教学中他提倡写生，开始使用人体模特，并在学生中组织洋画研究会、乐石社、宁社，倡导美育。大师在杭州两级师范任教达七年之久，造就了一大批文学艺术人材，如音乐家刘质平、吴梦非、李鸿梁；画家丰子恺、潘天寿；文学家曹聚仁、蔡丏因等。其时的浙江两级师范学校，已成为全国优秀教师聚集之地，尤其是在音乐、绘画教育方面名列全国前茅。然而，就在大师艺术与事业顶峰之时，39岁的他突然由教育界跨入了佛门，在杭州虎跑寺剃度为僧。由此人生出现了极大的转折，专心于念佛超度弘扬佛法。为此云游了温州、普陀、厦门、泉州、漳州等地弘法讲道，专攻戒律极其深严的律宗，被佛门弟子奉为律宗第十一代世祖。1942年2月赴灵瑞山讲经，3月回泉州百原寺，后居温陵养老院。10月13日8时许安详西逝，63岁的他圆寂于泉州不二祠温陵养老院晚晴室。

在中国近百年文化发展史中，弘一大师李叔同是学术界公认的通才和奇才。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他最早将西方油画、钢琴、话剧等引入国内，且以擅书法、工诗词、通丹青、达音律、精金石、善演艺而驰名于世。大师在音乐、美术、戏剧、文学、书法、篆刻等方面均有着很高的造诣，开创和领引着一代艺术新风。大师不愧是中国近现代艺术之第一人，我国近现代筚路蓝缕的艺术先驱，新文化艺术的开山鼻祖。

在音乐方面，大师早在1904年上海成立的“沪学会”其间，沈心工在该会组织“音乐讲习会”推广“学堂乐歌”。这种新型歌曲形式是从西洋音乐中引进的，它的出现宣告了我国音乐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之后，西洋音乐各个方面才源源不断地进入影响我国，对我国音乐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大师也于1905年编印《国乐歌唱集》，从《诗经》、《楚辞》和古诗词中选出13篇，配以西洋和日本曲调，连同两首昆曲的译谱合集而成，被当时的中小学用作唱歌的教材。其中以民间极为流传的《老六板》，填写了《祖国歌》的歌词，极大地鼓舞了国人的士气，此曲曾得到广泛传唱。1906年在留日其间，大师独立编辑出版了近代我国第一本音乐期刊——《音乐小杂志》。虽然只出版了一期，但不乏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和影响。版面包括图画、插画、乐史、乐歌、词赋等多个栏目，其中木炭画“乐圣比独芬（贝多芬）像”，是我国音乐刊物上最早发表的一幅。还有用五线谱刊登的《隋堤柳》、《我的国》、《春郊赛跑》三首乐歌，作为早期的“学堂乐歌”有相当的影响。大师也是国内最早推广西方“音乐之王” 钢琴的，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讲解和声、对位，是西方乐理真正传入中国基层民众的第一人。大师擅于运用欧美歌曲的旋律来填词，由于写词作曲隽永、秀丽，充满着词曲音乐的美感。其创作的《春游》是我国第一首多声部合唱歌曲。而根据美国奥德威创作歌曲旋律填词的《送别》，几十年来一直传唱不衰：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

一觚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歌曲为单三部曲式结构，每个乐段由两个乐句构成。第一、三乐段完全相同，音乐起伏平缓，描绘了长亭、古道、夕阳、笛声等晚景，衬托出寂静冷落的气氛。第二乐段第一乐句与前段形成鲜明的对比，情绪变得激动似为深沉的感叹。第二乐句略有变化地再现了第一乐段的第二乐句，恰当地表现了告别友人的离愁情绪。这些相近甚至重复的乐句在歌曲中并未给人以繁琐、絮叨的印象，反而加强了作品的完整性和统一性，赋予它一种特别的美感。此首歌曲的曲调看似平淡，但似乎使人感到一种特别的惆怅且略带凄凉的情感。而大师所填的词句清新、淡雅，充满了人生哲理，蕴藏着禅意和精神的力量。淡淡的笛音吹出了离愁，幽美的歌词写出了别绪，使人百感交集、百听不厌。作品以不朽的真情，感动着自己，也感动着熟悉的、陌生的人们，体现出一种中国文化所特有的意蕴和精神。正是由于此曲意境幽远、寓意深刻，后来被电影《早春二月》和《城南旧事》作为主题曲或插曲，勾起了人们无限的眷恋之情，具有无穷的艺术魅力。

大师创作的歌曲内容广泛，形式多样，一生迄今留存的乐歌作品70余首。编写的乐歌继承了中国古典诗词的优良传统，大多为借景抒情之作，填配的文辞隽永秀丽，声辙抑扬、顿挫有致，意境深远而富于韵味。主要可以分为三类：一是爱国歌曲，如《祖国歌》、《我的国》、《哀祖国》、《大中华》等；二是抒情歌曲，如《幽居》、《春游》、《早秋》、《西湖》、《送别》等；三是带有佛禅寓意的歌曲，如《落花》、《悲秋》、《晚钟》、《月》等。由于歌曲大多曲调优美，歌词琅琅，易于上口，因此传播很广，影响极大。

在美术方面，大师多才多艺，绘画、书法、篆刻无所不能。他是中国最早介绍西洋画知识之人，也是第一个聘用裸体模特教学的人。他在学校美术课中不遗余力地介绍西方美术发展史和代表性画家，使中国人第一次全面系统地了解世界美术大观。他广泛引进西方的美术派别和艺术思潮，组织西洋画研究会，其撰写的《西洋美术史》、《石膏模型用法》等著述，皆创下同时期国人研究之第一。他也是中国现代版画艺术的最早创作者和倡导者，同教育家、作家夏丏尊共同编辑出版了《木刻版画集》。大师本人在西画上也卓有建树，画过大量的素描、水粉画和油画。从留存的《自画像》、《素描头像》、《裸女》以及《水彩》、《佛画》等可窥见一斑：《自画像》估计是出国前所绘，画风细腻缜密，表情描写细致入微，类似清末融合中西的宫廷肖像画，有较高的写实能力；《素描头像》是木炭画，手法简练而泼辣；《裸女》受其师黑田清辉影响，造型准确，色彩鲜明丰富，有些接近于印象主义，近看似不经意，远看晶莹明澈。更为可贵的是，大师不仅大胆引进西方美术，而且十分重视中国传统绘画理论和技法，尤其善于将西洋画法与中国传统美术融为一体。他与学生丰子恺合作的《护生画集》，诗画合璧，图文并茂，别具一种画风为世人所称道。

在书法艺术方面，大师也为世人所瞩目。他的书法上追秦汉，近学皖、浙派、西泠八家和吴熙载等，气息古厚，冲淡质朴，自辟蹊径。《李庐印谱》、《晚清空印聚》中存他的书法墨迹。其作品有《游艺》、《勇猛精进》等。出家前的书体秀丽、挺健而潇洒；出家后则渐变为超逸、淡冶，晚年之作，愈加谨严、明净、平易、安详。大师的篆刻艺术可谓独树一帜，早年治印从秦汉入手，兼攻浙派。35岁那年入“西泠印社”。39岁在杭州虎跑定慧寺出家前，将平生篆刻作品和藏印赠予“西泠印社”。该社为之筑“印冢”并立碑以记其事。对于篆刻之方法自创一格，大师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刀尾扁尖而平齐若锥状者，为朽人自意所创。锥形之刀，仅能刻白文，如以铁笔写字也。扁尖形之刀可刻朱文，终不免雕琢之痕，不若以锥形刀刻白文能自然之天趣也。”另外，对印学的贡献还体现在他对近代篆刻事业的弘扬上。大师亲自发起成立了继“西泠印社”之后的又一印学团体——乐石社，定期雅集，并编印作品集和史料汇编。这也是在近代篆刻史上领风气之先之事。

在戏剧方面，大师是中国话剧运动的先驱，中国话剧的奠基人。他是中国第一个话剧团体“春柳社”的主要成员。1907年在日本欢庆中国春节时演出的《茶花女》，是中国人上演的第一部话剧，大师在剧中扮演女主角玛格丽特。后来，他还曾主演独幕剧《生相怜》、《画家与其妹》和改编自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的话剧《黑奴吁天录》等。大师的演出在社会上反响极大，照亮了中国话剧发展的道路，开启了中国话剧的帷幕。特别是在话剧的布景设计、化妆、服装、道具、灯光等许多方面，更是起到了开风气之先的启蒙作用。

大师的诗词在近代中国文学史上同样占有一席之地。他年轻时即以才华横溢引起文坛瞩目。客居上海时，他将以往所作诗词手录为《诗钟汇编初集》，在“城南文社”社友中传阅，后又结集《李庐诗钟》。出家前夕，大师将1900至1907年间所写的20多首诗词自成书卷，其中就有《留别祖国并呈同学诸子》、《哀国民之心死》等不少值得称道的佳作，表现了其对国家命运和民生疾苦的深切关注，不难感受到大师当日的忧愁心绪与爱国情怀：如《金缕曲·东渡留别祖国》

披发佯狂走。莽中原，暮鸦啼彻，几枝衰柳。

破碎河山谁收拾，零落西风依旧。便惹得离人消瘦。

行矣临流重太息，说相思刻骨双红豆。

愁黯黯，浓于酒。

漾情不断淞波溜。

恨年来絮飘萍泊，遮难回首。

二十文章惊海内，毕竟空谈何有。

听匣底苍龙狂吼。

长夜凄风眠不得，度群生那惜心肝剖？

是祖国，忍孤负。

在出家前的五六年间，他还有30余首歌词问世。这些作品有的成为经久不衰的传世之作。另外，大师对联语也有浓厚兴趣，并有极高的鉴赏和创作水平。尤其是出家后，大师为各地寺院和缁素撰写的诸多嵌字联语，更表现出他的奇思妙想和深厚的艺术功底。在宣传佛法导引终生佛化过程中，他书写的那些内容深刻、极富哲理的名联，现也成为警示后人的一笔宝贵的文化艺术财富。

综上所述，大师光辉而又极其平淡、恬静之一生，正如佛教称人的逝世为“圆寂”那样，圆者，就是圆满，寂者，就是清净。用在李叔同身上，圆即是艺术的圆满，大师也；寂即是人生的归宿，法师也，艺术圆满、人生满圆，弘扬佛道至归一，弘一也。赵朴初先生评价大师的一生为：“无尽奇珍供世眼，一轮圆月耀天心，”是再也恰当不过了。但有“无尽奇珍”者还不甚稀罕，同时拥有高尚的人格魅力者，才会被人崇敬。

大师，世祖居浙江，执教在浙江，成就在浙江，出家在浙江。一代楷模、彪炳千秋、万世景仰。

（作者系省直第一联合支部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