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理论——“新一代”的划分依据

“新一代”民主党派成员的划分依据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各尽不同。

民建上海市委会邢培儒在《关于提高新一代民主党派成员政党意识和促进发挥作用的思考》中，将出生于70、80年代、已经或将成为各民主党派的中坚力量的这一部分民主党派成员，划分为“新一代”。这是以“出生年代”作为划分依据的。

民进广东省委会陈晓庆在《民主党派新一代成员的特点研究》中，将在新时期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加入的民主党派成员划分为“新一代”，这是以“加入党派的时间”作为划分依据的。民革广东省委会杨帆在《民主党派新一代成员的特点研究》中，也将“新一代”成员定位在“各民主党派在1977年恢复活动以后发展的中青年成员”。

民革广州市委会王坤明在《民主党派新一代成员特点之我见》中，认为判别“新一代”民主党派成员的指标有两个，一是，须具有主体代表性，即要能体现新一代在党派中所占的总体比例，其人数比例须达到85%以上；二是，须年富力强可作为性，即其年龄在30多到50多岁之间。按能够满足两个指标条件要求的交集点，所得结果是：‘新一代’成员从年龄推算主要出生在上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初，从加入民主党派时间推算是在21世纪之后加入党派的成员群体”。这是以“人数占比”和“可作为性”作为划分依据的。

笔者认为，判断一个民主党派成员是否属于“新一代”，应当以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理论为依据，而不能简单地以出生的年代（年龄）、加入党派的时间、所占人数比例、可作为性为依据，这样的依据有些肤浅。

1845年马克思写下了一个题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提纲》共有十一条，其中第六条强调：“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论断，是马克思主义主体观的核心，它虽然十分简洁，却包含着极其丰富而深刻的内容。

首先，它揭示了人的本质是一种社会的本质。无论人类的总体，还是人类内部的不同集团（民族、阶级、阶层等）或不同的个人，其本质都是由“社会关系的总和”决定的。因此，考察民主党派成员是否属于“新一代”，应当以人的“社会关系”为依据。

其次，这一科学论断揭示了人的本质是一种历史的本质。规定人的本质的社会关系，不是凝固不变的，它是过程中的关系，是在历史上不断发展变化的关系。因此，考察民主党派成员是否属于“新一代”，应当将其置于“历史发展”的视野下。

二、从“人的依赖关系”到“人的独立性”——“新一代”的产生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将马克思一生的理论贡献概括为“两个伟大发现”，其中之一就是创立“唯物史观”，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他说：“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这个规律，就是“人的依赖关系”、 “人的独立性”和人的“自由个性”三种社会关系形态的渐次演进。马克思说：“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阶段。”

按照马克思的“三形态论”，人类历史进程要经历这样几个阶段：（1）人的依赖阶段，又称“群体”阶段，即人类从大自然中分离出来，人对人的依赖形成一个强有力的“群体”；（2）个体的独立阶段，又称“我”的阶段，物的丰富性使个人从群体中分离出来，“个人”是独立的个体。（3）“个体的联合”阶段，由独立的个体与个体组成的、建立在独立个体基础之上的联合体的阶段。

“人的依赖关系”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在私有制产生之前，即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的极度低下，人类必须依赖于“群体”才能获得生存，那时，人只有整体实体或氏族集体，没有个体。原始社会的人只有集体的社会意识，没有个体的自我意识。人类学家在考察原始部落——鄂伦春族部落时，曾送在他们一块毛毯，发现被他们撕成18小块，这个部落的18个人每人1块，这不是部落中每个人的“道德意识”都很强，而是他们根本没有个体性“我”的意识，而只有整体性“群”的意识。

在西方前苏格拉底时期，也即雅典、斯巴达城邦时期，相当于中国的夏、商、周时期，那是蒙昧社会的末期，文明社会的早期。在那个时候，人们只知道有城邦、有社会、有实体，但没有“我”。斯巴达城邦的小孩生下来后，都将被强行抱走，由城邦抚育，小孩绝不知道他的父母是谁，孩子只知城邦不知父母，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完全属于城邦实体，没有个体自我意识，个人和城邦、个人与他所处的社会实体是不分的。

私有制产生之后，特别是进入封建社会后，进入“人的依赖关系”的第二阶段。这个阶段人的社会关系有两个特征：

群体本位。一切以维持群体的生存、维护群体的利益为根本价值，具体可有“国家本位”、 “家族本位”、“集体本位”、“民族本位”、“阶级本位”、“组织本位”等不同内容。群体整体被看作是产生一切价值的最终依据，以群体整体作为产生文化价值的最终实体。

等级关系。国家通过一系列的制度设计，使得人和人之间呈现上下等级关系。这个设计就是“家国一体，由家及国”，两千年的封建统治印证了它的生命力之所在。由“父子”推衍为“君臣”，家庭中父子的长幼关系引申出国家生活中君臣的统治与被统治关系，上下等级关系严密。家族中长者为尊，称为“家长”，即使平辈，也以长者为尊，称为“兄长”，由此衍化出政府机构官衔中的科长、处长、厅长、部长。这个设计在一定意义上唯有最高统治者才是整个社会的目的，其余所有的臣民都不过是他的工具，只有义务没有权利；所有的家族的尊长和统治某一地方的长官，在他们各自支配的范围内，成为某一群体的“最高统治者”，其余人则成为手段和工具。

改革开放之后，“人的依赖关系”被打破了，从“人的依赖关系”向“人的独立性”（物的依赖性）转变，“人”成了独立人格的人。而这个转变的驱动力，就是“物”，就是商品，就是市场经济。是“物”把人从“群体”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个体”。“人的依赖关系”就好像传统的父与子的关系，而“物的依赖性”是建立在商品交换的基础上的，是两个人“做生意的关系”。父与子是没有办法做生意的，儿子可以为父母洗脚，却不能向父母索要洗脚的报酬。到了市场经济时代，人和人是平等的（如果人和人之间不平等，你无法想象这生意还怎么做下去），这笔生意能为我获得利益，我就做；不能让我获得利益的，我有权选择不做。如果你付出金钱，就会有人为你洗脚，虽然他不是你的儿子，但他同样愿意为你洗脚，因为这是一种“物的交换”。

进入“人的独立性”阶段之后，接受这种文化意识、承认这种人生价值的人，才可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新一代”。

三、个体化、功利化、娱乐化、情绪化——“新一代”的特点

（一）个体化

承认人是独立的的个体，个体不再是群体的一个螺丝钉，而是具有独立价值、独立人格的主体。个体“有决定自己生活和前途的自由和权利”， “我的一切由我个人负责”。在个人与整体的关系中，个人是出发点、归宿点、核心和目的，国家和社会（团体）的使命就是要保护个人的利益。

个体化容易导致自我中心。个体独立了，对人没有依赖了，人和人之间就平等了。既然平等了，争取自己的利益、保护自己的利益，“为自己”就是天经地义的事。人就往往变得以自我为中心，自私自利。人和人之间虽然平等了，但却不再和睦共处，彼此的关系是“竞争”关系。在这个社会中，大家都在考虑两件事：一是怎样获得更多的利益，二是怎样在竞争中获胜。我们很多人的压力，除了来自获得更多“物”的压力之外，还在于在获取“物”的过程中那份强大的“竞争”的压力。21世纪学校教育为什么强调“能力”？因为能力有助于我们在“竞争”中取胜。这是“战国时代”的另一个版本，一个现代翻版。21世纪的“战国时代”，也必然是一个竞争的时代，竞争的时代，必然以能力为主。

“新一代”民主党派成员，个体意识、独立意识很强，自我意识、竞争意识也很强。

（二）功利化

人之所以得以“独立”，是因为“物的丰富性”，人从对人的依赖转变为对物的依赖，功利主义盛行。人受制于“物”， “物”成为人的最高追求和最终目标。我们的生活节奏加快了，因为我们需要获取更多的“物”，我们整个社会（不是某个别人）对“物”的需求量大大增加了，我们不得不去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更多的劳动和投入，去获取更多的“物”。如果你跟不上，你就被“物”的洪流淹没。以至于，人成了“物”的奴隶，“唯物主义”变成了“唯物质主义”。

人对“物”的过度依赖还带来疯狂拜金和精神空虚的弊端。对“物”的过度追求必然荒废了对精神的追求，于是精神没有了园地。这表现在：第一，以实用为上。这个“实用”，就是对我“有用”，能为我获得利益。对与错、美与丑、善与恶，在实用主义面前，都没有任何价值。第二，没有信仰。中国人以前是信释、信儒、信道的，解放后一个“无神论”就把这些信仰全砸了，改革开放后，什么都不信，只信“物”，信金钱。人们的灵魂没有地方安放，四处游荡，所以我们总是心神不安。

“新一代”民主党派成员，功利化，物质化，实用化、无信仰化，都在快速滋长。

（三）娱乐化

电子时代改变了人的思维方式，也改变了人的生活方式，广如大海、猛如潮水的信息铺天盖地而来，使人类的思维逐渐平面化、视觉化，不再有深刻和严肃，电子时代是一个进入了娱乐化的时代。具体体现在：

戏谑性：新成员加入党派的动机偏重于现实需要而日益缺乏政治、理想色彩，大部分人认为目前社会转型期“人们对政治信仰感到困惑”，“周围人大多没有坚定的政治信仰”。人们对于政治的态度一方面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比如抵制家乐福事件、反日大游行等，但在实际处理的时候，却有极度的明星化表演倾向和情绪化宣泄倾向。关注政治事件中的“花边新闻”更甚于关注政治人物和政治事件本身，对政治生活的关心远远没有老一辈党派成员来得热忱，经常表现出无奈何、无所谓的态度，经常可以在党派的QQ群里看到对政府文件等进行戏谑化处理后的图片，甚至将我国主要领导人的头像配上搞笑的文字，这些都在不断被传播。

嘲讽性：“物的依赖关系”使传统社会的道德价值体系崩塌了，而新的道德体系（诚信体系）尚未建构起来，人们在快速的社会发展中找不到自己的伦理标准和道德方向，什么都无所谓。具体表现就是对传统的道德标准不认同，甚至是进行嘲讽，如网络上的肆意谩骂，相互攻击，对权威和道德偶像进行讽刺与恶搞，等等。

感官化：在读图时代，由于生活节奏的加快，那些拖沓的、缓慢的、复杂的、能引起深度思考的文化样式无法适应时代发展，感官的享受在太久的压制之后终于释放出来。更多的人拒斥形而上学的思考，深信身体的感受代表了一切，拒斥宏大叙事，强调个体感受，身体的快感与视觉听觉上的刺激是真正意义上的享乐。

“新一代”与老一代相比，正以一种游戏人生的态度，游戏着人生，将整个世界、整个生活包括政治生活，都娱乐化了。

（四）情绪化

当今社会是一个情绪化的社会。从社会情绪蔓延的主体看，主要集中在农民工群体、失地农民群体、失业职工群体、收入低下阶层群体，这些群体由于身份地位、收入等方面的原因，从心理上特别容易滋生社会不满情绪。“新一代”对失地农民、打工者、失业职工、收入底下阶层持有较强的同情心理，心中就会充满愤懑之气。

从社会情绪针对的对象看，主要集中在针对党和政府机关，以及富人、特权阶层，因为受体制性因素影响，在我国政府还在某种程度上集裁判员和运动员、调节者和经营者的角色于一身，承担了过多的责任，因而很容易成为社会情绪宣泄的焦点，使政府的社会公信力受到影响。“新一代”对政府腐败、权力寻租等行为，眼睛看得见，有力用不上，通过正常的渠道（如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并不能真正有效解决问题，这也会产生无法排解的情绪。

从社会情绪宣泄的渠道看，人们越来越多地借助于高科技技术和网络，不少社会情绪往往都通过网络进行宣泄和动员，通过网络进行疏导和联络，通过虚拟世界同现实的物质世界相对立、相影响，使社会情绪扩大化，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影响舆论和群众，影响现实社会。“新一代”是网络言论的主力军，他也会动用网络的力量进行情绪发泄。

从社会情绪发展的趋势看，主体群扩大，且越来越趋向于群体性与冲突化，受近年来“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现象的影响，一些矛盾主体在表达诉求的过程中，往往故意采取扩大情绪、激化矛盾、诉诸冲突的方式，以引起轰动效应求得解决。“新一代”本身可能就是遭受不公正待遇的其中一分子，他也会采用情绪化的表达方式，以期解决问题。

判断一个民主党派成员是否属于“新一代”，不能以出生的年代、加入党派的时间、所占人数比例等为标准，而应以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理论为依据，置于“历史发展”的视野下。

“新一代”成员的特点是个体化，个体意识、独立意识很强，自我意识、竞争意识也很强；功利化，唯物质至上，拜金主义，实用主义，信仰虚无，精神空虚；娱乐化，以一种戏谑的态度，嘲讽的意味，感官的享受游戏人生；情绪化，理性渐渐远离，解决问题之道不再讲效果，而是讲宣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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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民进金华市委会 邵发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