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是把“政治”分开解释。“政”是制度、准则、道德；“治”是治理国家与民众。《尚书任书》“道洽政治，泽润民主”，《周礼地官遂人》中有“掌自政治禁令”。我国古代著名的政治家贾谊写的《新书大政下》有“有教，然后政治也；政治，然后民劝之”。虽然在我国很早就有“政治”一词，但是它很神秘，很少有人去触动它。直到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政治”一词流行起来，成为世俗的概念。

政治，在中国是个比较宽泛的概念。在我国传统的解释是：无产阶级的政治，是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集中表现，而本文则主要着重于民主党派的立场、价值取向、思想动态等方面，因此说先要来理解“政治认同”的概念。

 一、认同与政治认同

理解政治认同，先应了解什么是认同。认同最初源于哲学中两事物相同时“甲等于乙”的同一律公式，表示“变化中的同态或同一问题”。弗洛伊德将认同的心理过程描述为：“首先，认同是与一个客观对象形成情感联系的最初形式；其次，它以回复的方式成为利比多式对象联系的替代，就像是将对象注入到自我之中；再次，它可能引起种种新的感受，即自我与性本能所吸引的对象以外的某些其它人同享某种共同品格的感受。这种共同品格越是重要，则此种倾向性的认同就会变得越成功，于是它可能意味着某种新的联系的开始。”^{[ 1 ]}可见，从心理学来看，认同本质上是对自我与他人关系的一种界定，它适用于任何客体，包括个人的和集体的。正是这样一种界定，才使得政治认同作为一个问题得以成立。正如亨廷顿所言，“任何层面上的认同，只能在与‘其他’——与其他的人、部族、种族或文明 ——的关系来界定”。^{[ 2 ]}但是，处于社会结构急剧变迁的社会，往往会陷入新的经验与旧有传统的认同危机。

《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对政治认同的解释是：“政治认同是现代民主的一个重要理念,指的是人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所产生的一种感情和意识上的归属，是把人们组织起来的重要凝聚力量。”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理论，政治认同是指政治共同体内的社会成员在社会政治实践活动过程中产生的，对自身所属的政治共同体的属性与自身的政治身份，在政治情感和政治意识上的一种归属感。这一定义有四个基本点：首先，它强调政治认同的主体是归属某一政治共同体的社会成员。其次，它强调政治认同是在社会政治实践活动过程中产生的。第三，它强调了政治认同的基本内容。一是社会成员对自身所属的政治共同体的属性的认同，它主要包括对政治共同体的政治制度、政治体系、国家形式、民族关系以及政治意识形态的认同；二是社会成员对自身的政治身份的认同，它主要是指社会成员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对政治共同体内的某一政党执政理念与政策的认同而凸现出的党派偏好，其结果可能是加入某一政党组织，或虽不加入，但对某一政党有较强的认同感与忠诚度；它们最终共同体现为一种在政治情感和政治意识上的归属感。最后，政治认同也是一种心理反应倾向，其指涉的对象是政治现象，是一个对政治现象进行政治认知的心理过程。政治认同与政治心理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政治心理是一种直观的、自发的、缺乏理性指导的心理反应过程，政治认同是一种有意识的、系统的、具有理性思考的认知反应过程；政治心理是政治认同的低级阶段，不经过政治心理阶段，则无法达到政治认同的理性阶段。政治认同是一个主客体互动的发展过程，一方面，政治共同体的社会成员作为政治认同的主体，其主要关注的是：政治认同的对象与内容是什么，以及怎样来进行政治认同的问题。从政治参与的角度看，社会成员关注如何才能充分行使政治公民的政治参与权，实现自身的政治权利。尽管在政治参与过程中，可能并不会实现社会成员所预期的政治期望，但政治参与的实际过程已经实现了其政治权利。另一方面，政治共同体的统治阶级作为政治认同的基本客体之一，并不是被动地被主体所指认与确认，其也必须主动地参与政治认同的构建。其主要关注的是：如何构建以及怎样有效地构建政治认同。从政治合法性角度看，统治阶级主要关注其统治的合法性以及合法性的来源与资源。

二、培育政治认同的途径

（一）通过促使不同政治生活主体广泛参与政治生活过程

罗尔斯指出，在政治生活中，“进行商讨”把每个人的信仰和利益都考虑进来的公开意愿，受定了公民友谊的基础，形成了政治文化的精髓。”^[3]近年来兴起的协商民主理论也认为，在协商民主这种治理形式下，“平等、自山的公民在公共协商过程中，提出各种相关理由，说服他人，或者转换自身的偏好，在广泛考虑公共利益的基础上利用公开审议过程的理性指导协商，从而赋子立法和决策以政治合法性。”^[4]由此可见，通过扩大政治参与来制定政治决策是培育政治认同的一条重要路径。

中国共产党在建国之前就认为应该邀请各民主党派参与新中国的筹建过程。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就提出：“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1948年4月底，中国共产党中央发布的《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五一口号”很快就得到了各民主党派的积极响应。由于一开始各民主党派领导成员主要集中在香港和尚未解放的地区，因此，为了让各民主党派能够及时参与新中国的筹建，从1948年秋大到1949年3月，中国共产党有步骤地分六批将各民主党派主要成员接送到河北省平山县李家庄和东北哈尔滨。北平解放后，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又齐聚北平商讨筹建新中国事宜。在具体政治过程中，各民主党派积极参与了新政协筹备会以及新政协会议的各项工作，其中最主要的是积极参与共同纲领的制定。

1949年6月，新政协筹备会预备会召开，会议商定了参与新政协筹备会的中一位为23个，共134人。其中中国共产党党员43人，进步人士48人，中间人土43人，其中中间偏右者只有16人，在进步人士中有15个秘密党员。会议确定了筹备会常委会人选等。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推选毛泽东为主任，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任筹备会常委会卜设六个小组分头进行筹建新中国的各项设计工作。其中，第二小组负责起草共同纲领。第二小组人员构成为:组长周恩来，副组长许德巧，组员有陈肋先、章伯钧、章乃器、李达、许广平、季方〔严信民代)、沈志远、许宝驹、陈此生、黄鼎巨、彭德怀(罗瑞卿代)、朱学范、张哗、李烛尘、侯外庐、邓初民、廖承志、邓颖超、谢邦定、周建人、杨静仁、费振东。由于共同纲领将“决定联合政府的产生，也是各党派各团体合作的基础”^[5]，因而工作任务最重，所以第二小组一致推举中国共产党先拿出初稿。周恩来即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一中全会上的报告和《论人民民主专政》作为理论和政策基础，参照1948年起草的《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草稿》，五易其稿后，于8月22日形成了题为《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草案初稿)》。初稿分为一般纲领和具体纲领两部分，重点放在国家建设方而。“草案初稿写出以后，经过七次的反复讨论和修改，先后到达北平的政协代表五六百人分组讨论两次，第二组本身讨论了二次，筹备会常务委员讨论了两次，广泛地吸收了各方而的意见”。^[6]在反复讨论、充分协商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就人民民主统一战线问题，新民主主义总纲问题，新民主主义政权制度、军事制度、经济政策、文化政策、民族政策和外交政策等问题取得了共识。9月5日，形成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9月17日，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基木通过了共同纲领。共同纲领的产生过程表明，它是多党派真诚合作、民主协商的产物。由于广泛参与了共同纲领的制定，充分感受了当家作主的喜悦，各民主党派对共同纲领和新中国的政治认同度非常高。

（二）通过利益泞向来培育民主党派的政治认同

 所谓利益导向模式，即我认同因为对我有利，就是通过满足其他政治主体的利益需要而培育政治认同。人的行动具有目的性，每个有理性的人“都自在地作为目的而实存着，他不单纯是这个或那个意志所随意使用的工具。在他的一切行动中，不论对于自己还是对于其他有理性的东西，在任何时候都必须被当作目的。”^[7]主体的这种目的性主要是追求自身的合理利益。马克思说过一句名言：“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8]奥尔森在分析集体行动的逻辑时也认为，集体行动的逻辑是山理性、寻找自我利益的个体、集体规模大小与成员获得利益的特点有机结合形成的；人都是理性的，寻找个人利益的，这是集体组织思想的一种，可以此透析集体行动，做出自己的判。许多非市场集体(如工会、国家、阶级与各种压力集团)的成员都是依据这样的集体行动逻辑行事的，都理性地寻求自我利益。由此可见，无论是对个体而言还是对群体而言，政治行为最根木的驭动力都是对利益的追求。人们之所以认同一个政治共同体，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能够保障其利益。

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就一直强调，对于中间势力，要“尊重他们的利益”在革命统一战线中，中共要实现自己的领导权，一个重要条件是“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对被领导者给以政治教育。”^[9]在制定共同纲领时，中国共产党继续坚持了这一思想，保障了各民主党派的核心利益。这主要体现在二个方而。第一，在政治方而，共同纲领确立了各民主党派在新中国的政治地位。共同纲领在《序言》部分规定：“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在具体政治过程中，无论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法院等部门，都有很多民主党派成员担任不同职务。比如，李济深、张澜等当选为新中国副主席；何香凝、沈钧儒、马叙伦、黄炎培、蔡廷楷、司徒美堂等当选为中央委员；在政务院各部门，民主党派的人数更多。由于各民主党派的核心利益得到了保障，因而他们对于新中国表现出很高的政治认同。

三、加强政治认同的意义

首先，政治认同是民族国家构建的核心环节。“国家权力与占有一块领土地并有着许多共同点(历史、文化、语言)的民族的概念合并到了一起。这就是民族国家，一个民族和政府结构(国家)的结合体。” ^[9]由此可见，国家认同与政权统一是一个民族国家的构建起点。而政治认同则是国家认同的核心。

第二，政治认同是政党执政合法性的主要来源。政治合法性对于一个政府的统治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斯·韦伯认为，“没有任何一种统治自愿地满足于仅仅以物质的动机或者仅仅以情绪的动机，或者仅仅以价值合乎理性的动机，作为其继续存在的机会。毋宁说，任何统治都企图唤起并维持对它的‘合法性’的信仰。”戴维·伊斯顿也认为，一个合法性信仰对于维持支持来说是必不可少的。“现在的合法性意指人们内心的一种态度，这种态度认为政府的统治是合法的和公正的。因此，即使我们对政府并没有干什么特别的好感，我们通常也要服从它。”^[11]由此可见，合法性其实就是政治认同。

第三，政治认同是顺利实现社会转型的基本前提。转型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特殊时期，也是常规历史进程中具有质变意义的阶段。转型社会给人们带来的不仅是社会关系、利益关系的调整，不仅仅是人的各种社会角色的不断换位，而且是人们的各种思想观念和价值符号发生激烈碰撞的时期。国家建构过程其实也就是从旧政权向新政权的转型过程，实现这种转变的前提是获得足够的认同。

第四，政治认同是国家稳定发展的前提。国家的稳定发展依赖于良好的秩序。英国社会学家科亨把秩序概括为社会的可控性、社会生活的稳定性、行为的互动性和社会活动的可预见性，“秩序是各种行为规范的实践过程，即行为活动对社会规范的贯彻、实施和维护过程，因而是制度化和规范化了的社会过程和社会结构。”^[12]政治认同是维护秩序的基础。一个政治共同体只有获得广泛认同，才能降低或节约统治成本，进而促进社会稳定发展。

以上论述说明，在中国执政党必须加强对各民主党派的执政理念的宣示，以赢得他们的广泛认同，而民主党派必须从各个方面认真审视执政党在各个历史时期尤其是当下的执政理念，从而增进认同。总之，在中国，执政党与民主党派甘苦与共，风雨同舟，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历史和现实的顺利运行，不出或少出错误。

参考文献

[1] 金燕.近代中国的国家形象与国家认同[C]近代中国研究集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127.

[2][美]塞缪尔·P.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 .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 :134.

[3][美]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中国:会科学出版社,1988.231.

[4]陈家刚.协商民主引论[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4.3.

[5]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第2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1998.948.

[6]周恩来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366.

[7][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M]苗力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80.

[8]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187.

[9]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273.

[10][11][美]迈克尔·罗斯金，罗伯特·科德等.政治科学[M].林震，土锋，范贤睿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32,5.

[12]引自邢建国.秩序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5.

（作者：民进宁波市委会 钱志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