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陈礼节曾在解放前赴台湾接收过台湾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台大医院的友人林吉崇先生来杭，谈及该院第一会议室中悬挂有历任院长的油画肖像，但尚缺家父陈礼节院长的肖像画。家母厉矞华便将父亲的照片交给林吉崇先生，林先生又将照片转交给台大医院，由院方制作成油画肖像，悬挂于该院第一会议室中。自此，我心中就有一个愿望，想去台大医院瞻仰家父的肖像。

今年5月中旬我和妻子去台旅游，并将于5月19至20日在台北。我想这是我实现瞻仰家父肖像愿望的大好机会，便当即与曾来杭州参加父亲百年诞辰的台大医院前院长杨思标老先生联系，杨老先生就指派景福基金会的秘书黄秀丽小姐协助与台大医院联系。黄小姐于5月14日发来邮件，谈及台大医院同意于5月19日上午10时30分接待我们，并可去医院第一会议室父亲肖像前拍照。

得到这一信息后，我们夫妻非常高兴！但要实现这一愿望仍有较大困难，由于行程的关系，我们5月18日在台湾中部的埔里，要在次日早上的10时30分到达台大医院，时间十分紧迫。为此，我们在18日就定好了计程车。19日上午 10时15分，计程车准时把我们送达台大医院。

在台大医院大厅我们与早在那里等候的医院公关部的钟旻园小姐顺利会合，钟小姐先带我们参观了新大楼大厅。10时30分，钟小姐引领我们来到了有专人管理的第一会议室。一进门，只见气氛庄严肃穆，两边墙上悬挂着历任院长和对医院有较大贡献的人士的肖像，家父的肖像挂在最前边。台大医院林明灿副院长接待了我们，并向我们赠送了纪念品，我们也向林副院长回赠了纪念品，并将纪念母亲的画册赠予台大医院。接着我们与林副院长一起在父亲画像前与台大医院标志前合影留念并进行了亲切交谈。随后，钟小姐引领我们参观了父亲曾工作过的，保存完好的台大医院老楼，并在那儿拍照留念。

我们从台湾回来的路上，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脑子里不断浮现出家父的音容笑貌，心中渐渐回想起家父的许多往事。

勤奋好学热爱祖国

1906年2月18日，家父陈礼节出生在湖北汉阳蔡甸镇一个穷苦裁缝的家庭里。他天智聪慧、勤奋好学，初中毕业时，以名列榜首的优异成绩，获庚子赔款奖学金，由汉口同文书院保送赴日留学，先期在日本第一高等学校就读，毕业后考入京都帝国大学攻读医学。

 家父热爱祖国，思想进步，当留学生中的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生被捕时，他四处奔走，多方设法营救。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出于强烈的民族自尊感，毅然辞谢了京都帝大真下教授希望他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挽留，在日本友人的帮助下，经香港回国，报效祖国。

因家父医术精湛，学识渊博，自1938年起，历任西北联合大学医学院教授、福建省立医学院教授等，从事医疗与医学教育工作，并撰写了著名的医学专著《传染病学》，成为当时医学院的教材。在西北联合大学任教时，他与留学日本九州大学医学院毕业归国的家母厉矞华相识、相知并结为伉俪，从此一起从事医学事业与社会工作。

前往台湾接收医院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台湾重归祖国怀抱，全国人民欢欣鼓舞。台湾光复后，由原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担任台湾省行政长官。同年底，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邀父亲去台湾任台湾大学医学院教授，接收台湾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父亲接到通知后，即到台大医院进行接收工作，最初兼任附属第二医院院长。母亲也于一个月后携幼年的我和姐姐奔赴台湾，与父亲团聚，并任台湾师范学院生物系教授。该医院规模很大，原是日本的赤十字医院，医师、护士、总务全为台湾籍人。家父从日本人手中接收，造册清理后，移交给台湾省卫生处。其后家父又奉令兼台大第一医院院长，这是一座有800张床位、各科俱全、规模宏伟的医院，各科主任均为台湾名医。这家医院在美国飞机轰炸后，大部分建筑被毁。家父报告行政长官请求拨款修复，得到批准后，团结院内所有人员共同努力，整顿被战火破坏的各种医疗设备，制定各项制度。在职两年多，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地把所有财物造册上报行政公署，把一座被战争破坏的医院整修一新。短时间又奉令兼任台大热带病研究所代所长和结核病研究所所长。

在当时险恶的形势下，接收工作十分艰难，虽然台湾民众对强行霸占台湾50年的日本鬼子刻骨仇恨，但对大陆来的接收人员存有“戒备之心”。家父行事毫无门阀之见，高风亮节，在他组建的“接收内阁”中，无论是掌握财权的财务要员，还是享有特权的缉查人员，多用当地台湾人，在他的领导下，接收清理队通宵达旦地工作，认真查账理财，不分巨细，一笔不漏，仔细造册，涓涓归公。台湾行政公署对家父兢兢业业的工作态度、廉洁正派的工作作风大加赞赏，夸他为“接收大员”的楷模。

正当家父为台大附属医院设计新的蓝图时，因台湾民众不满国民党某些接收大员大势敛财，大搞腐败，爆发了“二•二八”起义。由于父亲在接收工作中的优秀表现，在事件中，附属医院的职工自发保护我家的住宅，使我们平安的渡过了这次风波。蒋介石借此事件排除异已，解除了台湾省主席陈仪的职务。父母因不愿卷入派系斗争，不得不中断台湾的事业，告别了美丽的宝岛，回到母亲的故乡——杭州。

保护医院和医疗用品

1948年夏，父亲两袖清风携全家来到杭州，人们不敢相信两位院长教授之家竟为找栖身之地而犯难，说：“人家都争着去台湾发财，你们台湾回来后竟连房子都租不起，真不可思议！”父亲笑而回答：“人各有志，古话说得好，‘我以不贪为宝’，我就是要做这种人！”父亲即被浙江医学院聘任为教授，兼任省立杭州医院院长（现浙江省中医院）。母亲也同时聘任为省立杭州医院小儿科主任兼浙江医学院教授。他们非常关心时局，经常在夜深人静时收听新华社播发的消息，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使他们逐渐认识到，只有依靠中国共产党，国家和民族的前途才有希望。

1949年4月初，家父接到国民党浙江省政府卫生处处长的电话命令：马上将医院迁往舟山。他知道杭州快解放了，在这关键时刻，家父毅然决定留在大陆，迎接解放。他一面对伪卫生处长处长的命令拖延不办，一面动员医院职工安心工作，严防敌特破坏，保护医院。由于家父和大家的努力，医院人员和医疗仪器设备、药品物资都没有散失。其时，国民党决定溃逃时炸毁藏在红楼的由美国善后救济总署留下的大批药品、医疗器械和物资（其中有布匹、纱布、毛毯、棉花等）。父母亲知道后非常着急，情急之下，终于想出了“劫”物品的主意和办法。他们暗暗组织了医院的同仁，借了一辆大卡车，悄悄来到红楼，他们不顾散兵游勇、特务和流氓的跟踪和骚扰，指挥医院职工将183箱医疗用品秘密运到杭州医院仓库掩藏。当时有人劝父母亲拿些回家，他们坚决回绝。

1949年5月3日，家父所在省立杭州医院以全部人员和完整物资迎接解放。他亲眼看见解放军的严肃优良的纪律、艰苦朴素的作风，老老实实的态度和忘我无私的精神，非常感动。这些事情都是新的、空前的，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这一切都表明了旧中国的死亡和新中国的诞生，家父认识到共产党的伟大。父母亲四处忙碌，组织医院工作人员，用千方百计保存下来的完整的医院，和所有“劫”来的贵重药品和医疗器械，及时地抢救和治疗解放军的伤病员。

参政议政建功立业

1950年后，家父先后被人民政府任命为杭州市卫生局副局长、局长，中国红十字会杭州分会会长。抗美援朝战争发生时，他积极组织医疗手术队赴朝鲜参加救护工作，著名外科医师黄德赡、李天助、朱焱、周朗生等“民进之友”踊跃参战，在朝鲜战场出生入死，抢救伤员，立下功勋。

1951年4月，家父经周建人、许广平介绍参加中国民主促进会，成为浙江民进的首批会员，并接受了筹建浙江民进组织的重托。他坚持发展会员的原则，成员必须是既要求进步，又要有影响力的代表性人物，宁精勿滥。当时吸收的会员均是医药卫生界、科技教育界的知名人士、专家教授。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时任杭州市卫生局局长的他号召民进会员和所联系的知识分子积极参加抗美援朝手术医疗队，在医疗队回国后，经过战火洗礼的“民进之友”，经家父等人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民主促进会。由于家父卓有成效的组织，和他长期从事医学和公共卫生的研究，有深厚的基础理论和丰富的临床经验，盛誉医学界的人格魅力，民进会员中拥有众多医卫界精英成了浙江民进成员的一大特色。他历任民进第四届、第五届、第六届中央委员、常务委员，杭州市委员会主委，浙江省筹委会副主委、主委，浙江省委员会主委。

1955年，家父当选为杭州市政府副市长，分管文教卫生等工作。在党的领导下，他为发展人民的教育医疗卫生事业、防病治病工作和爱国卫生运动，作出了极大的努力，沥尽心血，成绩卓著。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杭州，垃圾成山，蚊蝇成群。为改变杭城环境肮脏，疾病流行的局面，推动杭城爱国卫生运动的蓬勃开展，他组织成立了杭州市

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自己兼任主任。他创造了用消灭蚊蝇孳生地来控制害虫生长的有效办法；他早出晚归，经常与居民群众一起参加卫生劳动，清扫路面和公共设施；同时深入街道、居民区、环卫处检查卫生，调查研究，听取各方面的反映。多少大街小巷留下了他的足迹，

多少居民大妈听到过他宣传卫生工作的声音。他还指导有关部门，给所有的窨井装上类似“纱窗”的水泥装置，使污水能流入，蚊子却出不来；他还教人们用加药烟熏的办法消灭“四害”。几年之后，杭城的卫生面貌大大改观，夏天可以不用蚊帐就安然入睡，有效的控制了传染病的流行，市民讲卫生蔚然成风。1958年1月5日，毛泽东主席突然视察了杭州小营巷，对杭城整洁有序的卫生状况倍加赞扬，杭州获得了全国卫生先进城市的称号，与他的辛勤而有效的工作是分不开的。

家父热心于社会政治活动和学术活动。他曾先后当选为杭州市历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二届、第三届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浙江省第一、第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第三届、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并历任中华医学会全国理事会理事，浙江分会名誉会长，杭州市分会会长；杭州市红十字会会长等职。

家父怀念在台湾的同事、朋友，再三呼吁海峡两岸的同胞互相往来，进行学术交流。为祖国统一大业贡献力量。他写的《回忆在台湾大学的日子里》一文，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新华社播发后，在海外激起强烈的反响，父亲的学生们纷纷来信，表达他们和广大台湾同胞渴望统一祖国的愿望。

在“文革”十年动乱中，家父被扣上了“牛鬼蛇神”的帽子，成了“专政对象”，遭受迫害，身心受到严重摧残，甚至被折断了好几根肋骨。在那乌云乱翻的日子里，他没有屈服于“四人帮”的淫威，仍坚信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热爱祖国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立场，并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仍然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有益的贡献。

“四人帮”粉碎后，家父衷心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对党的农村政策、知识分子政策和统一战线政策，更有深切的认识和体会，深感这是国家实现四化的重要保证。他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团结省、市民进成员，自觉地接受共产党的领导，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为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党和政府给他落实了政策，他历任了全国政协第五届委员会委员、浙江省四、五届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顾问、民进浙江省委会主委，浙江省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杭州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席、名誉主席等职。他在担任省、市科协领导职务期间，又致力于开展科学技术工作。他曾经满怀信心地说：“科学技术工作的春天到来了，我虽已年过古稀，但要以自己的有生之年，加倍努力，把科协这个联系党和科技人员的纽带进一步搞好，促使早出人才，多出成果。”  

与党同心忠贞不渝

家父长期以来跟随中国共产党，热爱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党合作共事。早在1960年，他就递交了入党申请报告，并坚定地表示：“作为一个不为私利，完全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不顾身的共产党员，是极其光荣而崇高的。我决心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贡献我的全部力量。”并多次向党表达了要把自己的生命献给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的信念和愿望。他十分重视学习，从不放松对自己的思想改造。即使在十年内乱身心遭受严重摧残迫害的情况下，他仍对党忠贞不渝。1984年3月20日，家父的愿望终于得以实现，党组织批准他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由于家父长年辛勤而紧张的工作，且遭受了“四人帮”的迫害的摧残，他的身体受到了严重的伤害，在病重期间，他仍十分关心国家大事，念念不忘统一战线工作、人民政协工作和民主党派工作。对经济建设事业的繁荣发展、统一战线的进一步巩固、扩大，他十分高兴。他还盼望着自己能够恢复健康，为党再做一些工作，体现了“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可贵精神，表达了一个爱国知识分子、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度责任感和事业心。在生命垂危时，他嘱咐母亲，死后将遗体捐赠医学研究，不开追悼会，丧事从简。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高尚的思想情操和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精神。家母按照家父的遗愿，将他的遗体捐给浙江医科大学解剖、研究。

在家父病重期间和1984年7月1日因心脏病逝世以后，当时省、市主要领导王芳、铁瑛、李丰平、厉德馨、王家扬、陈安羽多次前往看望并向我们家属表示了深切的慰问。浙江省委、省政府对他作出高度评价：陈礼节同志是一个优秀知识分子的代表，他从一个爱国主义者成长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他的逝世是革命事业的一个损失。他那种爱国、爱党的热忱、对社会主义事业忠贞不渝的坚定信念，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和崇高的思想品质永远铭记在我们的心中，激励着我们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勇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