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进中央老一辈领导人
我加入民进，至今已三十余载。以下我谈点体会，一是我对民进组织的思想认识；二是代表民进参加政协工作的体会；三是担任浙江民进主委期间的一件难忘事。
一
我毕业分配到杭州，在浙二医院开始组建神经科，在杭州也是比较早的。“文革”时，我实际上不大过问政治，有时间就偷偷去图书馆，他们说我是走白专道路。那时我经常参加会诊，省里领导的保健工作也叫我参加。当时陈励云是浙江省军代表，偷偷在杭州搞“七O四”工程，后来才知晓，这是林彪准备在北京政变不成时到江南来，与党中央分庭对峙的基地之一。筹建工作中，包括要建立一个医疗班子提供保健服务，我不幸被列入名单。他当时是省里领导，经常以看病为名对我们进行考察，差不多一两个礼拜叫我们去一次，有时半夜里也被叫去，其中最常被点到的四人中有三人是医大的。陈励云为了逃避去北京，把我们叫去，让我们为他出一病假证明。后来才知道林彪在中央已经暴露，杭州的工程要加快速度。当时，我们并不知内幕，也不知其目的，因为实际上他没有什么大毛病，证明上的疾病诊断写得模糊，上不了杠，接连3、4次，他看了都不满意，最后他自己起草了一份证明，硬要我们签名，这个形势下当然不签不行。林彪事发后，在揭发陈励云的材料中，就有说开假病证明，我们被分别勒令写材料交待这事。我们医大的三人性格差不多，都比较正直，交代的事实大概都差不多。加之，平时我们并不因他是省内第一把手，有什么出格的要求或有什么向上爬的意图，后来就过关了，没有把我们算是上了贼船。事情过去了，我自己总结了一下，不管是做医生还是做人，实事求是最要紧，不能贪。我以前自以为不管政治，但这次被卷入政治事件中给我教训很深，体会到政治是避不掉的，到时候政治会“找”你的，怕也没用。
文革结束以后，当时整个国家经济面临崩溃边缘，社会没有了准则，思想很混乱，特别是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家里夫妻都是两派斗争，你死我活的样子，这个乱摊子怎么办呢？我当时对国家的前程很是担忧，没有什么信心。文革时期各民主党派都停止了活动，结束后活动恢复了，要发展人员，在这个情况下,李天助同志找我谈话，想发展我入民进。开始我对党派方面没有了解，说再考虑考虑。民进中央一次表彰先进的会议改变了我的想法。当时我没去参加，但听了会议传达，看了会议材料后，触动很大。我们民进是以教育界为主的，特别是民进中有不少像霍懋征这样的特级、高级教师，虽然在文革中受到很大冲击，被学生打的骂的满地爬的都有，但是文革结束恢复教育以后，这些老师并无怨气，立即投入工作，照样坚持上课，满腔热情关心学生，对困难或问题学生进行家访帮助，做了很多工作，使得学校的秩序很快走上正轨。这些典型事迹，让我看到了中国光明的一面，在国家最困难的时候，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依然兢兢业业为国出力，使我对民进有了初步的认识。加之身边的民进人，像骨科专家李天助，解放前义无返顾地站出来为受到迫害的于子山烈士说话，是很勇敢正直的一个人。当时省委会机关里的吴畏、邱镕钧等同志，待人热情、关心体贴，为了发展我，他们几次到我家里来跟我谈话。看到周围那么些优秀人才，我感到民进组织中有着一批忧国忧民的精英分子，谦虚谨慎，互相关心，感觉这个组织很温暖。1980年我加入了民进，成为民进的一分子。
二
政协是社会各界别的代表对国是进行民主协商的机构，我曾代表民进被推为省政协委员，1985年，被选为副主席，当时是年纪最轻的，对政协也不太了解，都说政协就是举举手而已。早期，政协以学习为主，后来逐步转到政治协商、参政议政上来。我觉得政协还是有好多工作可做。当时我分管文卫体这一摊，浙江省图书馆得以重建，我们政协是起了推动作用的。浙江图书馆是个老图书馆，解放前就有了，国内还有点名气，原来在大学路，小的要命，急需扩大。上届政协呼吁过，但都没有能引起有关领导的重视。经研究，我们组织了委员对省图书馆进行考察，还邀请了报社记者参加。我们看到老馆实在太小，好多新书上不了架，老书更没地方放，结果租了个菜场仓库放书，那地方是水泥地又不通风，多好的书就摊在地上，烂掉都没人知道，老同志看了心痛不已，甚至有流泪的。记者拍了照片，报纸也报道了。这次呼吁应该是起了点刺激作用，引起了有关领导的注意或重视，加之图书馆的不懈努力，在我们这届，终于同意立项重建省图书馆。当新图书馆开张时馆长还专门请我们政协去，他们认为新馆能重建，我们政协的呼吁还是起了作用。
再一件事是和医卫有关的。那时报纸上反映好多卫生院不务正业，为了赚钱，把病房当旅馆，不好好看病，反响很大。我们组织人员去横河卫生院调查，那里刚新造了病房，楼下是门诊，楼上是病房，造了病房以后就当旅馆用，护士去城站拉客。调查时，院长承认这一事实且表示是出于无奈。因为实际住院的人很少，收入微薄，为能维持门诊部的运转，才不得已出此下策。我们听后很是意外，经了解，才知道卫生院是没有经费下拨的，因周围有大医院，来卫生院就诊的病人很少，收入自然不足，但卫生院还要承担本区域内防疫预防等工作，要维持门诊和预防工作，只能把病房做旅馆，否则门诊开不出来，护士医生工资也发不出，防疫工作也没法做。这个事情对我们触动很大。就全国而言，本来我国一些传染病已经绝迹了，却又重新死灰复燃，这和当时只重视医疗不重视预防的状况有关系。卫生院承担着基层的医疗和预防工作，很重要，但都没有必要的经费，更得不到社会的理解，我们认为有责任让领导知道卫生院艰难的生存现状。其实这是全国的一个普遍现象，卫生部门也很重视，特别在非典后，国家政策有了根本调整，情况慢慢好起来了。当时文革后不久，很多被破坏的要重建起来，现在，国家建设日益发展，各种制度也不断完善，对政协的要求也提高了，我们的参政议政水平也要不断提高，我们提出来呼吁一下，拾遗补缺，推动一下，的确可以起点作用。
省政协多次扶贫的调查使我们看到我省贫困地区缺医少药十分严重，因此，1993年发起组织以政协委员中医务人员为主的扶贫医疗队，首次去云和进行义诊。结果反响强烈，其他地方纷纷要求，于是就成了常规。每年组织一次，轮流到各贫困地区义诊。我每次基本上都下去，除了看病外，还进行讲座，得到了老百姓的欢迎。
三
再谈谈1997年开始做主委后的事。当年我是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接任的。当时党派机关经费少得可怜，机关试着办企业搞增收，但因没有经验，我们民进机关陷入一场债务官司，被人家告了，法院判下来，把我们的部分办公用房和汽车都封起来，经费被冻结，统战部出面也不管用。这样一来，机关人心不稳，都说民进要破产了，工作也没了情绪。这事怎么办？会中央、统战部都帮我们想办法。我们连续开了好几次常委会，首先明确这事在当时来说出发点是好的，不要追究责任，不要埋怨，应该大家同心合力来想法渡过难关，把大家情绪稳定下来。
说也凑巧，当时有一位同志，原先一直在北京工作，也是民进会员。经介绍，他要求来我们浙江省委会机关工作。当时机关里议论很大，原本经费不足，多一个人，又增加开支，反对者不少。该同志以前办过企业，我跟他说了机关办企业打官司的麻烦事，他表示有办法解决。记得正当我们在北京开中央全会，省委会常委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中央委员，就在北京约见他，集体谈了一次，他当场答应为此事努力，我们也同意他进省委会。大概有1-2年时间，他把这笔债务进行了核查和交涉，实际上该由我们负责的很少，对方见碰到对手，也软了。封存的东西解封了，整个危机得到了缓解。我认为当时各个党派、各个学校、机关都在搞创收，这也是当时社会上的一个潮流。办公司的愿望是为了民进好，希望机关有点创收补贴经费，但实际上办企业没那么容易，多数办不好，这不能说是谁的错，我不想去追究谁的责任。在我认为，干部还是要以团结为重，相互谅解、包容就好。人心安了，日常工作也稳定了下来。
（整理：黄慧群）
